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①]1917年4月12日在长沙举行蔡锷国葬典礼，这是孙中山所寄送的挽联。孙中山用东汉着名军事家班超、马援作喻，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时期受人瞩目的风云人物蔡锷。
    蔡锷和孙中山二人，一属梁启超为代表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追随者；另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政治主张俨然分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是辛亥革命时期尖锐对立的两种力量和意向，二者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泾渭分明的门户之见，阻碍着蔡孙的携手救国，甚至使其难以交往和接触，两人鲜有联系。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历史环境中，这两位政见歧异的人物，基于都具有热诚的爱国情愫，怀有同样救国救民的宏愿；建立富强新国家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思想，遂构成他们联系的纽带，在当时重大政治事件中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合作，并相互支持，配合默契。
    本文拟就蔡孙的复杂关系略作述论。
    一
    1882年蔡锷生在湖南宝庆（今邵阳）；孙中山大蔡锷16岁，长于广东香山（今中山）。他们二人虽然籍贯不同，年龄悬殊，但都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共同处于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大时代。民族生死危机的严酷现实，迫使一些先进人士前赴后继地探索振兴中华之路。孙和蔡是在这同一历史课题激励之下，先后投身到拯救祖国的行列之中的。
    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昏聩腐败和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出了巨大的爱国热忱。“文，爱国如命”[②]！正是这种炽热的爱国热忱促使他走上了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爱国可以说是孙中山全部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思想和行为中贯串着的一条主线就是爱国主义。为此，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而勇往直前，屡仆屡起，百折不挠。而蔡锷具有同样真诚的爱国热忱，于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所就读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充满革命空气”，校中“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③]蔡锷由此大受影响，和秦力山、郑贯一等“皆志大言大，各以摩西、罗伯斯比尔、丹顿、华盛顿、卢骚、福禄特尔、克林威尔诸杰自命。”[④]他曾着文倡导用“军国民主义”挽救中国，并以“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囷）”[⑤]的壮烈诗句，来表白自己爱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不过，蔡锷因深受变法思潮的影响，长期接受业师梁启超鼓吹维新理论的浸润，在思想上打上了深刻的改良主义的烙印，与“君宪救国论，此唱彼和”[⑥]。蔡锷热衷于改良，在辛亥革命之前追求的是通过新政、立宪之途来挽救国家的危亡，和孙中山走的却是迥然不同的道路，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两个对峙的营垒。
    蔡和孙何时何地相识？据《革命逸史》记述，早在1899年间，蔡锷和秦力山等东渡求学的“有志之士”在日本东京，经过与孙中山“往还至密”的兴中会员、学友沈云翔之引见，便和“倾倒备至”的孙中山相识了，并且还一起“共商天下事，总理（孙中山）深得其助。”[⑦]惜乎两人仅有这次谋面晤谈。此后的17年中，迄未见二人相见的记载。虽然如此，他们之间在一段时期中，还是通过函电等方式进行着联系。
    蔡锷虽然热衷于改良，但抱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理想，因此其表现又不完全同于改良派。他在政治上追随梁启超，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逐渐觉察到民主革命已日益深入人心，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出于真诚之爱国热情的驱使，蔡锷努力去顺应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在所担任清政府新军军职的湘、桂、滇诸省，采取了同情革命党人的革命主张，与革命派保持着一定的友谊，并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⑧]。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蔡锷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更勇敢地参加发动和指挥了云南的“重九”起义。这次起义的成功，既有力地支援了武昌起义，又对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云南的“重九”起义成为蔡锷从改良转向革命的起点，也是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有力支持。
