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淮军均为晚清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湘军与淮军之间存在的继承与渊源关系，是史学界认同的不争事实。罗尔纲先生的《湘军新志》和王尔敏先生的《淮军志》对此均有精辟之论，《淮军志》还对湘、淮军进行过比较研究。一般认为，淮军继承了湘军的制度，淮军乃湘军的衍生物。也就是说，学界对湘淮军的相同之处研究较多，对相异之处较少研究，也缺乏对相异之处的原因及其对两军结局的影响的探讨。实则此一问题对晚清史的研究颇有关联，值得认真探讨。
    一
    湘军与淮军的基本相同之处，或者说淮军所继承湘军的，主要是指湘军制度及其基本精神。这是湘、淮渊源关系的根本所在。湘军制度，乃曾国藩有鉴于绿营兵制的弊端，汲取明代戚继光军的特点，创立的一种独特而又行之有效的制度，主要是指陆军制度。它主要包括招募之制、营伍之制、长夫之制、帐棚之制、统领之制、薪粮之制、服饰之制、恤赏之制、濠垒之制、行军之制、营务处之制和粮台之制等等。这些制度确立了从招募到统领，从行军作战到后勤服务，从训练到恤赏的一整套完整的营伍制度，形成了湘军兵为将有、隶属严密、指挥有效、保障有力的制度特点。湘军的这一套制度在与太平军的作战实践中，被证明是远胜于八旗绿营的制度。因而李鸿章创立淮军，基本上是继承了这一套制度。
    招募之制：淮军亦采湘军的招募方式，一是多取皖省本地乡土农夫，使之朴实忠勇；二是先立营官、分统，再由统将招募成军，使之易于统属和指挥。
    营伍之制：湘军营伍以营为基本建制，下隶哨、队（什）两级。一营之内，“营官亲兵六十名，亲兵什长六名。分立前、后、左、右四哨，哨官四员，哨长四名；护勇二十名，什长三十二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伙勇四十二名。一营共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①]淮军营伍之制，最初全采自湘军，丝毫未变。后因建立了洋枪队和炮队，因其装备的变化，营伍制度也有变化，但仍然是新旧营制并用。
    长夫之制：长夫之设，乃湘军的一大特色，论者多认为是曾国藩创设中国军队工兵之滥觞[②]，其作用在军中粗重之役皆为分担，避免了绿营抓夫扰民的弊端。湘军之制，一营共用搬运火药、火绳及一切军装等长夫180名[③]。淮军亦基本沿用此制。
    统领之制：湘淮军均以营为基本单位编制，营以上无固定编制，但设统领（湘军称“分统”）统带，为几营或十数营作战时的指挥。这一制度，亦为湘军营制所创。
    薪粮之制：湘军较绿营兵的待遇优厚之处便是有固定的薪饷。按湘军规定，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费银一百五十两，消官每日三钱、消长二钱，以下什长、亲兵、护勇、正勇、伙勇、长夫等依次差等[④]。淮军亦完全继承此一制度，与湘军不同的是克扣之例较大。
    营务处与粮台之制：营务处实际上类似于参谋部，亦可看作是指挥所，粮台则为后勤机关。此两种机关，并非湘军首创，但湘军的营务处与粮台不但职责专门，且组织分工细致，有效地保障了湘军的指挥与后勤工作，淮军在这一方面，也完全承袭了湘军的制度。
    此外，淮军在帐棚之制、服饰之制、恤赏之制、濠垒之制、行军之制等等方面，均沿袭了湘军的制度。当然在后期随着形势与具体情况的变化均有所损益，但其基本内容并没有改变。所以湘淮军的相同之处，根本点在于此。
    不但如此，湘淮军制度的继承关系所造成的基本要素的相同，更造成了两军的基本特质或精神的一致，这就是它们的乡土与私家军的特征。
    湘军士兵的来源，早期全是湖南人，且大都是乡野农民，后期出省作战，将士也有外省人，但仍然是以湖南人为主。在湖南人中，又以湘乡人为主。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⑤]，而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⑥]，形成了浓厚的乡土特色。在封建社会，同乡、同宗所构成的地缘和血缘纽带，是维系团体精神的重要因素。湘军的这一特色，也是使它行动有效，作战有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淮军在这方面，完全承袭了湘军的这一特色。王尔敏先生通过研究认为，淮军的招募，后来虽然有权宜的变革，但就整体观之，乡土的本色，仍为淮军所长期保持。[⑦]这一结论是十分符合史事的。淮军初成之时，基本按湘军旧制，至皖北招募当地农民，选兵亦以忠勇朴实为原则。但后来战事频繁、战线较长，需兵较多，特别是淮军到沪后，与皖北悬隔千里，返乡招募确无可能，只得变通办理，团练、散兵游勇乃至防军士兵，太平军降卒亦加网罗。这原是曾国藩极为反对的，但因战事紧，曾氏也只得变通允许。根据王尔敏先生《淮军志》所列432名有籍贯可考的淮军将领统计，皖籍者279人，占64%；湘籍41人，占10%；其余为各省及洋将或无籍可考者。[⑧]由此可知，淮军的乡土特色是保持的。
