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尼出家的目的在于断绝俗念，一意修持，姓名作为俗世尘缘的象征之一，当然也在断灭之列。因此，僧尼出家之后便不再沿用俗世姓名，以此表明割断同俗世的关系。但僧尼也需要以某种方式区分彼此，于是僧尼便有了特指某一个体的法名，亦称法号。此外，国家对精通佛法的僧尼有赠予师号、德号、赐紫等不同的表彰方式，由此在法名之外又产生了不同的师号、德号。上述僧尼法名、师号、德号，本文统称名号。关于金代僧尼名号问题学术界尚无专文论述，为此笔者以石刻文献为核心，试做初步研究，请方家指正。
    一、金代僧尼的法号
    法号是指出家后由师傅另起的名字。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法号作为外来事物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大约在两晋之际，中土的汉僧才真正灭除本名，另起僧名，这一传统发展到金代已基本程式化。①就金代的情况看，僧人大都在出家时即由师傅训名，从而取得法名。例如，汝州香山秀公禅师“幼不茹荤血，自誓出家大相国寺智海禅院，礼长老德密为师，训名法秀”[1]1601。上京宝胜寺宝严大师“至廿一岁父母许放出家。寻礼到本府兴圆寺讲律沙门觉宗为师，训名裕超”[2]133。景公长老出家时，“礼僧宝长老为师，训到法名文景”[3](二)1006。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以至在金代僧人墓志、塔铭中，某僧人早年“礼×××为师，训名××”成为一种常见格式。
    金代僧人的法名，有时别称法讳，如甘泉普济寺通和尚“法讳行通”[1]1612，有时亦别称法号，如定州圆教院一僧人“法号崇遐”[1]1135。但无论如何称谓，他们的法名都有一定规律可循。其一，从用字上看，大都取慧、觉、通、明等字，由这些字组成的法名意在阐扬僧人大彻大悟、善良聪慧、悲天悯人等特征或宣扬普济众生、法力无边，不同程度地含有弘大佛法、劝人向善、敬颂天神等意义。其二，从字数上看，大都由两字组成，且同一师门者，首字相同，按字排辈。例如，真定府华严寺通鉴大师福能共有“门弟子九人：严固、严秀、严正、严契、严信、严宝、严如、严行、严印”[3](三)237；胜严寺一位禅师的几位门徒法名分别为“性明、性严、性圆、性周、性空、性臻”[2]136。上述法师的门人，其首字各自相同。正因为一字代表一辈，所以，石刻文献中往往称法师的再传弟子为法孙或师孙，而这些师孙的首字亦相同，例如，义井寺住持远公和尚度门人子秀、子润、子泽等八人，“师孙宗觉、宗正、宗宝、宗定、宗义等五人”[3](一)28。
    尽管佛教僧尼总是力图远离尘世，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仍然不可避免地打上尘世的鲜明烙印，在僧尼名号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尘世之人有名、有字，僧尼亦然。金代的僧尼除取有法名，有人还另有字号，灵岩寺法云禅师“字巨济”[1]1609；辩才大师德诚“字信之”[1]1614；金烛和尚“讳法爽，字明道”[2]96；峡石山福严院潮公和尚“字巨源”[3](一)122，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说明金代僧人在法名之外另起字号是普遍现象，从这些字号的命名情况来看，更多地采用了世俗中人取字号时遵循的一些规则。例如，字面隽永，含义深刻，其出处有的还来自俗世典籍或诗文，这与取“法名”时尽量包含佛教意义的做法大相径庭，它所体现的是世俗文化对佛教的影响。
    二、金代僧尼的师号
