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学术界对孙中山先生生平的研究日益深入，鸿篇巨帙硕果累累。然而其中关于孙中山早年（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前）的重农思想，即力主兴办近代化农业的主张则鲜有论及。殊不知这一主张对于他后来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兴办新式农业的重农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早年的效法西方大兴近代化农业思想的产生，主要由下列一些因素所促成。
    第一，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
    孙中山出生于一个数代务农的家庭，亲邻友好大多为农民。他幼年曾参加砍柴、除草、排水、放牛等劳动，在潜移默化之中即产生了热爱劳动、关心农业、同情农民的思想感情。他后来虽然成为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领袖，但一直关心着居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生活，这显然是与他长期所受的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耳濡目染，孙中山对于日趋严重的农村贫困化和农民的苦难生活也是十分了解的。他说：农村的形势是异常严峻的，“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祲之区难免流离之祸”[①]。究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由于千百年来，农业“恒守古法，不思变通”[②]，陈陈相因，停滞不前。为了摆脱这一落后的窘迫困境，孙中山认为只有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引入新的农业科学和技术设备，“大兴农政”改革旧式农业，使中国跻入近代化行列之一途。
    第二，就读西校时的诱导、启迪
    孙中山在13岁后，远渡重洋前往侨居檀香山的长兄孙眉处，得以就读于英、美教会所创办的学校，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化教育。他学到了在故乡书塾中所没有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植物、动物、化学、物理等课程，使他深受启迪。而长兄孙眉采用科学技术经营畜牧业及商业发家致富的情况，也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年之后，又在香港进入高等院校读书深造，知识日丰，见闻益广，孙中山终于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之一，并且产生了以近代科技手段改良祖国农业的强烈愿望。
    他说：“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③]。所谓“新奇”，指的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他自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④]。这里所说的“达文之道”，系指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孙中山自称一向“留心植物之理”[⑤]，对农业尤为关心。故于“耕植一门，更为致力”[⑥]，其从达尔文学说中获得启发自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他速说的西方“格致政事”，即对政治上的兴衰隆替亦能深入研究其成败得失的基本原因。从不断变化、进步的世界形势看，以农立国的华夏古国，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⑦]，只有将农业作为治国之本来抓，紧紧跟上时代步伐，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三，社会现实生活的体验
    广东是滨海省区，由于阶级矛盾严重，有清一代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即不断发生。降及清末，农村的破产失业问题则更趋严重。孙中山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1.吏治不修，“纲维败坏”；政风恶劣，“公行贿赂”[⑧]，而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2.水利荒废，“灾荒频见”，以致“饥馑交集，哀鸿遍野”。3.耕作方法落后，产量低下，农民胼手胝足常年辛苦而不得温饱。4.人口日增，耕地日少，许多地方都出现“人满之患”、“伏莽时闻”[⑨]的严峻形势。
    至于如何解决形势日益严重的农村社会问题，孙中山除了提出选用“贤才”、“修我政理”等主张外，则力主学习泰西农业新法，作为挽救之策。他自称对于“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⑩]。他所说的“穷求其一”的西方专门之学就是近代农业科学。因为他此时深感自己对农田水利以及“树艺牧畜诸端”，均能“洞悉奥窔”[（11）]，故望清廷能够委以大兴农政的重任，以展救国救民之壮志，庶不负生平所学。
    据上可知，孙中山早年重视农业近代化思想的形成，殆系多方面因素所使然，故能剀切陈辞，悉中肯綮。
    发展近代化农业的主要宗旨
    首先，孙中山主张“以农为经，以商为纬”
    他认为必须把重视农业与发展商业作为治国之本，因而提出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12）]的建议。所谓经、纬，本是指纺织品的纵线与纬线，在这里乃是用来比喻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就是把“礼”作为治理天下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来看待的。
    孙中山鉴于晚清时期的农业远较欧美先进国家落后，而封建社会的传统政策又轻视商业，视之为“末”。他为了“谋富强”之策，从有利于“国计民生”[（13）]的角度出发，并从其兄孙眉在檀香山经营农场和商业因而积赀致富的经历中获得启示，遂提出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的主张。其目的就是希望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以发展新式农业及商业，以便中国能够早日跻身于先进的富强国家之林。他说：商业之功在于能够“转运”各地货物，“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14）]。例如农业所需要的机器、化肥之类的物品以及大量农产品的销售，都端赖商业渠道为之供应或运销。他认为如能做到“地有遗利，民有余力”，而“百货畅流，商贾云集”，即可实现“财源日裕，国势日强”[（15）]之目的。因此，兴办近代化农业与商业是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的。
    第二，采用科技方法，以求提高粮食产量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管子有言：“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16）]。如果连年荒歉仓无余粟，必将造成饥馑相望饿莩载野的悲惨后果，进而激化矛盾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宁。因而孙中山严正指出：“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治国之“大本”，只有“地能尽其利”，才可使“民食足”。为此，必须仿照欧美各国之法，采用新式科技“经略其事”。此其一。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农田单位产量，力求“使同等之田，产数亩之物”，从而实现“费力少而成功多”[（17）]之目的。此其二。另一方面，他认为发展近代化农业必须从综合性的角度进行全面考虑，自不能仅仅局限于稻、麦、豆、菽之类的粮食作物。易言之，兴办新式农业应当农、林、牧、副、渔诸业并举，以期平原、山岭、高地、陂塘、湖泊、沙漠皆能充分利用，创造财富，以尽“地利”。此其三。
    第三，发展新式农业，期能解决“人满之患”
    中国人口众多，早在百余年前即已超过四万万。故孙中山在其年青时代即满怀忧时忧国之心，以沉重的心情严正地指出：“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由于人多地少和经营方法落后，“丰年不免于冻馁，而灾荒必致于死亡”[（18）]。然则，如何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人满之患”的问题？孙中山在进行了反复思考之后，认为应当从下述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货能尽其用”；二是充分发挥“电风水火”的作用；三是“货能畅其流”；四是“节惜物力”，“而裕民生”；五是大兴“农政”，即用科学椊法种田，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也”[（19）]。
    第四，兴办新式农业，以补洋务运动之不足
    孙中山对于清政府自19世纪60年代之后兴办的“自强新政”，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说：“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20）]。
    然而，对于洋务派未能重视兴办近代化农业以解决军需民食的问题，他提出批评说：“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在这里，他直抒胸臆，无所隐讳，指出洋务新政中的“憾事”（实即失误），反映了他对振兴农业的卓越见识和迫切心情。他所说的“憾事”，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洋务派在思想上没有重视农业。孙中山认为中国历代王朝都一直是把农业作为国家的一项“大政”看待的，故“天子有亲耕之典以劝万民”。而今天提出用西法兴农，不过是“广我故规，参行新法”而已。
    其二，孙中山认为要仿行西方先进农业，必需从培养专门人才入手，始克有济。可是，洋务运动推行三十余年来，“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21）]。这就反映了政府当局对改革旧式农业全然未予考虑。按：中国近代派遣青年前往欧美留学，始自19世纪70年代，但主要以学习陆海军为主，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够成为建设新式军队的骨干。1872年后，由李鸿章主持的选派幼童120名分批赴美留学，乃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而这百余名留学生中，以学习理工者为多，间亦有学习文、法、医及海军者。遗憾的是，学习农业者竟无一人[（22）]。这一情况，直至1894年甲午战前基本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