    与乡土特色相联系的，是湘淮隶属关系上的私人色彩，特别是将领的统属关系，多以其亲友、师生等私谊维持。以湘军而言，亲友关系为数不少；江忠源、江忠义兄弟，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王珍、王开仍兄弟，曾国藩、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等等；更多的是师生关系。罗泽南所统部将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鑫、蒋益澧、刘腾鸿等人，都是他的弟子。曾国藩认李鸿章、彭玉麟为门生，胡林翼拜罗泽南为老师。至于湘军中的姻亲关系，更非鲜见。胡林翼与罗泽南是亲家，罗又与曾国藩是亲家，而曾又与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是亲家。就淮军而言，这种亲戚、师生关系也同样浓厚。以兄弟而言，有李鸿章、李鹤章、李昭庆兄弟，有张树声、张树珊、张树屏兄弟；有周盛波、周盛传、周盛长、周盛朝、周盛鼎兄弟，有潘鼎新、潘鼎立兄弟等等；以父子叔侄而言，有张遇春、志邦父子，吴毓芒、育仁叔侄，刘铭传、盛藻、盛休、盛科、盛瑺叔侄；以姻亲而言，李鸿章与张绍棠、刘铭传与杨鼎勋、刘秉璋与吴长庆、张树声与叶志超；以师生关系而言，刘秉璋、潘鼎新均为李鸿章的亲弟子，周盛波、周盛传、张树声、刘铭传等人均师事李鸿章。由此可见，湘淮军在军中将领之间，多以宗族、家族、姻亲、年谊、师生为联系的纽带，结为互为亲属或师生的群体。从政治上来说，彼此目的一致，从个人关系来看，大家利益攸关。这一特征充分地说明了湘淮军区别于绿营八旗的私军性质。
    此外，在饷源的筹备方面，湘淮军均非清政府的国家制兵，故饷源多为自筹，即就地筹饷。湘军筹饷办法有捐输、饷盐、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等七种[⑨]；而淮军筹饷的办法，也大致为各省协饷、各地厘金、海关洋税、收捐等办法[⑩]。因此，两军的饷源大致是相同的，也就是靠军队本身来解决给养。
    二
    从以上比较来看，湘淮军在制度方面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在精神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的特征，淮军确为湘军的衍生物。然而，湘、淮军又确然为两个不同风格的统帅所创建和指挥，湘、淮军产生的时代与环境也并非完全相同，所以，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的，这种差异造成两军在一些具体方面的相异。
    湘军与淮军的最大差异，乃在于二者的建军的目标模式不同，或者是创建的动因不同。从表面上来看，两军的创立者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样一个军事目的。然而，透过这种表现形式来考察，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是淮军的创立，其军事功利目的更为明显，湘军的创立，军事目的只不过是一种契机，最终的目的乃是建立一种封建的新秩序，挽救王朝与伦常危机。换言之，湘军创建的政治目的更为突出。
    湘军是以曾国藩为中心的一批经世派湖南士人创建的。这一批士人，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前夕，就已经深感清朝的危机和社会的危机，对社会政治抱有一种不满的情绪。他们对土地兼并的严重、西方势力的东来、吏治的腐败、学术的空疏都抱有强烈的怨艾之情，希望加以改造，重建封建统治的新秩序。又因为他们的治学倾向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的色彩，他们大都怀抱一种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经邦治国的宏愿。