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是中国在探索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在这期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本文旨在通过对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演变的分析，揭示其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得失，以作今后的借鉴。
    一
    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行将开始。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纠正在实际工作中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周恩来亲自召开座谈会，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中央还提出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调查，了解知识分子的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首先明确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之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①a]。可见，知识分子已被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力量之一，和工人、农民已成兄弟般的关系。
    周恩来回顾了建国后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情况和新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认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郑重宣布：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②a]。他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低估知识界的进步、对知识分子漠不关心的宗派主义倾向，要求尽一切努力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努力进行改造、扩大和提高，以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为克服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调动其积极性，周恩来还提出了三项措施：第一，要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要有充分的了解、信任和支持，使其能够积极地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及业务上的晋升及奖励制度等[③a]。
    在这次知识分子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了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①b]。
    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虽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包括一部分进步分子）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用，但他们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已经由解放前的互相对立的关系变为互相接近和合作的关系。”又因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般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②b]。《指示》还强调：党要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迅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落后状况。
    以上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传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随后党又在文艺界和学术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活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整个知识界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谈到知识界的情况时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③b]在报告的另一处又讲到：“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④b]
    可见，刘少奇在“八大”这样严肃的场合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进步。但他没有再提到上述关于知识分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这说明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至少认识的态度是不牢固的。这就使以后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出现反复成为某种可能。
    二
    “八大”召开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于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时说：教授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们要搞资产阶级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统统发动起来批判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⑤b]。可见，毛泽东又把教授划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并且是批判和改造的对象。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⑥b]这就明确地改变了中央文件中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规定。毛泽东在正式场合提出与前段中央政策相左的观点，原因只能这样解释：一是毛泽东原本就不同意周恩来、刘少奇的观点及中央的指示，因那时他鉴于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不好干涉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做法。二是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使其改变了认识。众所周知，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以波兰、匈牙利事件为典型，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罢工、罢课、闹事现象。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阶级斗争意识，表现在对阶级关系的认识上就是把知识分子重新划入了资产阶级行列，看成了敌对阶级。在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另一处他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①c]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虽然消灭了，但其思想仍然存在，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改变。知识分子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马克思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判断其阶级属性，认为教师、演员、作家都是受雇于资本家的“生产劳动者”，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②c]。而毛泽东却以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属性的依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资产阶级作为完整意义上的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将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者称为资产阶级。这实际上已缺乏必要的客观标准，为“左”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判断及阶级斗争意识的强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将大批真诚为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倒，并长期不予改正。在反右派基础上开展的大跃进运动，无视知识，无视科学，将搞业务的知识分子称为“白专”进行批判。毛泽东号召的“破除迷信”，内容之一就是破除对教授、专家的迷信。他说：“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名人、权威所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所吓倒”[③c]，甚至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④c]。这些话如作为对学知识、学文化的激励也不是不可以的，关键是毛泽东的本意并非如此。经过反右派运动，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反感和鄙视的心理，认为抛开知识分子同样可以创造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迹。殊不知，由于认识的失误，他提出的破除迷信实际上导致了破除科学，盲干的结果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三
    反右派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的挫伤及大跃进中对所谓白专道路的批判，使整个知识界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无视经济发展规律的大跃进造成了经济的严重困难及各种政治关系的紧张，毛泽东被迫让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这一时期各项调整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1960年起，党开始调查知识分子的状况，并于1961年春在北京、上海同时召开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请科学家到会畅所欲言，倾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1961年7月，中央下发《科学十四条》，其中第11条重新强调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并针对“红与专”问题，明确规定了两条“红”的标准：“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只专不红不对，只红不专也不对，红与专必须统一。”[⑤c]这一规定澄清了关于“红”与“专”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说明只热衷于政治不懂业务者不算“红”，只要能用其所学为社会主义服务、拥护党的领导就是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这是对知识分子辛勤劳动的肯定。
    同年8月10日，陈毅在对北京市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专业，不能把政治和专业对立起来，而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真正的白色专家只是那些一味与人民为敌，利用专业为反党反革命活动服务的分子。”[①d]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四个方面谈了知识分子问题。他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②d]周恩来根据列宁关于知识分子属于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的论断指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农民、知识分子结盟，还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坚持这两种联盟，是我们的长期任务和战略方针，“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这一点，党内不少干部常常不注意，解释不清楚”[③d]。他重申“八大”上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规定，并指出反右派运动“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④d]。3月2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报告时针对知识分子问题又指出：“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⑤d]
    在广州会议期间，陈毅也一再重申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指出：“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应该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⑥d]
    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一属性的重新肯定，使他们欢欣鼓舞，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据聂荣臻回忆：“广州会议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科学事业更加尽心尽力，当时普遍生活困难，但大家还是干劲十足，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⑦d]
    但这期间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迫于严重的困难局面进行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形势的看法的分歧，“左”的思想愈演愈烈。从1963年起，毛泽东频频对文艺界进行批评，指出文艺界不反映社会主义的东西，却热衷于封建落后的东西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⑧d]。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错误估计被康生、江青等人利用，他们推波助澜，在文艺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史学界等一切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大批判的浪潮，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使整个知识界噤若寒蝉。同时，毛泽东也一再明确表示与周恩来、陈毅等人关于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相反意见。1964年8月25日，他在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生代表团时说：“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以及行政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很少有我们的教授，很少有我们的教员，那些人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①e]9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我们文化界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②e]1966年3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③e]
    这种“左”的思想虽然在当时难以代表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但由于党内生活不民主，毛泽东利用自己在党内的权威最终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和政策，终于酿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四
    由上可知，十年间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经过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和又有否定的曲折过程。这种时而肯定、时而否定的状况反映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既想依靠又怀疑的矛盾心理。这期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但整体上讲还不是长期性、全局性的错误，正确的政策是在克服“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中艰难实施的，所以呈现出明显的摇摆性。而“左”的思想的存在及影响是由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的。通过对这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应充分估计知识分子在和平建设时期的重要作用战争年代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有军队的冲锋陷阵和工人、农民的积极支持便可保证革命的胜利。但和平年代里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世界各国都在依靠科技兴国的时代，没有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想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富强和先进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党虽然也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这种认识不深刻、不系统，有时还幻想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建设问题，大跃进就是一个明证，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二，应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其建设富强国家的积极性给以充分肯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由于其所受教育和长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的说来，知识分子是每个时代的精英阶层，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亲眼目睹了近代以来国家多灾多难的现实，厌恶国民党的腐朽统治，称赞中国共产党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斗争，所以在新中国来临的前夜，拒绝国民党的威胁和利诱，严肃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旧知识分子真正思想反动、顽固不化者为数极少，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般是可靠的。应该说，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在经过长期改造后仍不信任，并将其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则是十分错误的。
    第三，政治上的民主化，特别是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有法律保证的社会秩序是保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性和稳定性的不可缺少的大环境十年间党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摇摆性的原因之一是最高领导层内对知识分子问题认识上的分歧所致。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等人的认识显然不同，但毛泽东往往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轻易改变中央已作出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政治上缺乏民主、特别是党内生活缺乏民主使然。其教训是令人深思的。
    注释：
    ①a②a③a《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2、173页。
    ①b《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
    ②b《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956年2月24日。
    ③b④b《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240页。
    ⑤b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⑥b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①c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②c马克思：《剩余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433页。
    ③c④c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18日。
    ⑤c《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①d《陈毅谈红与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9页。
    ②d《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③d④d《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363页。
    ⑤d《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⑥d《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⑦d《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⑧d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①e②e③e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192、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