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七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行的兵法丛书，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学教科书。宋代统治者有憾于国势衰弱、边患迭至的被动局面，注重于对兵法理论的研究和总结，希望藉此振足军势，光大国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六月，继宋仁宗重新开设“武学”(军事学校)。为了适应“武学”教学和军事训练的需要，元丰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从当时流行的二百多种兵书中选定了七部，“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校定后的兵书共25卷，于元丰年间(1078-1085)正式刊行，统称为《武经七书》，用来考选武举和教学，成为当时将校所必读之书。
    列入《武经七书》的七部兵书均内容丰富、价值显著、地位重要，称得上是篇幅浩繁的古代兵法中的杰出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兵学理论的精华和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各有其鲜明的特色，不可互相替代。其中《孙子兵法》的理论体系最为博大精深，代表了中国古典兵学最高水平，无愧于“兵经”的称号，明人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序》云：“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可谓笃评。《司马法》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充分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军事思想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特征，所谓“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籍存什一于千百”。①《尉缭子》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惟一著作，②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和影响，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战国军事制度资料。《六韬》的价值，在于其是先秦兵学的集大成之作，凸显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潮合流趋势在兵书撰著上所打下的烙印。《吴子》一书，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历史上“兵儒合流”文化现象的滥觞，其关于战争观、治军理论的阐述，不无独到、深刻之处。《黄石公三略》具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特征，它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即所谓“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差德行，审权变”；“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③它的出现和流传，表明“大一统”帝国时代兵学主题的转换，即由“取天下”向“安天下”的转变，象征军事从属于政治、军事学伦理化趋势的强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李卫公问对》的学术价值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重要兵学范畴(诸如奇正、主客、虚实、形势、攻守)的丰富和发展，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者所言：“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④二是显示出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层次向战役战术层次的转移，标志着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复杂、缜密和深化。
    由此可见，《吴子》入选《武经七书》是当时人们独具慧眼、精当选择的结果，人们看中它，就是因为它的特殊价值，它在兵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吴子》的入选《武经七书》，又使它具有武学经典的身份，这对于它更广泛地得到流传，产生影响，实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为当时的《武经总要》《百战奇法》等兵书以及《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所大量征引，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据。
    一、《吴子》书的真伪与流传
    吴起为变法而抛洒鲜血，英勇捐躯，这无疑是一出巨大的历史悲剧。然而在千秋万载的历史天幕上，他永远是一颗光彩夺目、从不陨落的星斗。他的伟大既缘于他一生中经国治军，卓有成就；也是因为他和兵圣孙武一样，为后世留下一部价值不朽的军事理论名著--《吴子》。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今存本二卷六篇，篇名分别是《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约近五千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当时由吴起及其门人编缀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子》一书是吴起兵学流派的集体性创作，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吴子》一书的真伪和作者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吴子》系吴起本人自著，有人认为其书出于吴起门人的笔录。我们认为，这些分歧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仅仅牵涉到吴起与此书的关系是“作”或“述”的问题，并未否定此书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从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考察，《吴子》的成书当是上述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即既不乏吴起本人的手笔，也多少带有其门人宾客增补润饰的内容。由于时代久远、资料缺乏，我们今天已很难将其一一区分清楚了，可以略而不论。
    然而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对《吴子》一书予以全盘的否定，简单认为《吴子》书系后人伪托或杂抄成书，从而断定其为一部“伪书”。这一观点主要流行于清代和近现代。姚际恒云：“其论肤浅，自是伪托”，姚鼐则云：“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颇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⑤现代学者郭沫若、黄云眉、张心徵、金建德等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其中尤以郭沫若的疑伪观点最为系统。主要论点有三点：(一)“现在的《吴子》……辞义浅屑。”(二)《吴子》多袭用《孙子兵法》《曲礼》《淮南子·兵略训》等书的语句。(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配以方色，时间在战国末年以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他最后的结论是“今存《吴起》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所依托。”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