    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身任云南都督的蔡锷，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保持着行政上的正常隶属关系，并成为了蔡孙毕生关系中联系最多且较为融洽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年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任期的三个月中，蔡锷致孙中山（包括孙和他人）的文电有26件之多；在1913年有3件。这些文电除少量属于例行公事外，绝大多数是对建立新国家诸多方面提出的政见和建议，反映出蔡锷的思想、政治主张及其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在文电中，蔡锷向孙中山表示了敬仰之情和迫切希望国家能早日统一的心愿，指出孙中山“衷然举首，可为民国前途贺！”[⑨]并深感“临时政府成立，内政外交得有主持，无任欢忭”[⑩]；还称赞南京临时政府“各部长官皆极一时之选，仰见任官惟贤，无任钦佩！”[（11）]同时，他派出参谋李伯庚、刘风、黄文三人赴南京，亲向孙中山揭橥三义，期盼奠定邦基，称：（1）“今中央政府成立，缔造经营当先从破除省界入手”；（2）各党派“虽政见不同，而谋国之心则一。……现值肇选之初，万端待理，只宜唯贤是任，不必过存党见，使有弁（弃）才”；（3）“新旧递嬗之交，目光固宜高远，而手法即不妨平近。”[（12）]他还极力反对军阀割据的联邦制，主张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加强建设和抵御列强，一再电请孙中山将各省管理财政、外交等的重要官员均需中央委派，俾便建立统一民主强大的国家。这些主张，无疑都是表示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
    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坚决主张北伐，并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拟亲率大军北上。当时，袁世凯一面以进攻对革命军进行威胁，一面又以议和为诱饵谋窃胜利果实。针对这种情况，蔡锷曾连续五电孙中山，劝告勿中袁之奸计，力主“长驱北伐，直捣虏廷。”[（13）]他说：“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14）]明确指出袁氏的议和，“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武力耳”[（15）]，否则，“大局终难底定”[（16）]。与此同时，蔡锷积极行动，经过挑选精兵，组成了步兵、炮兵和骑兵合纵的北伐队，委派唐继尧为司令“专事北伐”，以进行支援，并准备“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17）]从实际行动上支援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
    在云南宣布独立后，川督赵尔丰盘踞成都大肆屠杀革命党人，接着是重庆、泸州、雅州等地军政府林立，战乱不已。蔡锷从关心西南局势的发展出发，认为平蜀乱既可“救蜀民于水火”，又可“促国家的统一”，也是北伐之首事，便连电孙中山请求妥筹办法。孙中山对此甚为重视，设法稳定局势，并电复蔡锷称：“蜀省军府分立，势甚危险，诚如敬电所云。幸近日逐渐取消，办理略有端绪，可为告慰。此间拟即派一娴熟该省情形之人，前往筹划一切统一事宜。”[（18）]
    其后，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在上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时，1913年1月11日及25日，蔡锷还两次致电孙中山，就建筑滇桂铁路和在云南设立铁厂、煤厂以炼冶钢轨诸“富国富滇”之事，同孙中山商榷办法，请求衡核实行。孙中山当即予以复函，告以建筑滇桂铁路，不如滇粤一线为重要，还拟具了说明书，“将路线、筹款及筑成后办法三端详为说明”，并抄录一份寄去，期盼蔡锷“统筹全局，定能择善而从。”[（19）]
    综上所述，从蔡孙相互往来的函电联系及有关情况判断，他们作为领导与被领导间的相处颇为融洽，应该说这段时间中二人的关系还称和谐，配合亦属默契。
    二
    蔡锷在民国初年，虽被谷钟秀、张耀曾等组织的统一共和党推为总干事，和一些国民党人保持着一定的良好关系，但他的主要政治倾向仍受着梁启超进步党的影响，思想上呈现着改良与革命交织的状态，保守性和进取性兼有并存，行动上是处处求稳惧乱，表现了徘徊摇摆不定，甚至走上了反对革命的地步。这种情况，在他和孙中山的关系上自然也有明显的表现。
    表现于定都之争，他没有看到这是关系着共和的成败，公开和孙中山唱反调。他一再电陈孙要建都北京，认为若建都南京，则“北边形势当为之一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据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而”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20）]并进一步危言说：“建都之议未定，内则人心摇惑，外则强邻窥伺，大局岌岌可危。”[（21）]蔡锷的这些论据，在客观上对袁世凯的反革命阴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蔡锷倡议解散同盟会，提出“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者。锷妄不自揣，愿与三党诸君5首倡解散议，以齐民志而克危局。”[（22）]他力辞被推的国民党云南支部长职，退出统一共和党，大唱军人“不党主义”。如此言行，适应着袁世凯独裁专制的需要，实际上也是在抵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
    蔡锷在对待“二次革命”上，表现拥护袁世凯，指责“二次革命”，并受袁命出动滇军镇压四川讨袁军，更是直接地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运动。
    蔡锷的这些令人乍难理解的表现，既源自其改良求稳思想所使然，亦出于他“喜统一国家之成”，寄望于袁世凯能把中国引向强盛之道，深为拥袁梦幻笼罩而致之。但是，袁氏的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和复辟帝制的公开化，却使蔡锷由震惊而醒悟。于是，蔡锷在爱国主义思想和坚信“君主国体在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23）]的认识驱使下，毅然投身到武装讨袁的行列，再次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英勇战斗，重又显示了革命者的真正本色。
