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社会史学的研究
    社会史学研究社会的构成、运行、变迁以及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它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特定的视角观察和研究社会，形成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过去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从社会史视角来看，便会更加突出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如人口问题，清朝中叶以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形成了今天我国人口的格局，研究近代史上人口的增加、流动、迁移、构成对于理解今天的人口问题、制定有关的政策有很大帮助。又如灾荒问题，近代史上经常发生各种自然灾害，饿殍遍地，满目哀鸿，今天虽然有了根本改善，但是仍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研究近代史上的灾荒，有助于理解灾荒发生的规律，有助于防灾救灾工作。
    社会史学所着重研究的是普遍性的大量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个别人物和个别事件，涉及老百姓的婚姻家庭、社区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它是历史长河中的潜流而不是浮在表面上稍纵即逝的泡沫，它对历史的影响更加深远，和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贴近，能够直接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
    二、探寻今天社会发展变革的历史渊源
    这次“清代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引起了众多中外历史学家的浓厚兴趣，这决不是偶然的。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发展和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毫无疑问，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而关注现实的史学工作者们，不能不把自己的研究视野，更多地聚集于历史上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变革的各个方面，总结历史上社会发展变革的经验教训，探寻今天社会发展变革的历史渊源和前进方向。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近代社会是离现实最近、衔接最紧密的一个社会形态，对这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生活了解得越透彻，研究得越深刻，就越有助于推进今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繁荣，其中，社会史的研究，是成绩最显着的领域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任务、方法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二是对社会史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性研究，取得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三是开始出现了综合性的社会通史着作，对中国社会史进行了系统性、规律性的探索。中国近代的社会史研究，应该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三、中国社会特质与社会史学
    要具体认识“中国特色”，离不开“社会史学”。我认为社会史学应该是研究历史上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具体科学。其中“综合性”，是站在应有的理论高度，对社会，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社会调控以及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等所谓“剩余领域”，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科学群”，进行从微观到宏观、整体上理论上的研究和把握；“具体”，科学，有别于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唯物论，它研究的是具体某一个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特殊规律，是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这一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特殊角度，对其他社会科学进行的概括和总结。
    也就是说，社会史研究的独特对象是历史上的社会运行（包括社会运行的条件、内容、实况、驱动力、体制、得失等）；社会史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提供中国社会运行的历史题材使人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质”，即通常所称为“中国特色”的、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从而摸索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推动中国社会沿着正确途径健康发展。
    四、反思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
    就学术研究而言，为学术而学术，固然是学者不懈的理想追求和超然脱俗的品格，但在西学传入中国之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强调“经世致用”倒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不间断的传统，此盖由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使然。它要求学人顾及国家的当前利益，无论在朝在野都应以学以致用为旨归。关于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仍不过时。参加“清代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所提交的论文与发言，即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鉴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对清代社会进行方方面面的研究，尤其是反思一下靠近当今社会的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对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说来也巧，1925年清华设国学研究院伊始，其章程中强调：“良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其它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性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要之，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清代社会研究”学术会议的召开，做的正是这样一件继往开来的盛事。
    五、灾荒史与社会稳定
