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变动最急遽的时期，中华民族遭到列强欺侮，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结构中最具悟性与敏感的阶层，率先觉醒，开始改造中国，挽救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危机。甲午战后，维新派知识分子首次以群体姿态登上政治改革与思想批判的舞台，揭开了知识分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序幕。但是，他们无力独立承当改造社会政治的领导角色，只能进行“托古改制”的变法运动。革命派知识分子群体则摆脱了传统士人坐而论道的清谈习尚，直接投身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辛亥革命只完成了政治体制名义上的变更，中国社会实际上仍在传统中徘徊。面对革命失败、复辟尊孔势力卷土重来，新文化派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掀起中国第一次规模浩大的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创新近代新文化的运动，并初步实现了自身的同步转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经历着变异中的矛盾过程。就政治思想与体制两大层面而言，先进知识分子的转变比较激进；就他们的内心世界而言，其传统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心态则变异缓慢，他们的公开政治诉求和潜在意识内核构成强烈反差。这是由于他们生活在社会中，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心理必然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成为制约他们转型的重要的影响，从社会历史深层揭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艰难的根本原因。
    一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定义，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理活动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任何社会都具有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定势，它的内涵被界定为：“特定时代、特定国家与民族（在阶级社会里则是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普遍流行的习惯、感觉、情感、动机、理想、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精神状况”。（1）社会心理根植于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具有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特征，它是社会中人的行为的最直接的素朴动因，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思想与素质的演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然深受社会心理的影响与制约，即使领导社会变革的先进分子也无法逾越这一定势构成的障碍与局限。
    近代中国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固有的社会心理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保守拒变心理。中国二千多年来已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并滋生出中华民族保守拒变心态，它强调守旧、承继、延续、崇古，造就了特有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惰性。虽然近代中国经历列强的多次侵扰，传统社会结构并未解体与变迁，保守拒变的社会心理因此延续，甚至因危机刺激而生成强烈的反弹心理，排拒异质文化，反对变革传统。这样，知识分子与民众对于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力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以内，而且种种变革也只是在时代的推动下被动地进行，构成“侵略--变革”的强机制反应模式。如果没有甲午战败，很难想象会有戊戌变法；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也不可能有清廷新政和之后的辛亥革命。正如鲁迅所说：“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枝毫毛！”（2）由于保守拒变的自缚式心理定势，构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也箝制着先进知识分子的变革探索，致使他们处于两难的选择：既要因应时代，又要因循传统；既要因应世界潮流，又要顾及中国社会。因而，他们对传统文化小心翼翼，始终难以摆脱中体西用的框架。这样，群体之间的传承多于超越，而且仅局限于表层的政治制度变革。及至新文化运动，一批激进分子进行反思，才开展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而对文化改造却束手无策，没有根本解决新文化建设的问题，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心理却依旧绵延传承。
    其次，中国两千年多来一直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君主专制权威功能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人们由恐惧权威发展到信仰权威，建树起根深蒂固的天命观，权威意识成为中国人普遍的政治心理。尽管知识分子从近代以来一直批判封建专制淫威，但传统天命观与权威意识已积淀至深。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改朝换代，但不适应没有君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保皇，与其说是认同西方君主立宪政体，不如说是深切体认中国传统权威政治对现实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残存的权威意识在作崇。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人顿感政治信仰失重，而新的国家权威信仰系统尚未确立，民主自治观念未被人们广泛接受，社会政治心理无法达成共识，人们思想处于混乱、迷失状态，复辟与复古成为革命后的重要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正如着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行使最终的权力。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3）权威信仰危机导致社会混乱，人们本能地呼唤能一统并安定局面的强人出现，这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沦为复辟与复古的领导参与者，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将权力交给袁世凯的根本原因。孙中山说：“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4）因此，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使维新派知识分子无法实现从传统向近代的根本转型，而使革命派知识分子基于现实考量而将权力拱手相让，辛亥革命被葬送。
    再次，中国一直是以小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在经济发展中生成了浓厚的小农意识，这种社会心理导致人们自私冷漠的政治心理，同时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由此中国人几千年来共同的理想便是平均平等的大同社会，这一心理制约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从洪秀全开始，近代知识分子就开始设计平等平均、没有竞争的大同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章太炎的均平均田主张，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试图超越含有竞争的商品经济。革命派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放任竞争导致“贫富悬隔”，从而“生无数贫困者，而一方胜于竞争者积其富，日益以肆矣”。（5）所以，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没有竞争，没有贫富不均。“悯众生之不平，悲世人之多难，故欲企此不争无竞之大同世界耳”。（6）这种试图超越商品经济阶段的理想设计显然与崇尚平均主义的小农意识密切相关。革命派的目的就是反对放任竞争，避免“强权而无公理”，（7）实现三民主义，而“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8）革命派知识分子强调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而直接建成没有竞争、平等平均的社会主义。由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始终未能摆脱小农平均主义思想情结的纠缠，没有为中国设计出一条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也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全方位转型受到了制约。
    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心理是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心理的重要层面。在近代，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大致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站在时代前列知识分子的激进政治心理。第二，在官僚体系中，顽固守旧势力反对一切社会变革的保守政治心理。第三，一般在野的旧式文人士大夫持保守立场，在地方政治中反对变革；一般接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则倾向支持政治变革的立场，但从事各种专业，因受政治环境和社会、家庭的影响，政治心理淡漠。第四，构成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政治心态仍保持传统的小农意识层次，虽然要求改变自身的境遇，但因落后与封闭而不能形成独立政治力量，常受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用或欺编，成为它们实现政治诉求的工具。第五，城市市民与劳动者忙于生计，无暇参与政治，但他们深受专制统治之苦，对变革具有较大的适应能力。总之，中国绝大多数国民生活在传统社会，普遍缺乏近代公民素质，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端也”。（9）公德是指团体结构中个人与团体关系的价值标准。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根据血缘关系向外推延的，个人不能超越血缘规范直接同国家实体构成关系，因而国与家、公德与私德是同构存在。国民过于注重家庭、家族及个人的私利，“舍个人主义外更无他物也。”（10）这里所指并非作为价值观的个人主义，而是只知有已不知有人的自私自利。这种社会心理导致多数人对政治的冷漠与麻木心态。孙中山痛切感受到，许多中国人自私狭隘，不顾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形似“一盘散沙”。他说：“我国人多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每顾个人之私事而不为国出力，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如身体之于发肤，刻不可无。”（11）鲁迅在《药》和《阿Q正传》中塑造出中国各阶层人物的群象，集中笔触揭示了他们对近代社会变革的冷漠与麻木心理，“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2）在这样的政治心理构成的氛围里，先进知识分子震聋发聩的呐喊只能被广袤的荒漠所吞没，很难在社会深层激起回音，即便是谭嗣同、秋瑾那样悲壮的牺牲，唤醒的也并非普遍的国民，而只是少数知识分子。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冷漠麻木的社会反响构成又一心理反差，从而使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渗入社会心理层面。因此，当进行社会变革时，知识分子慑于落后的社会政治心理，不得不采取迂回、妥协的方式，削弱了变革应有的冲击力量（维新派采取“托古改制”的变法模式），或一味迎合社会民众心理，以非理性情绪来达到理性的目的（辛亥革命利用反满情绪来实现建立共和之理想），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及后来的新文化派知识分子把改造社会的目光转向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上，但更多的人对现实失望而感到悲观，理想被渐至抛弃，走上退却与保守的回归之路，康有为、章太炎、严复、周作人等均陷入这一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