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蕃武功赫赫，威震全亚，军威所及，甚至曾雄霸亚洲游牧与农耕世界，号称“天可汗”的李唐王朝，也为之辗转反侧，苦无对计。
    吐蕃所处之李唐西侧的青康藏高原，在李唐以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统一且强大的王朝。建国逾三百余年的吐谷浑，也仅能叱咤于青海草原，从未逾越青海地区南下操控康、藏。吐蕃崛起于公元7世纪初叶，于公元638年首通中国，尔后即展现与中国匹敌的实力，浸浸然有超越李唐的态势，只是当时李唐君臣仅以边区小寇目之，未能防患于未然，致酿成西疆巨祸。
    吾人试问，中国历来边患在北方，为何唯独李唐边患来自西方？西方的吐蕃又凭何而起？吐蕃不但打破青康藏高原素来部落、部族分立的常态①，且混一青康藏高原，建立空前绝后的“大帝国”，于其周边遍建领地、属地。
    对于上述吐蕃所呈现的历史现象，笔者好奇的是，吐蕃向外扩张的动力，除却人类追求更合宜的生存环境、夺取更多资源的本能以外，是否存有精神上、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在向外扩张的背后，是否存有一整套的指导思想等。
    由于统治者的称号，具有代表其本民族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特殊意涵，且为其拥有统治权的理论依据以及组成统治百姓的政府机制的核心，因此，对于“赞普”称号意义的正确解读，应为了解唐代吐蕃政权权力来源及其政权形成根基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以上认知，拟由吐蕃统治者的称号上着手，探讨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内在隐含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同时依据本文的讨论，检视正史所载与今人的解释，是否符合其本民族的原意。
    一、今人对“赞普”称号的解释
    学界对“赞普”(btsan po)一词的解读，多所歧异，例如日本佐藤长氏早于1959年，即本于《新唐书·吐蕃传》所载：“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以为吐蕃统治者“赞普”的称呼，就是“强者”之义，暗示其武力强大②。中国藏学界则呈百家争鸣的状况：1981年王辅仁、索文清二氏认为是“有权势的君王”③。1982年中国藏学泰斗王尧氏于解读吐蕃碑铭时以为：
    按赞普一词，系藏文btsan po之对音，而在古代btsan乃原始崇拜之精灵，拜物之本教bon po列为九乘之一，后转为统治者自称。在吐蕃诸王之名字中多有此字，以示崇巍。《新唐书·吐蕃传》云：“其俗谓雄强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颇得其意。④上引王尧氏的见解，不但解释了“赞普”称号的由来，也完全接受《新唐书·吐蕃传》对“赞普”一词的说明。1985年黄奋生氏以为“是‘国王’的意思”⑤。1989年王尧氏在《吐蕃文化》一书中，推翻了1982年时自己的见解云：
    汉文史书每每从赞普个人质量和禀赋出发，考虑其个性和天资，把“赞普”翻译解释为“雄强丈夫”。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赞普”一词，主要是取其宗教上的含义。吐蕃赞普……一再强调他的权力来自上天，即所谓“君权神授”……“以天神而为人主”……强调了赞普的血缘属于神系，君权来自天神……在本教中……所谓“九乘”崇拜。其中，“赞”即是一乘。它是一种十分狞厉可怖、凶猛暴戾的神灵，既有灵异，又有群众基础(至今还是西藏人的崇祀对象)，逐渐变成具有保护神地位的崇拜对象。“赞普”，雄强丈夫之名即由此而来。⑥王尧氏经过7年以后，提出迥然不同于先前的见解，质疑《新唐书·吐蕃传》对“赞普”一词解释不准确，并认为赞普统治权属“君权神授”性质。但王尧又解释了“赞普”被说成“雄强丈夫”的由来。王尧氏上述说法，在中国学界中独树一帜，不但对正史的记载有所质疑，且提出较为详细且深入的说明，对“赞普”一词的意义似乎作了定调。但是对于王尧氏的上述谰言，随后之中国藏学界似乎充耳不闻。例如，1998年由王尧、陈庆英二氏主编之《西藏历史文化辞典》，此书于中国藏学界应颇具代表性，代表着中国藏学界研究所得的具体呈现。该书之“吐蕃赞普”词条作如下解释：
