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这些“伪书”论调，乃是疑古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主观臆断，难以成立。首先判断古书的真伪，不能以其书行文是否典雅优美为依据。仅以“辞意浅薄”“辞义浅屑”而将其书打入“伪书”行列，未免过于武断轻率，不足为凭。当代人为文，尚有雅俗畅涩之别，我们怎么要求古人为文都达到同一境界呢？其次，吴起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在个人事业上固然要胜过孙子，但其撰写兵书与实际经国治军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故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尝言：“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吴子》的理论水平一定高于《孙子》，否则白起、韩信等人就要留传兵法著作，而且应该是最上乘的。更何况《吴子》与《孙子》各有千秋，不能简单地判别轩轾。第三，《吴子》书中提到的“笳笛”“四兽”等问题，随着论者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掘的进展，已不能作为否定其书真实性的根据。如考古发掘随具擂鼓墩曾侯乙墓时，其中“发现的一具漆衣箱，盖上以漆为地，朱绘青龙、白虎，中央有象征北斗的大‘斗，字，环以古文的二十八宿名称，是非常珍贵的天文学史资料……至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长期以来被指为汉代较晚才产生的。擂鼓墩这具二十八宿图漆箱的发现，足以纠正流传的错误观念”。⑦曾侯乙墓的年代要略早于吴起的活动年间，故《吴子》书中提及青龙等“四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笳笛”，也见于《六韬，虎韬·军略》的记载。《六韬》一书已由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六韬》竹简残本的出土，而被证实是战国兵书。由此可见，《吴子》中提到“笳笛”云云并不足为怪。况且，古书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均免不了有后人所增添附益的内容，我们要判定某本古书的真伪，只能依据其书的主体思想立论，而不宜以个别的名词或提法作为取舍的标准。所以，即使退一步说，《吴子》中的“笳笛”“四兽”等文字内容确凿是晚出的，也完全不足以动摇其书的真实性，更不能以此而否定吴起及其后学的著作权。
    从各种情况来看，《吴子》一书系吴起和其门人共同撰写，是可以成立的。
    第一，《吴子》一书在历史上见于多种史籍的著录，这是其书性质判断上的重要依据之一。《韩非子·五蠹》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家有之。”这表明吴起曾者有兵书，其书与《孙子》一样，早在战国晚期就风行于世，为人所重。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提到“《吴起兵法》世多有”，这说明在西汉初年，《吴子》的流传也很广泛。又《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天子(汉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这显示当时统治者对吴起的兵书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东汉以来，史籍对《吴子》的著录仍不绝如缕。《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吴起，四十八篇。可见《吴起兵法》不仅依然流传，而且篇数众多，内容丰富，不仅如此，《吴子》还和《孙子》一样，受到军事家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应用，如《后汉书·冯衍列传》中提到东汉大将军鲍永“观孙、吴之策”；又如《三国志·魏书·太祖本纪》注引王沈《魏书》云：“曹操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兵法”；再如《晋书·李玄盛列传》亦记载：“李玄盛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这都是明显的事例。
    当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吴子》一书有不少内容佚失了。到了唐初，《吴子》只存下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吴起兵法》一卷，即系这方面的标志。然而残本《吴子》与古本《吴子》之间仍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隋志》说得很清楚，当时一卷本《吴起兵法》的注者是三国时人贾诩。所以并不存在两晋南北朝人“伪托”的问题。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起的兵书为“《吴起兵法》一卷”，当与《隋志》是同一部书。《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则均著录吴起兵书为“《吴子》三卷”。此后历代公私目录书对《吴子》均有记载著录。唯卷数上有一卷、二卷、三卷的区别。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吴子》三卷，周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动》《励士》，凡六篇云。”这里面的篇数与今存本相同，篇名除《说国》为《图国》，《变动》为《应变》外，其余亦相同。由此可见，今传世本《吴子》在唐代即已基本定型。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将《吴子》编入《武经七书》，更是广为流传，不复再有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历代对《吴子》的著录史不绝书。其间虽有篇数、内容佚失的情况存在，但是《吴子》一书的部分内容却自战国以来一直流传了下来，今本《吴子》的真实性无可怀疑。
    第二，今本《吴子》中的不少内容，与史书有关吴起的史实记载相吻合，同时也与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以及吴起军事思想的要义相一致。
    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子门下，故其论治军时，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又如《吴子》主张“以治为胜”，⑧强调明法令，重刑赏等等，这与《史记》本传记载的“明法审令”立场完全一致。再如《吴子》要求在对待士卒问题上做到“与之安，与之危”，造就“父子之兵”，这和《史记》本传中记载的“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与士卒分劳苦”做法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