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方法上趋于综合法和比较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一些变革，各种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国中共党史学者受其影响，表现异常活跃，不仅力图在内容、角度、资料运用等方面标新立异，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刻意求新。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法、历史溯源法、数量分析法、比较法、口述法等。在大革命史的研究中，用得较多的则是综合法和比较法。
    综合研究法主张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总体历史展开全面的综合研究。美国第三代中国史研究家们很重视这一方法。他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以空间而不是以专业来限制研究对象的范围，认为理想的成果是出于对一个地方做出综合性的研究，把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作为一个体系来分析。运用这种方法，他们在研究农民运动时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华盛顿大学女教授裴宜理的《从造反到革命：淮北地区1850-1949年》和罗伯特·马克斯的《华南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起义、海丰县社会变迁史1630～1930》。
    所谓比较法，是把要研究的历史视为整个历史的一个环节，与其前后左右加以比较。美国史学界不仅对中国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而且力图使之与相关联的事件进行比较。如在研究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问题时，大都把它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相比较，通过比较进一步说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利弊得失。范·力沛在《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中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不同于第一次，因为这时共产党已拥有实力--军队、领土和各种组织。他说，到30年代，由于毛泽东逐渐发展和完善了他的革命战略，使统一战线有了新的概念。这次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中国人自动提出的，它的建立与其说是理论上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基于现实需要和实际经验；中共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又团结又斗争。有的学者在论述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时，将20年代的共产国际路线与三四十年代中共的政策方针加以比较，通过对比说明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高度集中统一指导中国革命的原则对中国革命产生的消极作用。
    不难发现，美国学者在大革命史的研究中，并非简单地对史实的考证和历史的复述，而是着重对历史的深入分析和思考，在研究中，将某些在一定程度上与大革命相类似或相关联的历史史实与大革命联系起来，加以比较，以求得更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大革命史资料更为丰富
    美国学者非常注重大革命史料的搜集和交流，公开出版了库存资料目录索引，如索菲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文原始资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藏资料注解书目》、关洛金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内共产党中国的资料调查及有关美国的中国共产党文件的研究》、费正清的《中国共产党出版物，哈佛大学中国图书馆馆藏资料注解书目》等，任何国家的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很方便地查找到所需要的各种资料，被称为世界各国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基地。
    据1975年统计，美国95家图书馆，当时的中文藏书达40，000万册以上，其中重点收藏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哈佛大学藏中文资料近40万册。重点收藏中共党史资料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几乎收集了20世纪各国所出的全部重要中共党史的资料，还编印了大量中国旧报刊，据称还有《申报》、《民国日报》全套缩微胶卷。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里根斯坦图书馆存有罗易着作珍本。这是一本罗易文集，第一个文献是罗易到广州后于1927年2月22日所写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最后一个文献是6月28日在汉口写的《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其间有28个文献，此外，还有七封信。罗·诺斯写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书的内容和文件，主要出自此书。在芝加哥大学里根斯坦图书馆保存了一些有关阐述包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内的共产国际历史的书籍，其中有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历史纲要》（1971年版），用相当的篇幅阐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尤其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策。韦慕庭编写的《革命使者--苏联顾问与民族主义的中国1920-1927》（哈佛大学1989年）一书，上编按年代顺序详细地叙述了1920-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编年史以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活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下编是苏联顾问在这一革命时期起草的文件集，所收81个文件中，有一半是未曾发表过的，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政府收藏的档案。
    研究鲍罗廷等在华苏联顾问方面，也保存有不少资料。俄文版《参加过中国革命的着名共产党员》一书，已被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出版。《中国季刊》1970年第一期发表了丹·雅各布斯的文章《最近俄国关于中国苏联顾问的资料》，介绍了苏联研究中国苏联顾问的信息。1981年他出版的专着《鲍罗廷--斯大林在中国的人》全面阐述了鲍罗廷的历史。
    美国学者还特别注重利用史料进行佐证。在他们的着作和论文中，都引证大量的文献资料。有时他们为了搜集和查证某些资料而遍跑全世界，如韦慕庭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一书，不仅充分利用了美国所藏资料，而且利用了英国驻华使馆的报告及台湾档案的资料而写成；此书共200页，引用了有关资料近400种。以取材广博而着称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仅第一部征引资料、论文多达1200种，书后所列参考资料占据本书的五分之一页。不仅引用大量国外及港台资料，而且引用了大量大陆资料，如张静庐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即为所引之列。引用资料丰富全面，有利于避免用一方资料作文的缺陷。
    总的来看，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对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开始摆脱政治的左右，一些学者开始客观地研究中国大革命的历史，也取得了成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已成事实，他们有必要研究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是美国现行的以个体为主的研究体制也使美国政府难于统一控制，毕竟冷战时代和麦卡锡时代已经结束。
    最后，美国学者对中国大革命史研究方面的进步并不表示他们在学术观点上没有问题。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头脑中长期形成的帝国主义思想影响，都使他们难于理解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工农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他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结论都还需要深入研究和驳正。国外学者研究的可借鉴之处在于他们开辟了某些新的领域，挖掘了新史料，运用一些新方法，这对推动我国大革命史研究都是颇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