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除受社会整体心理意识影响外，还受知识分子阶层特有的心理意识制约。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受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濡染已形成独特的阶层社会心理，其重要的社会心理就是群体至上意识。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缺乏个性和主体意识，而是依附与从属于家庭和社会，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念只重视家族与社会群体利益，抹煞个人的独立性和存在价值。因而知识分子的个性受到压抑，形成某种被缚心态，与保守拒变社会心理导致的自缚心态相互汇合，阻碍了他们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从另一方面考察，群体至上心理易于形成群体意识，先进知识分子由此以群体为演进主体。但是，过于膨胀的群体意识与救世意识，导致知识分子更加不惜牺牲个人利益，遏制个性的发展，代之以群体的奋争。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所批评的，晚清社会忽视人的精神个性，不少人虽有感于外侮，有雄图宏略，但只能鼓动“群体意识”，图谋抗争变革。他们“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13）这样，知识分子的先进群体虽然不断出现，却缺乏独立的个性与主体意识，而受着群体意识的制约与束缚，从而使价值观念的转型受到阻碍，最终致使其群体转型没有进至个体的深隐层次。如梁启超一度与孙中山合作，鼓吹革命与暗杀，但为康有为等人干预，基于群体利益只得退至保皇立场，其个人的志趣与选择遂被窒息。缘于这种群体至上社会心理的影响，又形成了知识分子脆性心理结构。一个缺乏独立个性的人惯于依附群体活动，一旦离开群体，便丧失依持与动力，奋争精神随即萎缩。传统知识分子惯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准则来标榜自己的人生追求，这种表面上看似富有弹性的心理结构，实质上却是知识分子心理脆弱的保护膜，它折射出他们心理承受力的脆弱以及偏向极端的心理表征。从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到吴虞、周作人等，晚年都潜心研究或皈依佛教，即使是鲁迅也曾一度逃遁现实，更多的人则埋首书斋，钻研学术，以求得到精神解脱，这是近代知识分子共同社会心理发生效应的结果。群体至上意识驱使他们为变革社会的群体目标奋斗，同时，感验到发挥自己的才智与能力，实现自我的价值。当目标达到后，他们便丧失了自我，茫然失措，不知未来发展方向；而当目标无法企及时，他们则逃避社会，采取以苦求安的方式泯灭自我，以达到心理平衡。这种病态心理无疑是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恢复的精神障碍，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它具有更大的麻醉作用，致使大批知识分子向专制政治屈服，在书斋中寻求寄托，以逃避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就塑造与追求自己的理想社会。现实社会的黑暗与残酷，激起他们的救世意识，不少人沉湎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设计，以期拯救世人与平衡自己失落的心理。及至近代，这种传统思维方式仍然延续不断，洪秀全设计的人间天堂，康有为规划的破除“九界”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理想，孙中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迅速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的蓝图，都是在新时代构造的理想社会大厦。至于其他构想，更加五光十色，有人接触到点点滴滴的无政府主义就提出废国家、废政府、废私产、废家庭的主张，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则对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充满兴趣，李大钊等人则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理想主义使知识分子脱离现实，如章太炎等就对革命和未来企望过高，以为在革命的废墟上能立刻诞生一个天堂般的世界。因而，他们忽视清除封建专制根基的艰苦斗争，甚至敌友不分，为袁世凯独裁张目，对未来的斗争则流于口号式的呐喊。当然，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与追求，确实激发了人们的奋斗精神，但它不能取代现实变革道路的研究与探索。而现实与理想社会的巨大反差只能通过艰苦扎实的治理与建设才能消弭，这就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付出坚韧而艰辛的劳动。它除了热情与理想之外，更需要冷静的科学的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由于旧势力的抗拒，而知识分子又缺乏经验，变革事业常会出现失误与挫折，从而使理想目标变得更加渺茫，这往往使具有脆性心理结构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产生失望，甚而沦为悲观主义者，以致站到变革者的对立面横加指责与批判，或者回归传统，加入保守拒变的行列。
    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其文化心理对民族文化发展及自身转型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重人文道德，轻科学知识，重实用理性，轻思辨抽象，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知识分子受此影响形成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道计功”的精神特质，加上传统政学一体化氛围的熏染，知识分子视学术为践道的工具，过于强调学术对社会政治的干预功能。由于近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使知识分子更以急功近利的心理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他们常常杂糅中西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进“平等”观念，比附于墨子的“爱无差等”，将西方“议院”制与古代明党制相提并论，章太炎将现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孙中山则将“自由”与中国人的“自私”相等同……他们力求融汇中西，纵贯古今，让人们直接跨越传统的障碍去接受近代西方民主学说，但实际恰恰阻碍了人们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正确认识与吸收，也制约了他们自身对西方民主真谛的理解与把握。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匆忙引进西方政治学说，但并不加以深究，即使以学者为主体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在打出“科学”与“民主”旗号后，并未对二者作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也未作全面而具体的阐释，致使人们始终对“民主”与“科学”只有模糊而空洞的概念，没有实际而清晰的理解，这导致文化改造的变形与错位。因此，急功近利的文化心理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很好地把握政治与学术文化的关系，难以很好地完成引进西方文化同时改造传统文化、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三
