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
    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初步启动。其标志一方面表现为一批因港而兴、因商而兴、因工而兴、因路而兴的近代城市的诞生和发育，体现出近代城市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部分城市被注入新的活力、得到新的发展，体现出城市近代化中质的转换。
    就前者而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出现了三类新型城市：（1）通商口岸城市。1840年以后，通商口岸在中国沿海沿江出现并发展起来，到清末，这些口岸总数超过100个，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城市发展至深且巨。（2）工矿业城市。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近代化企业，且分布比较集中。近代企业的兴办对所在地区的建设及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推动力，其所到之处，旷野成为聚落，荒郊变为闹市。（3）商业城市。商业城市多位于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的水陆交通要道，这是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19世纪晚期以后轮船与铁路的相继出现，尤其是铁路的出现，将陆路运输费用大大降低，使南北方之间、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之间以及中国与欧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大为便利，一些交通枢纽地带随之兴起，成为商业重镇。
    就后者而言，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方市政文明的输入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城市的规模、类型、结构、布局等方面都有所变化，特别是城市中以近代工商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使城市的经济内容、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体现了城市近代化中质的转换。这首先表现为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即城市人口构成中工商业人口的比重显着增加以及城市工商业者中资产阶级社会组织形式--商会的出现。据统计，近代天津、广州两市的商户约占总户数的1／3，汉口达3／4强。[①]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居民的主体是官吏、士兵、地主、士人及其家属和服务人员，工商业者一般占几十分之一或十几分之一，而且其工商业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附于封建政治和经济，大致以为封建主阶级及其附庸服务为主导。[②]近代以来城市工商业者在城镇人口中比重的显着增加，正体现了城市经济的变迁。与之相联系，近代城市中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还组织了商会。据《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工商统计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设商会794处，入会者达196636户。在一些商人势力较强的省份，工商业者还成立了独立组织，如广东的粤商自治会。商会的建立，打破了旧式组织地域和行业的局限，表明城市已逐步摆脱了为封建主阶级和自然经济服务的局限，而呈现出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特色。其次，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化。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城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这两个文件的颁行，标志着清政府正式筹办地方自治的开始，由此揭开了市制确立的序幕。1925年7月，广州正式设立了我国第一个市政府。另外，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还伴以市政设施的兴建、近代城市管理及控制系统的形成、城市生活和文教的近代化等等，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中质的转换。
    不过从整体来看，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受“中体西用”的理论、政治模式制约的。中国的城市近代化以此为指导，显然是模糊了深层次的城市化理论导向。因而，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自近代开端以来就已启动，但其质的转换既是缓慢的，又是畸形的。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畸形模式，在半殖民地国家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中具有普遍性。这一模式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第一，城市经济结构上的商强工弱。
    据统计，1919年在江苏省的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6.5%，从事商业的占9%；1923年的山西省人口中，从事工矿业的占5.7%，从事商业的占7%；1924年的东北三省人口中，从事工矿业的占15%，而从事商业的也占到12%。[③]在全国各大城市工业与商业资本的总额中，商业资本所占比重更为突出。据统计，1929年汉口为72.6%，1933年南京为62.4%、上海为66.8%，1935年北京为93.38%，1936年河南省郑州、开封、许昌等8个城市为94.4%，1942年重庆为73%。[④]另据一些学者推算，“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统治区资本占工商两业资本的总额的70%左右，而到了抗战结束解放战争时期，商业资本上升到90%，工业资本大约只占10%左右。”[⑤]
    上述一些统计结果表明，近代商业资本显然占有更大的优势，商强工弱至为明显。那么在近代中国内外交困，工农业生产处于停滞萎缩状态，而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又纷纷破产时，商业为什么会得到发展呢？吴承明先生曾深入地分析了北京瑞蚨祥绸布店的发展，认为它是通过利用帝国主义所推销的过剩产品和对广大手工业者的残酷盘剥与控制，来谋取大利的。瑞蚨祥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甚至是和民族工业、手工业、农业的破产并存的。[⑥]列宁指出：“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愈发展，工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就愈不发展”。[⑦]近代中国的商业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服务的。这必定使民族工业受严重打击，既丧失了产品市场，又得不到必要的原料。这也是民族工业得不到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城市分布上的不平衡性。