    赞普，系藏语“btsan-po”的音译，意为“雄强的男子”。吐蕃君长称号。据载，公元7世纪初，囊日论赞受人民拥戴，被加以“赞普”尊号，是为吐蕃君长称赞普之始。⑦上引文看似四平八稳，但实际上对1989年王尧氏的研究成果，却一丝不取，而且认为“赞普”称号的引用，晚至松赞干布之父的时期。更吊诡的是，王尧氏于2009年出版了《藏学概论》一书，此书可谓代表王尧氏一生致力于藏学研究，将其一生研究精华，给学界及后继者作了概括性的提点。书内仍解释了“赞普”一词云：
    “赞普”系藏语音译，意为“雄强的男子”，后来便成为吐蕃君长的称号。但在吐蕃早期，赞普类同于小邦之王。到了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赞普才具有“君主”的含义。⑧上引文的行文与语气，似与《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之“吐蕃赞普”词条相仿佛，又做了一些调整，但终究仍对1989年王尧氏的谰言，视而不见，迹近完全不理会。奇怪的是，同为王尧氏的论著，或主编，或著述，为何前后不一？是否为随着时间改变了自己的见解，颇令识者费解。此或许与王尧氏往后所著之《西望阳关有故人--敦煌藏文写卷述要》一文主张有关。其云：
    吐蕃先民中出现了第一个赞普，史称“聂墀赞普”，这大概是吐蕃形成过程中的部落阶段的开始。在青藏高原的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大小若干土著部落……这时的赞普实际上相当于部落长，与汉文两《唐书·吐蕃传》所记“雄强丈夫”意义大致差不多。⑨另王尧氏复于2001年发表了《云南丽江吐蕃古碑释读札记》一文，此文以为：“赞普是在两唐书《吐蕃传》正确地译释为‘雄强丈夫’。”⑩上二引文显示王尧氏又否定了自己于1989年对《新唐书·吐蕃传》之“赞普”一词解释不准确的质疑。类王尧氏对“赞普”称号的认知，有若一波三折，自1982年历1989年一变，复于2008年历经27年，又走回了原点。由此可见“赞普”一词的理解，并不单纯，也不容易。
    在西方藏学界方面，法国斯巴尼安女士(Ariane Spanien)于1971年发表《关于伯希和第1286，1287，1038，1047及1290号藏文卷子的解释》一文(11)，文中并未直接解释“赞普”一词的意涵，但却用了些篇幅，解释上引五件古藏文卷子的记载，阐述赞普王权的理论。其以为：吐蕃所有的赞普，从该王朝的第一位赞普到最后一位都是神，即天子，都是上天恰神(Phywa)的儿子和兄弟，这些赞普的神性表现出两种超自然的神力，因此就比普通人有较高的思想与智慧能力，赞普掌权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天神，是变作人间君主的神(12)，如同天地覆盖与承载般，根据先祖的制度，并依照神的制度，行使统治权，主持公道与正义，于是统治了所有的生灵，所有地处南北东西四方太阳照射下的一切国王都毕恭毕敬地服从且完全归附(13)。吐蕃君权理论本身就是宗教观念：宇宙间万物(特别是天)的神人同形论，因为是天派遣天之山前往人间，以便使大地稳定和使天笼罩大地，如是建立了世界秩序，世界也就如是创造出来(14)。吐蕃就是根据由恰神创立的世界秩序，而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典章(15)。至此，斯巴尼安女士反问：此套君主体制的典章，是否曾受外来且具体先例的启发？亦即吐蕃人君主理论与李唐皇帝理论是否有相似之处，答案是肯定的，就如同汉藏词汇表所著录汉文“吐蕃天子”所对应藏文为Bod gyi btsan po(吐蕃赞普)，而非Bod gyi lha sms(吐蕃天子)，又如李唐皇帝的权力是由天赐的两种头衔为基础，即“天子”和“君主”，皇帝是作为君主而统治唐朝，“天子”尊号又赋与了势力，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这种理论与吐蕃“天子”理论很接近，这是可能与李唐进行接触交往的结果(16)。斯巴尼安女士更直言：如果说松赞干布及其宫廷在组织有关王权理论的吐蕃观念时受到了唐朝的影响，那也并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