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有人探讨孙中山“社会革命”方案的历史地位。本文拟就此课题作点研究。
    一
    学术界有人认为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不是指“社会主义革命”[1]。其实，孙中山所谓的“社会革命”正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孙中山在世时也即1925年以前，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使用“社会革命”语词却未使用“社会主义革命”语词来表达“社会主义革命”概念。兹举数例加以说明。李达1920年11月28日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2]李达于1923年8月在《社会主义与江亢虎》一文中还说道：“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是要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造成一个大多数，来企图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行的革命”[3]。陈独秀1921年8月1日在《答区声白》一文中也说道：“俄国底十月革命是不是少数人的运动？……我们中国倘有一万万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你想能否成功呢？”[4]彭湃1921年9月1日在《告同胞》一文中亦说道：“最近俄罗斯之实行社会革命也，……故今日无论何国而实行社会革命，可谓安然无忧者矣！”[5]以上这些举例中的“社会革命”都仅仅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在现在看来，本来都应该使用“社会主义革命”语词，但他们当时都只使用“社会革命”语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孙中山的“社会革命”就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孙中山主张在中国运用“社会革命”方式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6]。他的“社会革命”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而行的革命。所以孙中山所谓的“社会革命”就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当然它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
    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方案也即他的社会主义革命方案，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后他又不断地将它进行丰富与发展。孙中山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能够形成他的“社会革命”方案，决不是偶然的。
    首先，当时欧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逐渐兴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因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悬殊、阶级冲突、工人失业、小生产者破产和经济危机以及少数大地主与大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和垄断政治大权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于是逐渐兴起。正如列宁当时所指出：“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7]这种国际形势对孙中山产生了影响，使他意识到欧美资本主义旧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否则中国将来也会出现欧美那样的社会危机。从此，孙中山在从事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还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形成了他的“社会革命”方案。
    其次，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亦对孙中山产生了影响。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成功，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新时代。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孙中山受到了震动。他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于是主张“以俄为师”、“建立最新式的共和国”。不过，孙中山又认为，“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8]。这促使他探索着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式的“社会革命”方案。
    另外，五四以后，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成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五四以后，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独立地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并显示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因而中国社会的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这种国内形势也对孙中山产生了影响。使他更加意识到中国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这更加推动他探索中国的“社会革命”方案。
    最后，孙中山具有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伟大抱负。早在1894年他就主张中国应该“励精图治”，“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将与欧洲并驾”[9]。为了改造中国与振兴中华，他还奋斗了一生。毛泽东曾指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0]正因为孙中山具有这样伟大的抱负，所以他才能够去探索中国“社会革命”方案，并形成了他自己的“社会革命”方案。
    二
    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方案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具体论述如下。
    （一）孙中山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地指出：象近代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民权主义革命”也即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应该紧接着从事“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初期，孙中山鉴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时他又认为民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贯的”，世界各国都是先由民权主义进到社会主义[11]。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先从事“民权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12]，然后再紧接着从事“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一文中就已经指出：要先进行“民权（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3]；1912年4月4日孙中山又指出：“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14]；换言之，中国“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15]。孙中山这一设想是符合近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国情的。正因此，它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发展。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16]“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17]不仅如此，孙中山的上述设想还为其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进行本国的革命提供了借鉴与参考。二次大战以后，朝鲜、越南、老挝等不少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也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证实了当年孙中山的上述设想。可见，孙中山上述设想的确揭示了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国家首先必须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然后才能从事本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一般规律。
    （二）孙中山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地指出：象近代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可以采用和平的方式。二十世纪初期，孙中山鉴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相当微弱，因而主张在中国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从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国“社会革命”不必采用暴力方式[18]。1912年4月4日他又指出：中国“社会革命”“必须以和平手段从事”[19]。孙中山的这一设想也是符合近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落后国家的国情的。正因此，它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1955年，毛泽东指出：“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这是从我们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20]1956年1月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21]不仅如此，孙中山的上述设想还为其它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进行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借鉴与参考。事实上，不少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国家诸如朝鲜、越南、老挝等等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也都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进行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证实了当年孙中山的上述设想。可见，孙中山的上述设想也同样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从事本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一般规律。
    （三）孙中山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也最早地指出：象近代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可以采用“节制私人资本”的办法。二十世纪初期，孙中山鉴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相当低下，因而主张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包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但是，如果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加任何限制，则会发展成为垄断资本，操纵国民生计，以至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就像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中私人资本主义过分发展最终出现了垄断资本家操纵了国民生计的局面一样。因此，孙中山主张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要“节制私人资本”以让国营经济居于主导地位。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22]，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又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23]孙中山上述设想也是符合经济落后中国国情的。正因此，它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发展。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24]不仅如此，孙中山上述设想还为其它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国家如越南、老挝等国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所继承与实践着。可见，孙中山的这一设想也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如何发展本国社会经济的一般规律。
    （四）孙中山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也最早地指出；象近代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将国家“工业革命”（工业化）与“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二十世纪初期，孙中山鉴于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近代工业极不发达，因而主张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应将国家工业化（“工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五四时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文中指出：“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25]孙中山这一设想也符合经济文化落后中国国情的。正因此，它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发展。毛泽东1953年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文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6]1955年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于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27]不仅如此，孙中山上述设想还为不少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越南、老挝等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所实践着。可见，孙中山这一设想也是可贵的，再一次揭示了落后国家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规律。
    当然，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方案也有其不足之处。如他虽然主张中国民主革命成功以后紧接着进行“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但他并未指出这个民主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孙中山更反对在中国通过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28]。此外，他还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当成“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29]。其实，这是民主革命的范围。尽管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方案有这些不足之处，但是它的积极因素却占主导地位。它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张海鹏：《孙中山“社会革命”说正义》，《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4]《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3年第1版，第435、578页。
    [3]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517、521页。
    [5]《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版，第7页。
    [6][14][19][22][29]《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1版，第523、332、323、320页。
    [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426页。
    [8][12]《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1版，第365、76页。
    [9][13][18]《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1版，第8、578、329页。
    [10][26][2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1版，第312、89、182页。
    [11][25]《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1版，第3、250页。
    [15]秦孝仪编：《国父思想学说精义录》，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1版，第399页。
    [16][17][2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3版，第626、646、1370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版，第439页。
    [21]《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版，第718页。
    [23][28]《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1版，第120、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