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新经济政策一样，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形式。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19）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0）。1955年春，他还专门指示李维汉率领统战部和国家计委有关人员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进行调研，从而为我国顺利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虽然，我党的这些理论思想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独立地完成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理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启发。早在1943年11月的延安，毛泽东就根据列宁新经济时期关于合作社的观点指出，摧毁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使农民免于永远的穷苦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1）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口头报告，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22）来说明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用经济政策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当时的各项政策，在谈到新民主义国家为什么要与资产阶级结盟时，他指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23）他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也是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联系着的”“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24）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到了“八大”以后，毛泽东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让“地下公司”地上化、合法，认为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25）除毛泽东之外，当时党内其他一些同志，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等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引用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项政策，刘少奇就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这就是列宁在苏联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26）总之，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一些思想对我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三
    由于苏联最终是通过斯大林的过渡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二次大战以后，这一“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在刚刚诞生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推广，使得我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是在我国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后期，显得尤为明显。
    （一）把我国的过渡时期界定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采取了直接过渡的办法。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固定用语。采用这一提法意在说明：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要在其它经济成分发展的同时，逐步地确立起它的主体地位，是最终达到战胜资本主义的目的，而不是一举彻底地消灭其它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从1955年夏季以后，毛泽东放弃使用这一用语，改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他在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作的序言中说：“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于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27）这一提法随即就成为了全党各级的统一用语。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虽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但却不是资本主义；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不是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因此，中国的过渡时期只能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强调“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就把当时存在着的多种经济成分简单地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把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以外的其它一切经济形式，统统划归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畴，从而在强调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把国家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甚至自留地一律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铲除，人为地造成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立。毛泽东在过渡起点问题上提法的变化，表明党中央首先是毛泽东象当年斯大林那样开始走上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道路。
    （二）、把过渡时期的工作重心片面地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以生产建设为工作中心，把完成国家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的转变作为进入社会主义的前提。总路线提出工业化和改造可以并举，但也以工业化为主。社会主义改造处于服从地位，为工业化服务。无疑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不仅是要将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而且还要将非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贯彻总路线的实际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轨道，开始片面地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意义和作用，提出“总路线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28），“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29）毛泽东并且认为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能解决工业化问题。他在解释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时说：“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办法解决了，我们也只能用这个方法。”（30），既然，苏联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解决了工业化问题，那么，中国也可以按照苏联的经验，通过迅速地解决所有制问题，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初衷，但它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总战线提出时建设和改造并举的正确方针。
    （三）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急躁冒进，盲目求纯。
    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党在制定总路线时还是较谨慎的，准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毛泽东的规划，至少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还不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时间）。但是到了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改变了他过去的设想，突然对党内“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保守主义观点了进行了批判，渐进的过程变成了雷厉风行的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首先掀起的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在这一高潮中主观意愿被层层放大，不少地方出现了违背自愿互利的原则，将土地、牲畜、大农具无偿上交归公，农民跳跃式地进入了农业高级合作社。据统计，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民由1955年下半年的14%跃升到96.3%加入高级社的农户也由4%发展到87.8%。在农业合作社高潮的推动下，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也以无比迅速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原先预计至少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不到4年就完成了，而且主要是通过1955年下半年后的群众运动来推动实现的。这些情况与当年的斯大林通过政治强力，在苏联推行全盘集体化是十分相似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斯大林过渡道路对我国过渡时期理论的实践影响。虽然，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的步骤、方式和方法与当年的苏联有所区别，但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和速度几乎与当年的苏联相同，过渡后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明显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国民经济中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和集体所有制，并以不断实现全民所有制为最终目标；经济管理体制以高度集中、行政调节为主；取消市场，实行粮棉油等重要农业产品的统购统销；在分配领域中，执行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并趋向配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
    四
    综观以上，我们认为我党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理论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相似，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主要是在1955年夏后），则逐渐地向以“战时共产主义”为背景内容的斯大林过渡道路靠拢。
    就理论本身而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经济政策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两者都在对落后国家的国情作出科学分析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但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在过渡问题上的思考要比苏俄新经济政策更有准备、更有理论预见性。新经济政策起初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正面冲击资本主义受到挫折后所采取的一项“退却”措施，尽管列宁最后通过它找到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但在当时却没有能够形成全党的共识，这也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宣告中断新经济政策，转而采用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性质的办法进行直接过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早在四十年代初已经基本形成，以后又经过了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全党形成了统一的思想认识。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它的胎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了它自身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点，因此，即使是在过渡时期的后期快速地向斯大林模式靠拢时，仍然在许多方面保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体现了建设和改造并举的策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我国没有采取苏联那种简单没收的政策，而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形式，创造性地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办法，最终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遵循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通过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到高级农业合作社会逐步过渡，避免了苏联当年“暴力”剥夺小农、集体农庄一步到位的错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和人的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等等。正如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目标模式方面虽然还是以苏联为榜样，在具体道路上却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济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31）应该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全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急切愿望，其执行之初的方针、政策也是比较科学可行的。问题在于“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32）以及在目标模式上越来越向斯大林模式靠拢。产生这样的发展倾向，除了客观上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缺乏建设经验，同时还面对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政策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峻环境，需要苏联的经验和帮助等原因外，主要的在我党在主观认识方面产生了偏差。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被提上日程，毛泽东等中央一些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目标设想越来越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设想，逐渐地离开了本国的国情，放弃或部分放弃了原先经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转而采用斯大林式的过渡道路，把斯大林模式视之为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用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过渡学说来解释中国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1953年中央批准制发的《关于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就较多地引用了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些理论观点，把过渡时期看作为“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时期”（33），这样就人为地夸大了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其它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仍有积极作用的这一具体实际。再加上我们自己在革命战争胜利后渴求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满腔热情和急切愿望，以及长期战争环境所形成的高度集中和军事化传统的影响，其结果必然是通过“革命的方式”，用一连串地变革生产关系的方法来提前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恩格斯指出：“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过程得出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34）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具体国情来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否则就会犯一系列的错误。中苏两国在过渡时期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科学的论断。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阶段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源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扎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又受到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启发，因而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它对当时乃至今后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过渡时期的后期，由于我们囿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忽视了具体的国情，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则给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下了许多的消极因素。
    注释：
    ①②③④《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1页，245页、175页、337页⑤《苏共布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54年版，第340页⑥（11）《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2页、301页⑦（24）《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4页、84页⑨（26）《刘少奇选集》上册，第435、428页⑩（15）《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525页（18）（19）（20）（23）（27）（2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99页、88页、98页、197页、218页、119页、181～182页（12）（16）（17）（21）《毛泽东选集》，第239页（13）《毛泽东选集》合计本，第636页、1325页、961～962页、931页（1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9页
    （22）（25）《党的文献》，93年第6期第20页，88年第6期第29页（29）《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第705页
    （31）胡绳《中国共党七十年》91年版，第336页（3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第12条（33）详参《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41～42页，59～60页（34）《马克思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