    知识分子作为个人，同时又要受到四周人文环境及社会道德的影响。道德情感作为社会心理的一个层面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转型起着更为隐蔽、也更为深刻的影响。
    传统道德的核心是忠孝观念，它是中国封建伦理思想的主干，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社会普遍推崇的道德习惯，并成为一种心理积淀，盘桓于人们内心深处，左右着人们的心态与行为。由于维新派知识分子刚刚走出传统阵营，忠君思想对他们影响较大，尤其是康有为更致力于忠君保皇。在戊戌政变前，维持派很多人士预感到凶兆，亟谋歇手避祸，而康有为却坚持到底。康广仁曾说：“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因而对光绪“感激知遇，不忍言去”。（14）这时，康有为已不仅仅是对光绪个人的感恩图报，而是对清廷的效忠。1899年康有为建立“保皇会”，公开以“忠君爱国”相号召。光绪死后，康有为继续倡导保皇，最终充当“张勋复辟”的重要角色，成为清廷为数极少的孤臣孽子。类似康有为的，还有王国维、辜鸿铭等名流。尽管他们认同西方政治体制，并吸收西方文化，但却无法卸脱社会道德的影响，在深层心理上带着浓厚的忠君观念，并主导自己政治行为上的重大选择。
    如果说忠君观念随着帝制覆灭而在知识分子心灵中逐步消隐，那么孝道观念因浸透着脉脉血缘亲情而更具深厚的存在基础，直至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大张鞑伐之后，知识分子中不少人仍受孝道意识影响。孙中山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15）一些知识分子对封建纲常名教批判言辞激烈，而在灵魂深处不自觉地留下传统伦理道德的浓重阴影。一生标榜自由主义的胡适大力倡导婚姻革命，但他自己的婚姻却完全由其母一手包办。胡适私下告诉友人：“吾之就此婚事，全由吾母起见，故从不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16）为尽孝道而牺牲爱情，映射出孝道观念对知识分子心理的影响，甚而连反封建反传统最为彻底的鲁迅亦未摆脱。为了孝顺母新，鲁迅接受了旧式婚姻，但内心痛苦异常，悲愤地表示：“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17）直到二十年后才打消充当道德牺牲品的消极念头。
    传统伦理道德还包括遵从礼制、男女有别等腐朽观念，它们均在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留下投影。戊戌变法主要参与者王照，因为族中有人在服内生子，遂“斥为非礼，不令入王氏谱”，而他本人“自居母丧，其妇亦孕”，他就“逼妇自裁”。（18）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政治观念激进，而心态行为却因受道德风尚影响迟滞不前。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的吴虞，其女与男同学通信，他竟然痛斥为“不守规矩，不顾名誉”，如若再犯，“吾若知之，断不能堪。置之死地，不能怪我。”（19）吴虞主张一夫一妻制，但一生连纳三妾，并一度沉湎妓院，在行为与心态上与传统士大夫并无二致。传统道德已渗透到知识分子潜在心理意识层，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构成知识分子彻底转型的掣肘因子，导致知识分子在心理深层转型的曲折性和不彻底性。
    近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期，传统因素不易轻易涤除，而社会心理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隐蔽性，变革触角难以企及，因此其变迁最为缓慢而艰巨，对知识分子转型构成一定的障碍。但是，近代社会毕竟在发展，社会心理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知识分子转型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近代西方列强侵扰与西学东渐毕竟冲击与改变着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由于西学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中国本位文化很难予以同化，因而造成文化心理上的被动，加上政治、经济方面的失败，更导致民族文化心理的严重倾斜，不少知识分子的文化自卑意识和落后意识随之萌生。为了使民族文化心理获得平衡，必须重新寻找本位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位置，一些士大夫进行了文化反思，试图重塑自信的民族文化心理。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由排斥拒绝发展到被动接触，再进至主动学习，文化上的世界中心意识、盲目自尊意识也趋向瓦解。早在鸦片战争后，经世派就喊出“师夷长技”的口号，洋务时期更进一步，官方明文禁止称西方人为“夷”，改称为“洋人”。一些洋务派人物如郑观应、张之洞、曾纪泽等则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加以类比，这表明文化世界中心主义日趋衰落，代之以朦胧的国际意识，维新派先驱冯桂芬提出改革原则是“法后王”与“鉴诸国”，（20）“中体西用”的新型文化架构由此发轫。尽管这仍是以本位文化为主导，西学引进只停留在器物技术层次，但它毕竟代表了官绅阶层文化心理的更新。及至189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越出“中体西用”的框架，学习西方扩展到制度与文化层次。当然，在普遍的文化心理中，保守和排外势力相当强大，而且与列强侵略造成的社会反弹心理相互沟通，形成顽固的拒变逆流。但就先进知识分子而言，主导文化心理已经转为勇于学习、吸收并同化外来文化，康有为、梁启超等就尝试建构新的文化体系，以融汇中西，引导中国社会变革，并塑造新的国民。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大批学生留学海外或进入新式学堂，接受外国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知识分子具有了更为开放的文化心理，因而他们能够更加广泛、系统而深刻地汲取西学，能够更好地完成改造社会与文化的任务，并同时全方位地改造自己。可见，近代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与进步对于先进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转型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