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宗旨的国民革命震撼了西方。当时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给美国在华传教和贸易方面很大的打击，美国舆论因之哗然而起，促成了美国对中国有组织的研究。1928年，美国东方学会决定以加强研究远东文化为方针。随后，在1928年12月，美国学会协会也在纽约的哈佛俱乐部召集了“中国研究促进会议”，共同讨论加强和推动中国研究的方针和计划。这样，从20年代末起，就有一部分美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革命。但那时多数学者怀着阶级偏见，何况他们实际上对中国革命情况所知甚少，难以进行深入的探讨，更多的则是对中国大革命运动的歪曲和指责。如多尔森在《中国的危机》（旧金山1927年）、密勒在《中国：今日问题的核心所在，为什么？》（纽约1928年）中均认为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其宗旨是修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因此，在他们的着作中，通常把这场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称作“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主义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美国学者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该书于1938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这是一部按照托洛茨基观点论述中国大革命的着作，作者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完全是斯大林错误指导的结果。作者从中央苏区及中国反对派内部和当时的报刊上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它最早地为西方学者提供了研究中国革命尤其是研究共产国际指导政策的难得的资料，在西方史学界中影响很大。西方研究中国革命史的着名学者如康·布兰特和罗·诺斯等人经常引用此书中的资料及内容，该书曾被西方学者称为“不朽的着作”。《中国革命的悲剧》虽然含有托派观点，但它毕竟是国外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第一部专着，此书在1951年经过修改后再版，书中的个别章节如关于“四·一二”政变等的论述则引人入胜，有些观点也富有启发性。
    50至60年代，美苏关系处于冷战状态，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对美国是一大威胁，加之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的失败，于是美国把中国当成敌对国家的意识愈加强烈。出于研究敌对国家的需要，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遂集中较大力量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在大革命史方面，主要有罗·诺斯的《苏联和东方--1920-1927》（斯坦福大学1957年版）和《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斯坦福大学1953年），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坎布里奇，1958年）。这些书在西方史学界均产生了不少影响，但它们作为麦卡锡主义猖狂的冷战时代的产物，常多有意无意附和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歪曲中国革命，对共产主义进行攻击。
    总的看来，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政府的指使下进行的是一系列对策性的研究。如美国史学界主要兴趣在于研究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失败，其目的在于论证孙中山的俄国方向并不是历史的需要，20年代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没有客观的社会基础，它完全是共产国际纯粹的策略和权术。党内合作的方式解决不了“上面革命”和“下面革命”的矛盾，因此这个联盟便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一场灾难而告终。当然，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研究并不能客观、全面地研究中国大革命史，他们的结论也大都是片面的。
    研究力量的不足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质量。美国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专家，最初都是从旧中国学队伍中转移过来的。但是老一代中国学家转而研究革命史的人毕竟是少数，新一代学者还未培养出来，因而，美国对中国革命史研究队伍的力量很薄弱。在当时，还受到资料的限制，虽然美国很重视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资料的收集，尤其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更加大规模公开或秘密地收集大陆的资料。但是由于他们奉行“遏制共产主义”的策略，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许多资料只能通过港、台、日本等间接渠道获得，即使像被西方推崇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21-1951年》这样的代表性文献也大多是从日文资料翻译过来的。缺乏基本资料，必然影响美国学者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二
    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随之而来的国际间学术交流的积极开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随着中国国内大量资料的公开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化，美国史学界对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成果多，并具有一定深度
    美国有关中国大革命史研究颇具质量的论着基本上出于70年代以后，自费正清1968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发表《70年代的任务》演说之后，要求冷静地研究中国的呼声在学术界越来越多。在政界和财界的全力支持下，美国的中国研究空前活跃起来，从基金拨款、建立机构、人员配备乃至研究项目都有了成倍甚至成十倍的增长，大革命史研究也随之而深入。代表性的着作有乔·丹的《北伐：中国的国民革命1926-1928》（夏威夷大学1976年）、小霍夫海因茨的《怒潮：中国共产主义的农民运动1921-1928》（哈佛大学1977年）、安格斯·麦克唐纳的《乡村革命的都市来源：湖南农民运动》（加利福尼亚大学1978年）、朱盛西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年）、陈福霖的《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新观点出版社1976年）、霍罗布尼奇的《鲍罗廷与中国革命》（哥伦比亚大学1979年）、雅各布斯的《鲍罗廷--斯大林在中国的人》（哈佛大学1981年）、韦慕庭的《中国的国民革命1923-1928》（剑桥大学1984年）和范德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寻求新的政治秩序1920-1927》（哈佛大学1987年）等。其中韦慕庭的《中国的国民革命》利用了台湾国民党档案、北伐战争参加者的访问记录、伦敦档案馆所藏20年代英国驻华使馆的报告以及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有关私人文件，内容比较丰富，观点较为客观。
    80年代，美国还出版了大部头研究着作《剑桥中华民国史》，分一、二两卷，书中延揽了一批中国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参加写作，可以说它基本上代表了迄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华民国综合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其中《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第一部共12章，基本上是介绍中共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阶级各方面。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陈志让的《1927年以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韦慕庭的《中国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对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二）开始摆脱政治的左右，部分人能较客观地进行研究以前美国学者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考察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他们把外部影响和内部反应视为中国近现代的主轴线，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皆解释为外部冲击的结果。在研究中国大革命史时，他们过分夸大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软弱性，认为中国的运动只是名义上的，形式上的，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共的成立，并非证明客观上开始把马列主义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而是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的产物；他们认为20年代的统一战线策略也是国共被迫接受的，并不具有客观历史根源。如康·布兰特就说过：“孙中山联俄，并不是出于历史的必然”（《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英文版，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8年，第19页）。由于过分强调外部冲击这一因素，他们往往忽视对中国内部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具体的深入的考察，没有充分注意到内因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颇有人提倡使用“中国中心方法”，即透视的焦点放在中国内部，根据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规律解释中国历史。所以从70年代末起，一部分美国学者着意于中国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如在研究中国农民运动时，他们强调通过社会史的观点去探讨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是如何结合起来的历史进程。第三代美国青年学者们在研究农民运动时，要求把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探讨。他们指出要从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结构的变化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裴宜理的《从造反到革命：淮北地区1850至1949年》（华盛顿大学1979年），对淮北地区的红枪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了研究。罗伯特·马克斯的《华南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起义、海丰县社会变迁史1630-1930》（威斯康星州1978年），对海陆丰地区的历史和农民运动进行了研究。通过对这两个地区的农民运动的研究，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是社会内在的斗争或经济的因素，并非由外部作用决定的。斯特兰德的《20年代的北京秩序和民众的抗议》（哥伦比亚大学1979年），从老舍对北京黄包车夫的生动描写出发，写出了一本既是北京都市史也是民众运动史的着作，作者比较注重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因素。也有小霍夫海因茨所着《怒潮：中国共产主义的农民运动1921-1928》和麦克唐纳所着《乡村革命的都市来源：湖南农民运动》两书强调农村的被动性。小霍夫海因茨的结论比较极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绝不是社会内在的斗争或经济的因素，而主要是共产党的组织。这本书在美国史学界受到了一些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