在湘军兴起之前，这一批经世士人如左宗棠、罗泽南、李续宾、郭嵩焘、刘蓉等等，就彼此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探讨匡世济民的方法，且环绕在曾国藩的周围，曾国藩成为他的代言人，他们则成为曾氏的社会基础。曾国藩为京官，每有奏折，均抄录给这批士人传阅；他们也常常要曾国藩为民说话，“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11）]。所以说，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们并非完全的武夫，而是有政治理念和政治抱负的政治人物。对于湖南经世士人群体而言，所谓“君子所自勉者，方大臣际衰乱之世，处昏浊之朝，与庸竖剑壬相侪伍，既不忍纲常沦胥，生民涂炭，而思竭吾力以救之”[（12）]，正反映出他们不甘坐视、跃跃欲试的心态。故此，当曾国藩倡而组建湘军，正符合他们特起从戎、挽救世道人心、实现经邦治国大志的愿望。而对于曾国藩来说，练湘军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作为生当末世的理学家，他的目的在于如何重振纲常伦理，恢复王朝的秩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13）]，中兴王朝。所以练湘军的根本目的，乃在于作育人才、转移风气，是一种政治的功利。
    与曾国藩办湘军不同，李鸿章创建淮军，主要是一种现实的军事功利目的，也就是曾国藩经营淮扬、徐图浙江的援吴战略规划。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军事计划，曾国藩遂派李鸿章回皖北练军，以为计划的实施，这便是淮军创立的目的。随着战争的进程和湘军的暮气增加，曾国藩又有了以淮代湘的意图，以求以新进的淮军来逐步取代师老兵疲的湘军。显然，上述两方面的动机，均是一种军事的考虑，而不是一种政治的考虑。同时，从李鸿章个人的因素来看，他虽然是曾门弟子，以曾的传人自居，但就政治视野和学术根柢而言远远不如乃师，他个人的功利心，实用主义心态，是十分强烈的。因而，对于淮军，他确实是用心经营、刻意培植的，但更多的是将它视为个人的军事势力，而并没有把它视为政治媒体作为确立封建政治的辅佐。
    湘淮创军的目的不同，因而也使得在具体的问题上，两军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首先，是在将领的选择方面。曾国藩有着在政治上作育人才、转移风气的目标，故湘军的将领多为有功名的儒生士子，尤其是高级将领，多为学有专长的人物。据统计，在179名有出身身分可考的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为104人，占58%；武途出身的75人，占42人%。统帅3人（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全是书生出身；统领13人，书生有8人；分统43人，书生占28人；帮办10人，书生占9人；营官98人，书生占41人。[（14）]所以曾国藩称他的将领可以“朝出鏖战，暮归讲道”。而淮军将领的出身，却与湘军大不相同。据《淮军志》中统计，在可考的432人中，有科举功名的仅19人，仅占5%，其余均为武科、行伍、世职、军功等等。在淮军的11大支高级将领中，有科名者仅5人，余均为平民、行伍、防军、世职、武科及降将等等[（15）]。
    第二，是在幕府成员的结构方面。曾国藩的湘军幕府，有晚清人才渊薮的美誉，网罗了当时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据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的记述，湘军幕府所网罗的人才，充分体现了曾国藩“引出一班人才”，转移风气的思想，这就是他不仅仅是网罗那些对湘军的实际军务有关的刑名、钱谷、盐法、河工等类的实用型人才，而且收罗大批名儒硕士、学者专家，如王闿运、吴敏树、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等，都是学者型的人才，他们对湘军的实际事务不可能有太多的贡献，但曾氏将其网罗其中，目的在于为晚清朝廷作育一批人才。此外，李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黎庶昌、吴汝纶、左宗棠、彭玉麟、王定安等等，也并非从事具体事务的人才，而是所谓“闳伟”、“雄略”、“渊雅”类的人物，曾氏将其网罗入彀，经过一个时期的历练，再让他们独当一面，故曾幕中的人，以后多成为晚清社会各方面很有影响的人物。