    师号是以国家名义颁赐给僧尼的特殊名号，它既表明封建国家对接受师号者的尊崇，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笼络、管理僧人队伍的重要手段。按《大宋僧史略》的记载，自梁武帝至唐穆宗，虽然屡赐僧人以号，但都未形成制度，直到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左街云颢赐三慧大师，右街益彻赐净光大师，可孚赐法智大师，重谦赐青莲大师，僧人赐号之制方得以正式确立。师号之制自唐朝肇始后，中经五代十国，迨至北宋更加成熟。金代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传统，对僧人亦有师号之赐。而得赐师号者可享有一些特权，例如大定十三年(1173)，“太常寺拟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师号，并良闲官八品以上，许服花纱绫罗丝紬”[4]986，实际上直接提高了有师号僧尼的社会地位。
    从现有史料的情况来看，金代师号有两字、四字、六字之分。两字者，如鼓山常乐寺主僧师彦号宣秘大师[1]975，甘泉普济寺法律特赐“严肃大师”[1]1588。四字者，如世宗之母出家后“诏以通慧圆明为号”[2]121，普恩寺之圆满和尚，有号曰“通元文慧大师”[1]948。六字者，如张行愿之长男出家为僧，号曰“慧休圆通辨正大师”[2]163，大定年间朔州广福寺新迁葬的亡僧中有“慈济妙空真教大师”[2]248。上述师号中，以两字、四字较为多见，六字则很少见。从辽、宋的情况看，师号字数的多寡应该和师号的高下有关，字数越多者地位越尊贵。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僧人的师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真定府通法大师先是赐号“究理”，后又“易师号曰通法”[3](一)26。
    赐予师号应当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宋代师号之赐，北宋初期多由左右街僧道录推荐或自行上表而得，自太平兴国四年(979)起，又严禁僧道自求紫衣师号，改由大臣、左右街道僧录向中书门下推荐。②金代僧道管理体系大多沿袭了唐宋制度，故金代师号之赐也应源于大臣或佛教管理机构的推荐，五台山善慧大师于天德年间得赐师号即源于“有司以慧行闻于帝”[5]131就是一个例证。
    金代僧尼除了有政府颁赐，用以表彰佛学修为的师号，还有与师号相似但实际上反映僧尼佛学术业之长的所谓“学位”号。③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这些浩如烟海的典籍即使穷毕生之力恐怕也难以通读，因此，僧尼往往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在经、律、论三藏中选择不同的经典加以研习，“学位号”则直接反映出他们所习何业，所长何学，在石刻史料中，这种学位号常常以“讲×(经、律、论)的方式呈现。从石刻史料的情况看，有的僧人只习一藏，例如，朝阳市双塔区发现的一方泰和三年(1203)经幢，其第六面刻有“讲经沙门僧慧□、讲经沙门僧了常、讲经沙门僧了琼”，说明上述几位僧人所长之术仅为讲经。在能够熟练讲经之前，他们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因此，该方经幢的第七、八面还刻有“习经僧了世、习经僧了晴、习经僧了义”[2]142。有的僧人兼通两藏，例如《金烛和尚焚身感应之碑》的结缘施主题名中，有“万善寺讲经论传大乘戒沙门法斌”“讲经论传大乘戒沙门了密”“讲经论传大乘戒沙门法宛”“讲经论传大乘戒沙门洪太”[2]98-99，看来上述几位僧人的所长之术以讲经、论为主。此外，还有个别僧人经、律、论三藏皆讲，例如《金烛和尚焚身感应之碑》结缘施主中，有僧人“讲经律论传法沙门洪海”[2]100。除习经律论三藏，还有僧人习戒定慧三学，这也在石刻史料中有所体现，如朝阳市双塔区发现的泰和三年(1203)经幢中刻有“习定僧了懿”[2]142，说明了懿在戒定慧之中以习定为主。
    应该说明的是，僧人欲获得“讲×(经、律、论)”学位号，需要经过严格考试。《兴中府改建三学寺碑》记载：
    凡取经、律、论之师者，差官考试。本府聚五州义学各宗出题，答义中选者取三人，爰命为三宗法师[3](三)780。
    从这段石刻记载的情况看，经师考试由政府差官主持，由本府义学各宗出题，每次考试只录取三人，授予“三宗法师”之号，以此表明该僧学识渊博，术业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