    灾荒不是直观的社会活动，但它是相对人类社会而言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做灾荒史的研究，不仅要考察灾荒发生的时间、力度、波及面，考察赈灾和防灾措施，还要以灾荒为视角，探讨它与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就历史上的社会稳定而言，灾荒曾经起了很直接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首先，灾荒直接毁坏生命、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冲击地方政权所在的城镇，影响生活秩序、生产秩序和统治秩序；为害酷重的大灾荒和特大灾荒往往直接导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紊乱，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瘫痪的局面。其次，灾荒导致的饥民流亡现象，使灾民脱离了原有的相对稳定的生活结构，在妻离子散、饥寒交迫甚至随时接近死亡之际，灾民是很难受他们平时奉行的传统的伦理、道德、宗法观念和规范的约束，从而对社会秩序形成巨大压力。铤而走险一旦成为一种普遍化的求生之路，社会局面的不稳定是不难想知的。最后，在历史上的许多大的农民运动或政治事变中，灾荒不仅仅作为它们的背景出现，而且对它们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多学者单纯从政治意义上解释历史上的社会动荡，低估和忽视了灾荒因素，这对于完整地理解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有欠缺的。
    六、民间社会传统的延续与传播
    学界有人把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史学研究定位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剩余”学科，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除了通过以政治为核心的教化传承之外，民间社会传统的延续与传播，是一条不容忽视的重要途径。譬如当今活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社会，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中华文化的诸多传统。众所周知，当今的华人华侨社会和台湾社会是由明清时期闽广人民大量向海外迁移所形成的。而这一漫长的迁移过程，基本上是在中国官府的压制下进行的。中华文化传统向台湾及海外的传播，政治教化的功能十分有限，民间社会传统的潜移默化，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民间社会传统的丰富内涵与其运作特征，以弥补以往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一缺陷。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闽台社会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侨乡的社会调查，便是希望借此进行一次清代区域社会研究的学术尝试。
    七、寻求边疆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交汇点
    中国的边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社会结构各具特色，通过社会史的视角、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在边疆史日益为人们关注、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当今，不仅必要，而且成为可能。“清代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对此又是一个推动。
    寻求边疆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交汇点，是我们面临的紧迫工作。我以为以下三个方面是可供研究者思考并选择的首选研究交汇点。首先，边疆各民族的社区形成和相互关系研究。其次，边疆人口流动和移民研究，特别是人口流动中亲属、同乡关系的作用。第三，边疆社会治理研究，从政治史角度言即是边疆政策研究，若从社会史角度，其内涵显然更为宽广，不仅包括了统治者制定、推行政策、实施治理的一面，还包括被统治者接受治理或拒绝治理的另一面。
    总之，我吁请社会史学家更多地关注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寻求更多的研究交汇点，并实践于研究工作之中。
    八、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概念化”演进
    九十年代初，历史学界已注意到文化学理论的局限性，简单地说就是“心理主义”的倾向较为严重，文化史仍被简单地看作思想史的延续，社会结构的变迁往往被忽略。因此，这次转型的重点是引入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更为深入地透视与“大传统”相应的“小传统”即民众日常生活的形态，同时探讨这种形态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史学界开始大量借用社会学家如布迪厄、福科、吉尔兹、哈伯马斯、韦伯等的理论，并尝试从各个角度运用这些方法去解释中国社会现象，这就涉及西方概念的本土化问题。我们注意到有些美国和国内学者在解释概念的本土化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黄宗智用“过密化”理论分析华北与江南经济；罗威廉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城市；艾尔曼用“文化资本”的方法解释常州学派的起源等等。我们发现，这些尝试尽管有不完美之处，也常常引起争论，但每个概念的运用经过递次的演进，就会形成某种合理的解释。我个人认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也应走这种“概念化”的道路，当然不是盲目模仿，而是把原来描述性、考据性的史学，提升到“中层理论”的高度，鼓励大胆运用概念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概念化”积累，形成自己的社会史研究特色。
    九、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近二十年来，史学界经历了深刻改革。这种变革表现之一，即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它反映了历史学发展的要求。社会史研究的领域是政治史、经济史、学术思想史等研究领域所不能替代的。它存在的意义尚不仅于此，它采用的社会学等方法所揭示的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历史。本世纪上半叶社会史研究领域留下的经典着作仍然显示出光辉，即是明证。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成果累累，令人耳目一新。当然，社会史研究也不可能替代其他研究。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可能不同，但唯真求实，却是一切沉潜于学术的人们的共同追求，即所谓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十、清人生活与“历史现实感”
    参加此次学术讨论会，我得到的印象是，与会者提交的报告大多以下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从各种角度去勾勒出清代人们具体的生活实态，进而从中提炼出“历史的现实感”。出现这种倾向，是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以及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有可能大量利用档案、家谱、地方志等史料的情况密切相关的。人们或许会担心，这样的研究潮流会使各个研究课题内容微观化，且使其相互间的联系变得模糊起来。然而我认为，正是由于此类研究更加深入地接近了人们生活的实态，才使得历史研究者抽出“本质”问题的工作成为可能。我在会上就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某皇陵的产权纷争作了报告，在开始研究这一课题的时候，正值日本泡沫经济由发展走向崩溃之际。目睹这一过程，我深切地感到针对土地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和事件，是一面反映现实政治经济构造及其大趋势的镜子。在历史研究当中，我力图更加具体地挖掘、考察史料所记载的人们的生活实态，并从中分析历史的大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