    与淮军不同，李鸿章的淮军幕府无论从其规模和网罗的人才来看，都是远不及湘幕的。这主要是与李鸿章的建军思想有关系，即为着现实的军事目的，他较注重罗致实际型的人才。王尔敏在考察了李幕后说：“鸿章幕府，则仅注意实用，其罗致专家，首重经纪庶务之才。因此淮军幕府多精明练达之士，而少道学先生，即文学侍从之臣，亦不多见。”[（16）]这是十分精当的见地。故而，从长远的发展而言，淮军幕府中的人物在晚清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不如湘幕人物。
    由于湘、淮军将领的出身各不相同，因而在各自军事装备的“西化”或近代化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本人在内，都是受传统教育熏陶的儒士，一般来说在政治思想方面较倾向于保守，对于西洋的东西接受较慢，从传统政治即所谓天朝体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较多。在湘军部队中，使用洋枪洋炮的情况也有，但为数极少。这是与曾氏的态度相联系的。曾国藩并不是顽固派，但他注重儒家所倡导的“人心”。与此相反，淮军既为军事的功利所驱，将领亦非传统儒士，加之李鸿章也较注重实务，且受西人影响较多，故淮军在使用西洋枪炮方面较为开放。根据统计，在1862年，李鸿章开始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至1865年，他所指挥的五万淮军，已有洋枪三、四万杆，开花炮四个营；整个60年代，淮军先后购买洋枪十余万杆。[（17）]装备的不同，也导致训练方式的不同，淮军聘请了西洋教练，且采用西洋操法，而湘军仍然是传统的操法。王尔敏先生说：“就训练一端，以论两军区别的大要，湘军则代表中国军伍本身的变革，其一切规制，均就中国传统兵学而推陈出新。淮军则代表中国军伍承受西方影响，进而改革仿效者，为中国军制首开风气。两者有绝然不同之处，但均代表进步的意义，亦即代表中国近代军制改革的先驱。”[（18）]
    总之，湘、淮军虽为承继的关系，如罗尔纲所称“儿子与母亲”的关系，但毕竟时势迁移，主将各异，亦有根本的区别。
    三
    湘军与淮军在某些方面差异的存在，其原因在于：一是湘、淮军创立的时期和环境不尽相同，二是主持湘、淮军的曾国藩与李鸿章的风格各异。
    就时代与环境而言，湘军创立于19世纪的50年代初，在相对偏僻和闭塞的内地湖南，作战也大都在湘、赣、皖等地区。50年代，中国社会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相对少些，特别在内陆地区，传统的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湖南尤甚。湘军的将领又大多在湖南这一闭塞的环境中成长，这不能不对湘军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湘军将领们思考湘军的建设和发展的时候，自然是从中国的兵略、兵法中寻找思想资料，诸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之类，所以湘军创立的军制，是对传统的变革。淮军建立的时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60年代初，且基地和活动区域又在西方势力影响较深的江浙和上海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和西方列强可以说在对付太平天国问题上搭成了共识，清廷在意列强的力量，而列强也想进一步扩大在华的势力，这对淮军的建立和经营不能不产生影响。同时，李鸿章本人以及淮军的大部分将领，乃生长于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沿海地区，且后来长期以上海为基地，与西方人士的接触也多，见西洋器物也较广，这也使他们相对开放一些。因此，淮军在接受西方的东西如洋枪洋炮、操法、洋教练等等方面，表现得更加主动和敏感。所以说淮军军制乃是以西方的因素来改造中国传统的东西。
