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着名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陈独秀又是开拓中国新教育事业的先驱者。1917年初，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积极开展教育改革。1920年12月，他又应邀去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努力发展广东的教育事业。虽然，陈独秀主持教育领导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在当时来说，不失为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它们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对我们现在的教育事业的改革，也还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毫无疑问，研究探讨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一
    陈独秀高度评价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他指出：“教育是智慧的源泉。”[（1）]教育是造就人才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人的善恶智愚并不是天生的，主要是教育的结果。1917年7月1日，他在天津南开学校作演讲时说，木材的好丑和用处大小，虽然是生来不同，但必须工匠的斧斤雕凿，良材方成栋梁和美术的器具，就是粗恶的材料，也有相当的用处。“教育的作用，亦复如此。未受教育的人，好象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象做成的器具。人类的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的和那教育不发达的人民，智愚贤否迥然不同，这就是吾人必须教育的铁证了。”[（2）]他表示他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希望有教育，无论贵族的平民的都好，因为人们不受教育，好象是原料不是制品。”[（3）]
    其次，陈独秀指出教育是强国之路。他说：“社会之文野，国势之兴衰，以国民识字者多寡别之，此世界之通论也。”[（4）]明确地把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强盛同国民所受的教育程度联系起来。这个观点在当时毫无疑义是新颖而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教育兴国的先声。1920年4月1日，他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指出：“说到中国人口问题，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而自豪，实是梦话。”“我们要晓得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会越不得了，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必须是有知识和生活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5）]陈独秀看到了人口数量并不等于人口质量，揭示了提高中国人口素质的重要意义。对于当时人们提高对教育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具有启迪作用。1920年2月7日，陈独秀应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座谈教育问题时，他甚至提出了“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6）]的主张，表明了他对发展中国教育的高度重视。
    陈独秀认为发展教育是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他指出，随着海陆交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闭关锁国已不可能，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他认为，德国和日本虽以军国主义闻于天下，然其国之隆盛，盖不独在兵强，而在于国民教育方针，德智力三者不偏废。1918年12月29日，陈独秀在《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一文中明确提出现代的战争，不是军人战争，简直是科学和经济的战争。“一国的教育实业倘能够充分发达，就是胜利的根本，并不在乎要有多数常备兵（美国就是榜样）。因为国民有了教育，海陆军人可以临时征集的”。[（7）]国民无知识，将何以图存于今日世界之中？
    陈独秀批评我国忽视教育的观点。他指出：“居今日之中国而谈教育，无贤不肖将共非之。上方百计仆此以为弭乱之计，下亦以非生事所需，一言教育，贤者叹为空谈，不肖者詈为多事，吾则以为皆非也。多事之说，良以教育非能致富求官也，然则教育之所以急需，正为此辈而设。空谈之说，亦志行薄弱，随俗进退者之用心，吾无取也。”[（8）]陈独秀注重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对青年的教育。他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9）]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新鲜活泼的青年，并对青年教育提出了六点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要求实际上概括了他在五四运动前的基本的教育观点。
    二
    陈独秀提出了正确的科学的教育观。他明确教育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一代生理和心理都健全的新青年和新国民。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近代西洋教育》、《新教育是什么》等文章中，反复阐述了他坚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他指出“现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之并重而不偏倚”[（10）]的教育方针，是值得我国借鉴的。他强调我国的教育方针必须适宜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以适时为兴废，吾人所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以吾昏惰愚弱之民，谋教育之方针，计唯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11）]所以“发展人间身心”是陈独秀考虑当时中国教育方针的根本出发点，陈独秀从四个方面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教育观点：
    （一），实行现实意义。他认为宗教和迷信不足以解决人生问题。“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12）]他强调教育要立足于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认为物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帛粪土，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是虚文清淡，他主张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无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二），实行民主主义。促进受教育者民主精神的发展。陈独秀指出，封建君主专制时代，人民唯统治者之命是从。民主国家的最大精神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和国民之教育，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毫无疑义。”[（13）]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14）]他认为应该教育人民自觉自重，有独立平等的人格，以自身为本位，勿为他人附属品。
    （三），实行职业主义。陈独秀指出，当今世界是经济世界，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无不为经济势力所转移所支配。今天的社会是“植产兴业”的社会，“生产之力，弱于消费，于社会、于个人皆属衰亡之兆”，“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15）]他主张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的需要，要有益于厚生利用之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皆应吐弃殆尽。
    （四），实行“兽性”主义。陈独秀所谓教育方针中的兽性主义，即受教育者应野蛮其体魄、坚强其毅力。他说：“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斗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依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16）]他揭露我国受旧教育之害的青年是，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脸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他质问道：“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17）]他强调，我国的教育必须要使受教育者具有强健的体格、百折不挠的意志，才能在社会中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于万里之外。
    三
    陈独秀深刻论述了新教育方法的基本观点。1917年5月1日，他在《答胡子承》的信中，明确提出了他的新教育方法“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18）]，后来，他在全国各地的演说中和撰写的论文中，从多方面对他提倡的新教育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全面的论述。
    第一，新教育方法是自动的而非他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陈独秀指出：“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句话初听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的界说，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19）]他批评旧的教育方法多半实行被动灌输主义，教育者总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这样的教育方法，把儿童的心理，人类的灵性，受教育者的知识自由活动，都一概抹杀了。旧教育教出来的人物，就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作解，自身绝没有真实的见解，没有自动的能力，“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20）]新教育法高度重视儿童的心理，注意受教育者的反应，使人类的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得以自由发展。“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能得以自由发展。”[（21）]
    第二，新教育方法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陈独秀指出，旧教育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想法，成为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重在背诵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新教育注重传授的是自然科学的知识技能和世俗生活的知识技能。他主张“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的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学科各种状况。”[（22）]因此，学校要和社会打成一片，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他希望“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23）]
    陈独秀主张学校的伦理、历史、地理、理科、图画、唱歌等科目的教授，都应该废弃脱离实际的幻想式的教授法，普遍采用实际的直观的训练方法、观察方法、试验方法。学校要“寻找种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24）]学校和教育者任何限制受教育者的智力自由活动，使其固定，使其盲从，都是“戕贼人类最可宝贵的创造天才。”[（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