    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发展迅速，逐渐成为新的全国性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并形成与传统中心城市相抗衡的局面。这些新型城市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及铁路交通枢纽。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些内地古城的萎缩乃至湮没。
    就东部沿海城市而言，近代以来，由于工商业和新式交通业畸形集中于这里，在城市分布上也相应出现了向东部沿海集中的趋势。据统计，1895～1913年间设立的、1万元以上463的家民族工矿企业中，在沿海的有369家，约占80%，在内地的只有94家，约占20%。另在内地的94家中，仅武汉一地就占了21家，而贵州、陕西等内陆省分一家也没有。[⑧]另据1933年的调查资料，全国除东北及甘、宁、青、新、滇、黔等边远省区外，共有近代工厂2435家，其中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6省共有2241家，约占92%，仅上海一地就有1186家，约占50%。东部沿海地区工矿企业的集聚必然相应地导致城市的发展及城镇人口的集中。据1947年统计，沿海地区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65.3%，内地占34.7%。另据美国学者史坚雅的统计，1893年的中国城镇人口约2350万人，城市化水平为6.0%，而全国8个区域中的3个明显高于全国城市化水平，即长江下游区为10.6%；岭南区为8.7%；东南沿海区为6.4%。[⑨]与东部沿海对照的是内地城市发展的停滞乃至衰落。如古城西安，自近代开端至1920年，人口由上百万降至20万，兰州人口由1901年的65万，降至1921年的32万。更重要的是，东部沿海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是以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为前提的，与之相伴随的是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及近代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相反，广大内地城市由于传统经济、政治势力的影响，人口职业的分配仍以军政部门及服务性人口所占的比重为最大。
    交通结构的改变尤其是铁路的兴起，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一方面导致了许多新式交通枢纽城市的兴起，另一方面又增强了一些交通条件较好的古老城市的繁盛。
    一些学者将城市分布的差异，描述为地理空间上的“弓箭型”城市带和东北、华北两大城市密集群。[⑩]应该说，这一描述大致上是符合中国近代的发展实际的。而这弓箭型城市带和两大城市群的崛起，说明了资本主义因素对近代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决定作用。资本主义因素较多的东部及中部交通条件好的城市发展较为迅速，而资本主义因素较少的西部地区和内地中小城市则发展相对缓慢。例如1843年，长江上游与下游之间，城市化率的差距只有3个百分点，而到1893年，这种差距已扩大为6个百分点。[（11）]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发展及城市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在近代中国就更为突出。
    第三，发展程度上的低度、有限。
    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是近代人口的城市化，二是城市近代新式产业的发展状况。随着中国经济生活的日趋近代化，人口城市化运动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但总的来看，近代中国的人口城市化速度缓慢。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绝对量虽有很大增长，但受到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剩余农产品的匮乏削弱了城市对其人口的供养能力，工业发展的落后使城市化的推动力严重不足，人口规模过大等因素抑制了城市人口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人口分布结构依然如昔。1800年世界城镇人口比重为3%，低于中国的水平；1900年世界城镇人口比重骤增至13.6%，1949年达到28.8%。[（12）]中国近代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843年的5.1%，增至1893年的6.0%和1949年的10.6%，发展缓慢。可见，进入19世纪后，中国城市发展由先进落为后进，近代以降更使中国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看，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抗战前，近代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13）]而且，近代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部门结构极不平衡。据粗略统计，1913～1920年由民族资本开设的1000余家工厂中，约有70%属于轻工业，而重工业中钢铁工业的99%，机械采煤产量的76%，都由帝国主义控制。[（14）]中国民族资本由于没有自己相应的重工业发展，就不得不因为依赖西方殖民国家的机器设备而失去其独立发展的可能。工业的低度发展，限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大批移民无法被工业吸收，致使近代城市中呈现就业滞胀，最终导致近代城市的低度、有限发展。
    第四，发展格局上通商口岸的畸形膨胀。
    通商口岸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强加给中国的新事物。它最早出现于沿海、沿江地区，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及中国殖民地化的加深，在铁路沿线和内地也不断出现。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这些商埠上进行了大量的金融、工矿、码头、交通、公用事业等方面的投资，这些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快于其他类型的城市。据1947年全国20个主要城市的调查资料，这些城市中共有工厂14078家，其中几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如上海有工厂7738家，占总数的54%，青岛占3%，天津占9%，广州占3%，4个城市合计占69%。[（15）]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原因是通商口岸城市多建在沿海地区，即使是内地也必是交通运输方便的沿江或铁路沿线，这就为工业企业的集聚提供了条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通商口岸城市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比较集中，外国殖民者的各类机构设置较多，因而在军阀混战、战乱迭起的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再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通商口岸城市的菌集。通商口岸城市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据点，在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洋行、银行、工厂、仓库、码头、车站等，并随着中国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而日益增多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