一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几乎与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军事上也号称世界列强之一，但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发达的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结构中不仅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而且还保留着农奴制的残余，小农占有总人口的67%，愚昧落后和专制主义积习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苏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进发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党和苏维埃政府为探求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和措施。但从整个历程来看，其主要的理论和实践体现在以“直接过渡”为特征，后来被斯大林继承并发展的“战时共产主义”，和被列宁最后肯定了的“迂回过渡”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是在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制定党纲时正式提出的，其基本特征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直接权力，力图构建一个完全排斥商品市场实行国家垄断制的产品经济体制。应当肯定，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它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对保证战争的胜利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践过程中，更把它当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途径。他们试图把“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联系起来，想凭借国家的权力在全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列宁也认为这是一种“不必经过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①]的过渡办法。但“直接过渡”脱离了俄国的国情，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结果导致苏俄在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后，又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便是这一危机的集中反映。严酷的现实逼使列宁不得不重新寻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途径。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停止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途径是根本区别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它不象“战时共产主义”那样用正面“冲击”的办法。在最短时间内“直接摧毁旧社会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经济制度”[②]，而是在保证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暂时容忍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通过掌握并利用它们来发展商品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从落后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适应了最广大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要求，它实质上是农民国家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特殊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是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其中社会主义经济已居主导地位，但小农经济还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这条道路的终点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最终确立。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俄国”[③]“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活动发展的新时期。”[④]
    可惜的是列宁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探索就过早地逝世了，当时党内的大多数同志也未能充分地认识到新经济政策的伟大战略意义，仅仅把它看成为是战胜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暂时的退却”，是“准略力量，以便向资本主义展开新的进攻”。[⑤]因此，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那种想通过“直接行动”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占据了党内的统治地位。斯大林在积极推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国家工业化同时，急剧地开始了所有制方面的变革。在工业方面，停止租让制合同，排挤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劳动，打击和取缔“耐普曼”（即新经济政策狂热爱好者）；在农业方面，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消灭富农政策，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推行全盘集体化。总之，苏联通过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私人贸易、商品生产一概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放进了历史陈列馆。可这样说，斯大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战时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演。
    与苏联相比，中国向社会主义主义过渡的起点更低，中国不是从资本主义的那一端出发，向社会主义进发的，而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的。尽管两国国情不尽相同，过渡的起点也不一样，但两国在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许多十分相似的地方。而且毫无疑问，苏联两种类型的过渡理论和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人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二
    过去，我们的研究往往只考虑到斯大林过渡道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影响，而忽视新经济政策对我党的启迪作用。其实，新经济政策所反映的“迂回过渡”思想及其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国家来解决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它在过渡问题上的一些思想，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过渡理论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认为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不能走直接过渡的道路。
    列宁在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转变之后，对直接过渡和间接过渡的问题作出了反思，认为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多数、经济文化又相对落后的俄国，必须“以另一种速度，通过另一些途径，用‘新的迂回的方法’实行整个过渡”[⑥]，而这“还需要整整一个时代”[⑦]。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明确：中国革命不是一般民主革命，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后建立的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但以社会主义为其发展前途。按照毛泽东的构想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他曾经指出，人民共和国必须经过“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行私营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很远的将来”，只有“在中国经济事业和文化大为兴盛之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才“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⑧]为此，他的建国初期曾多次说服和制止一些同志试图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立即跨入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使党内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刘少奇还专门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告：“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⑨]
    第二，两者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作为党的首要任务。
    苏俄转入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一再强调，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不是立即按社会主义原则直接改组整个社会，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他多次告诫全党“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⑩]因为“建立社会主义真正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11）。毛泽东之所以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也是因为有着同样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有着客观的物质基础，“新民主主义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业”（12），社会主义共和国应当“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13），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还有百分之九十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距离“工业先进国家”的水平无疑还很远，因此需要通过一个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改变落后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确立创造坚实的物质条件。为此，我党内早在“七大”就大体勾画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准备花若干年时间，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建国后，党始终把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任务，指出：“为了发展和改造我国的农业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否则就不能生产新式农具和其它农业机器，不能生产大量的化学肥料，因而农业生产就不能迅速增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彻底胜利。”（14）这实际上抓住了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
    第三，两者都主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新经济政策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苏俄在经济建设中可以利用旧的经济结构和形式，使它们在国家的“调节”下，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无产阶级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方法和方式。”（15）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就包含了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经济成分，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16）建国初期，我国执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制，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当时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中国要象西欧那样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但要禁止资本主义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很不明智，因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为此，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7）在毛泽东看来，“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18）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不能不使人想起列宁关于俄国苦于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够，和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是幸福的着名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