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又叫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1919年5月4日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个是文学革命运动，一个是思想启蒙运动，后二者从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算起，距今已有82年。作为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至今尚未受到什么非议，作为文学革命运动，也已由它的实绩来证实它的无可争辩性，唯有作为一次破天荒的思想启蒙运动，经常受到一些人的诟病，说法虽有不同，但都可归入“五四全盘反传统”论。当然，也有人把它和“文革”相提并论，甚至把五四时期的反孔和“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完全等同起来。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我在1991年曾写过一篇《“五四全盘反传统”辩》谈了自己的看法，现在看来，还有必要进一步弄个水落石出。
    在五四时期就出现过一些儒家学派（不是封建复古派）主张发扬儒家思想，保存中国传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儒学”，这一学派的思想理论，一直绵延到今天。他们做了很多细致的研究工作，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成就，本文对此不持异议。笔者所不能同意的是那种夸大五四运动的缺点，并把它无限引申的做法，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的伟大功绩，因此不得不进行争鸣。
    一
    早在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就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借助古代希腊文化中的现实主义文艺和唯物主义哲学来摆脱中世纪的封建桎梏，建立起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人文主义，也就是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因此，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到了18世纪，欧洲各国先后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提出资产阶级的“理性原则”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批判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铺平道路。
    启蒙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中进行的。在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的核心是“理性”，它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的那样：启蒙运动者们“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他们要把过去一切不合“理性”的东西统统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重建一个符合“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的理性王国。启蒙思想家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制度。当然，他们所宣扬的理性王国只能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
    正当西欧各国摆脱了中世纪封建势力的束缚，走向现代文明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统治仍然十分牢固。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思想具有特别漫长的历史，在中国就很难出现西欧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
    中国的封建统治是建立在分散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以家长制为核心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这种异常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数量极大、经济细胞极小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统一，就使得封建统治异常牢固。近乎停滞的社会生产力、缓慢的生活节奏、封闭的生活方式、浓厚的宗法观念及以等级制度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层层依附、层层隶属的人伦关系，是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欧洲虽然也经过中世纪封建蒙昧的黑暗时代，但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终于使欧洲彻底摆脱了荒谬的宗教教义和彻底结束了封建暴政。正当欧洲各国都在突飞猛进的几百年里，中国却依旧处在蒙昧无知的状态中，正如雨果所描述的那样：“欧洲一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留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也正象英国学者穆勒所说的一样，象中国这样“千百年来不变地固守着一种习俗的民族，他们在历史上也曾有过首创性，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习俗’习惯和‘成规’却使他们的民族智慧僵化，文化停滞不前了。”17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还不算全面落后，由于朝政腐败，闭关自守，倒退僵化，到了18世纪才全面拉开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差距。
    封建蒙昧主义是一种排斥理性、排斥科学、反对文明进步、主张保守复古的愚民政策，要反对这样一种盘根错节的政策，没有巨大的冲击力是很难奏效的。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是不可想象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开始，清廷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激起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觉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为主的思想启蒙运动拉开了序幕，黄遵宪、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一批先进人物都积极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思想，其中严复翻译介绍西方着作最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和卢梭的《民约论》，特别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在当时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怀疑与批判并不自五四运动始，早在明清之际便已露端倪。李卓吾是怀疑儒家思想的第一人，他提出儒家经典不能“作为万世之至论”，更不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只是由于封建势力还很强大，这叛逆的声音没有得到回应。随着世纪之交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传入，儒家思想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纲常名教便成了众矢之的。
    严复在其《论世变之亟》中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谭嗣同指出，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名教极不人道，都是历代统治者用来“愚黔首之术”，“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历来的独夫民贼，固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以此为率”。刘师培在《罪纲篇》中揭穿所谓“三纲乃天所为”的谎言，认为纯系“邪说妖言”。梁启超也批判了保教尊孔“束缚国民思想”。可见批判孔门儒学是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提出来的，五四时期不过是前一时期的继续和扩大罢了。
    五四以前中国曾经出现过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改良主义思潮遇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对，变法维新的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革命，它推翻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帝制，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这是极其伟大的功绩。但是这次革命没有经历西欧启蒙运动那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没有真正的觉醒，反革命势力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的理想未能实现。它的思想启蒙的任务只有在七、八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得以完成。因此五四运动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补充，它弥补了辛亥革命最大的缺陷--思想启蒙。它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首先是袁世凯称帝，实行卖国独裁，提倡尊孔读经。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以后，又出现张勋复辟的丑剧，旧思想旧礼教死灰复燃。鉴于反复发生的帝制复辟都与尊孔尊君有关，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才提出对孔子和儒学进行重新评价，正如陈独秀所说：“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批判儒学，第一是因为反动派总是利用儒学作为复辟帝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