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井冈山斗争研究中存在着争论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有论者肯定地说：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时召开的“古城会议”，“定夺了不去湘南，落脚井冈的战略方针”[①]。一些新闻媒介也附和了这一说法。就笔者所知，这一说法是值得再探讨的。
    众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全党率先把武装斗争的中心转到农村，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形成，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然而，毛泽东的成功，不是径情直遂、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的。以选择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而言，就经历了先选湘南地区、再初步选定井冈山地区和最终确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样一个认识渐进的过程。秋收起义部队南下湘南途经宁冈古城召开的“古城会议”和酃县“水口分兵”，都不是确定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终时间与地点。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文家市转兵后的行动方向
    1927年9月中旬，湘东赣西秋收起义数战失利，负责领导起义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9月20日，部队从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出发，沿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南下，是为文家市转兵。这一行动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意义十分重大。但是，文家市转兵的最终目的地，不是井冈山，而是湘南。
    为什么退却目的地一下就选定湘南？原因有两个：1.在党的“八七会议”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共湖南省委就有在湘南搞出一个局面来的完整设想，即形成了文件的“湘南工作计划”；2.湘南临近广东，可以背靠应按中央计划到达广东的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
    中共中央1927年8月3日《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写道：“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前途”。“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同月，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也写道：“寄上湘南工作计划一份，此计划系由泽东提出已经常委通过者”。同月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说得更详细：“（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二）军事方面：1、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2、浏平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3、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三）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则受粤政府指挥，并供给其需要。……”
    这一计划体现了党在抛弃陈独秀右倾投降错误后制订的新的革命方针的要点，如建立革命政府、建立革命武装、重建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等，并且要“成一政治形势”、“造成革命力量的中心”。可以说，它是毛泽东关于建立新的革命立足点--革命根据地思想的一个最早的具体设想。文家市转兵，为起义部队实现“湘南工作计划”、在湘南建立立足点的设想带来了机会。作为秋收起义部队主力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都是原定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因未及赶上才参加了秋收起义。当还未得到要他们参加秋收起义的党的新指示时，警卫团负责人余洒度、苏先骏就想过带领所部退往湘南。余、苏后来在起义中都为前委委员并分别担任师长、团长，虽一度坚持再打长沙，但以湘南为退却终点，是部队上下理解的、顺理成章的事情。对把湘南作为退却目的地却并无异议。所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决定秋收起义部队以湘南为退却终点，是部队上下理解的、顺理成章的事情。余洒度、苏先骏在当时写的报告中，对部队南下的情形，有清楚的叙述。
    关于“古城确定”说
    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宁冈的古城，当日召开了前委扩大会。对于这次会议，有的论者认为：“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和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等问题。”[②]“古城确定”说的史料依据，主要是参加井冈山斗争的何长工、赖毅、谭震林三位老同志的回忆。何长工说：在古城开的是“前委扩大会议”，部队营以上干部参加，另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他作为营级的卫生队党代表，因有别的任务只参加了半天会议。当时赖毅是一营二连的班长；谭震林远在湖南茶陵县城当店员，秘密从事工会工作。他们两人的回忆只是肯定了“古城会议”确定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等内容，都未忆及他们是怎样知道“古城会议”内容的。此外，还有两则被“古城确定”说引为佐证的敌方资料。一则见于1934年海天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史料》第3集，文章标题为《毛泽东落草井冈山》，署名“铁心”。文章以调侃的笔调写道：“三天以后，工农军到了宁冈的升乡（古城的旧称--笔者），在那里来了井冈洞的寨主袁文才同志的代表道：……请毛先生另找高山吧！可是我们的毛仁兄却召集所有党员，同代表开了一次党的联席会议，毛泽东说：……我们决定和袁同志在一起。到这时候，毛泽东才落草井冈山。”另一则见于1931年8月10日江西《民国日报》副刊，文章标题为《宁冈历年来惨遭赤祸之真相》，署名“石铿”，作者实为宁冈的土豪。文内说到：“十月间毛泽东突自萍乡败来，始占县中心古城街，逾期一周，……然闻当时毛之主张，尚枪（原文如此--笔者）向广东发展，……至观井冈之险，固足以守，由是伏机始定。”对这两则资料所述史实的真伪姑且不论，只要对行文稍加捉摸，就不难看出它们所作的结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根据后来毛泽东确实“落草井冈山”的既成事实而加的推断。
    与“古城确定”说相左的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的回忆较多，主要有张宗逊、陈伯钧、罗荣恒、陈士渠等。张宗逊说在古城开的是“党员活动分子会”，部队里的党员干部都参加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内容是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不是确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他作为连级的团部参谋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陈伯钧说在古城开的是“党员大会”，主要精神是整顿部队和部队的建党问题，还讨论了到哪里去、打谁的问题。他作为排级干部参加了会议。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的表述是：“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他当时任特务连党代表，未说明自己是否参加会议。陈士渠说“三湾改编”后到古城开了个会，会后向中央提出了报告，还派人去报告情况，从那时起有找出路的想法。毛主席的想法是去湘南，一方面联系袁、王，一方面部队继续往南走，目的还是到桂东桂阳去。陈当时是一营的战士。
    比较上述两方面的回忆材料，不能不认为与“古城确定”说相左的材料更具有说服力。论者在没有掌握“古城会议”有关历史文件的情况下，就否定另一种意见，断言“古城会议”确定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恐怕是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的。笔者曾有机会从事井冈山斗争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极想为“古城确定”说找到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多年来始终未能如愿。
    坚持“古城确定”说的论者将秋收起义部队于“古城会议”后，在离古城不远的井冈山北麓的茅坪设立医院和留守处，引为史实依据，认为这就是“安家”，就是已确定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标志。这也是非常牵强的。从事军事工作的人都知道，一支部队如果携带的伤病员达到一定比例，这支部队就失去了战斗力。秋收起义部队由于连遭挫折，加以长途跋涉，伤病员数量大大高于正常比例，“弄得正所谓‘救死扶伤之不暇’”，[③]和袁文才协商的主要内容就是设立医院和留守处，以便轻装前进。正如当时负责部队后勤的范树德所说：“在茨坪（应为茅坪--笔者）把伤病员留下来，把机关安置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到了那里后，队伍行军有伤员很困难。”[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