    以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位主帅来说，他们的思想、观念和风格也有不同之处，这也构成湘淮军发展变异的因素。如前所述，曾国藩本质上是一传统的儒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学有根基的理学家，因而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诸方面都恪守封建的政治伦理，加之他抱有一番转移末世风气、充任清朝中兴名臣的志向，故行事处世均较谨慎和刻板，尤笃信“诚”、“敬”之类的儒家道德。李鸿章则有所不同，他虽自称为曾氏传人，也被曾国藩认为弟子，但实在而论，在学问方面确远不如乃师。且为人处世方面，也较为功利和圆滑。这种不同的特色又给予湘淮军以不同的影响。因为实利，故较为变通；过于执着，则唯谨唯慎。最大的不同在于：曾国藩是以湘军为载体，作育出一批能转移王朝末世风气的中兴才臣；而李氏则以淮军为扩充势力、巩固权位的方式。这就造成了湘淮两军在晚清社会中不同的定位和影响。
    就湘、淮两军所培育的人才而言，在近代史上各有不同的地位和特质。一般来说，受曾国藩作育人才的目标影响，湘军将领成为封疆大吏较多。据统计，湘军将领官至督抚的达27人（其中总督13人，巡抚14人），而淮军将领中做到督抚的只有4人（张树声、刘秉璋、刘铭传、潘鼎新），其余大都是在军中任职。就人才的类别看，湘军较为广泛，因而在晚清社会的各个领域均具有较大影响。除官场而外，有学术名望的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活跃在晚清外交领域的则有郭嵩焘、黎庶昌、陈兰彬、容闳等等。相比之下，淮军人物多以统兵从戎为业，较少有在各方面有影响和建树的人物。就两军人物的素质而言，湘军人物较为传统，也略偏保守。曾国藩堪称洋务运动的开先河者，但承继其事业的湘军将领，大约只有左宗棠与沈葆桢两人，而在湘军的起源地湖南，也鲜有洋务新式企业的出现，湘军中上层将领对于土地的投资更甚于对新式企业的投资。然而，湘军将领因较多传统儒士的色彩，恪守传统的政治伦理，故而多有爱国之士，如左宗棠及其部将就有收复新疆的功绩。淮军将领，以李鸿章为代表，对西方事物有较多的感受，观念较为开放，故淮军中办洋务者多，且颇具成效。然而淮军人物既以军队为势力的基础，因而在对外的战争中多趋于妥协，求保势力，尤以李鸿章为甚。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淮军“避战求和”的态势，早为史家所诟病。
    就湘、淮军在晚清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在基本趋势一致的前提下也有不同的侧面。湘军作为近代中国首先崛起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在变革晚清兵制、培育晚清人才、引导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及开创中国现代化运动先河等方面有较大的正面意义，且由于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的政治属性浓厚，为后世史家所诟病的督抚专权、军阀起源等负面影响在湘军的时代并不明显。曾国藩在克复金陵以后裁汰湘军的政治韬略，实际上使湘军已不可能形成地方的军事势力集团，而湘军将领致力政界的态势，也避免了他们成为兵为将有、割剧一方的地方军阀人物。与湘军略有不同的是，淮军将领所致力于在军界的发展，他们对军队的个人控制，对后世袁世凯军阀势力的崛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
    总之，湘、淮军是晚清中国重要的军事集团，清末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与它们有着深厚的联系。对此加以研究不但是有意义的，也是研究晚清史所不可忽视的课题。
    注释：
    ①③④《曾文正公全集》杂着，卷2“营制”。
    ②⑦⑧⑩（15）（16）（18）王尔敏：《淮军志》第78、75～76页、137～138、239～240、184～185、326～327、206～207页。
    ⑤（1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4、12。
    ⑥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7。
    ⑨（14）《湘军兵制》第121、66～67页。
    （11）（12）刘蓉：《养晦堂文集》卷5。
    （17）《中国军事史》第1卷兵器，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