    在护国战争时期，蔡锷虽同孙中山并无直接联系，但在反对帝制复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倒袁是他们的共同大目标，也成为了彼此相互支持的纽带。
    正由于“倒袁救国，心理大同”[（24）]，蔡锷凭藉在云南军民中的威望和潜在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的密切关系，使改良派、地方实力派能和孙中山派至云南的吕志伊等中华革命党人消除党派意见，组织成联合战线，得以团结合作，共同反袁护国。在护国战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联合，蔡锷实起着联络纽带的作用。而这种大联合，则是护国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孙中山一直坚决地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和卖国，很早就已举起了护国反袁的大纛。他在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护国战争爆发后，非常感奋，欢呼反袁时机大好，接连致电旧金山、上海等地革命党人，对云南举义极表欢欣，指出：“唐（继尧）、蔡（锷）已动，……既有首难，则袁之信用已破。”[（25）]并十分高兴地说：“上海发难而后，云贵踵起，竖讨袁义旗，作共和之保障，此吾人所中夜欣说者也。”[（26）]他高度赞扬了云南独立的作用，真诚希望与蔡锷等西南军事统帅精诚团结，一再表示要命令革命各军“与护国军通力合作，……袁氏不倒，决不罢兵。”[（27）]
    1916年3月初，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所领导的部队在四川叙府一带受挫，孙中山立即写信给居正，指出：“云贵战况不佳，须有新生气，以振起全局。”[（28）]因此，必须在山东赶紧起兵反袁。他坚定有力地支援了蔡锷的武装战斗。至于对蔡锷推动起义的重大意义和“首义之功”，孙中山在当时就作了高度评价。他在1916年5月1日《在云南驻沪代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说：“霹雳一声，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土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冈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到1923年，孙中山在所着《中国革命史》中，再次对蔡锷给予高度肯定：“及乎洪宪宣布，僭窃已成。蔡锷之师，崛始云南，西南响应，而袁世凯穷途末路，众叛亲离，卒郁郁以死。民国之名词，乃得绝而复苏。”[（29）]
    蔡锷与孙中山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由于经历和环境上的差异，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短短五、六年中，他们在不多联系中有过起落离合的曲折历程。他们都希望中国走上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道路，共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坚决卫护民主共和制度，最终得以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在护国倒袁之役中相互支援而联合在一起。
    注释：
    ①陈旭麓编：《孙中山集外集》第6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29）《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51、68～6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⑦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2、8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98页。
    ⑤⑨⑩（11）（12）（13）（14）（15）（16）（17）（20）（21）（23）（24）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14、154、166、228、166、170、170、183、205、183、323、348、183、8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辛亥革命运动中之蔡锷》，《辛亥革命》（六）第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⑧朱德：《辛亥革命杂咏》，《辛亥革命诗词选》第15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18）《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2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25）（26）（28）《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9、220、227、24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2）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7页。
    （27）孙中山：《在云南驻沪代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护国文献》（上）第1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