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以来，江湖帮会的兴起、发展及膨胀，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史课题。本文仅从社会组织这一角度，就晚清时期变态社会类群体组织的组织原则、特征，以及成员和组织的演进做一简略的考察。
    一
    会党产生的首要背景是清代的人口大膨胀。从康熙末年到乾隆末年，70余年间，人口由1亿多猛增至3.1亿，出现了60年翻两番的人口增长奇迹。由于土地和生产无法与人口保持同步增长，因而，从清中期起，人口生产和物资资料生产的矛盾，就日渐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同时，过度的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地主阶级随自身人口压力而同步增长的对土地和财富的贪婪，更加剧了过剩人口产生的进程。于是，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脱离土地流徙四方，开始了渺无尽头的谋生路程。
    脱离了传统社会血缘和地缘脐带的人们，在艰苦异常的求生挣扎中，必然会结成一些社会群体，由于早已失去生产资料，游民群体的主要求生手段必然是寄生性和非法性的，从而也决定其组织的反现存秩序性或反政府性，这就构成以游民为主体的会党组织的社会生态环境。
    晚清时期是会党组织空前活跃和发展的时期。由于会党组织的寄生性和反政府性，它只能在传统社会控制力量相对薄弱和生活来源较为充裕的地区发展。嘉道以来农村的日益残破和商业城镇的发展，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随着对外开放而在东南沿海、沿江一带兴起的城市，便成为会党组织大量麋集和主要活动的地带。
    会党组织名目繁多，帮派林立，主要可分天地会和哥老会两大派系。天地会主要活动地区在福建、两广，以及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太平天国时期迅速蔓延至湖南、湖北和贵州、陕西等地区，19世纪末年，开始进入安徽，与盘踞在这一带的青帮势力争夺两淮盐利，清末，长江流域成为哥老会活动最盛的地区。咸丰以后，南方各省的许多乞丐、盗窃帮伙，也逐渐被天地会和哥老会所控制和同化。
    由于产生江湖帮会的生态环境的规定，为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而组合在一起的人们，不可能有多么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因而，“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和“得财分用”等信条，便成为吸引和维系会众的主要精神纽带。
    会党是以脱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游民结社组织，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家族制度，是形成游民社会组织的天然范式，因而，失去天然血缘关系的人群，在共同的命运驱使之下，必然会模拟血缘家族的模式而建立起一种组织，组织中的成员按宗亲关系分为不同辈份，彼此以父子、兄弟相称，遵照封建等级制度的原则，严格等级辈份，不得逾越；由于会众之间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来维系和制约，因而，会党组织内部又规定了外在的誓条和刑罚，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又由于会党组织纵向控制的强制性和横向控制的乏力，又决定了各帮会之间的互不统属和分散性。
    二
    由于会党组织结构是模拟封建家族制而成，因此，首先要确立的是家族中的严格等级。各帮都制定有一套严格的辈份等级制度，如青帮的辈份是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觉悟”24字排辈。洪门的排辈结构叫“三十六步半”，也就是36个等级和36级辈份，加上已退居幕后的老堂主和“制皇”的半个“官职”。其职位共分为8个等级，顺序从1-10，第4和第7两级因发音忌讳而不列入其中。
    第一级有制皇、龙头、坐堂、陪堂、盟证、香长、管堂、刑堂、执堂、礼堂、护剑、护印、心腹、新一。
    第二级有圣贤。
    第三级有桓侯、披红、插花。
    第五级有红旗、黑旗、蓝旗、青刚。
    第六级有花冠（巡风）、巡山、镇山、附云。
    第八级有白旗和八德。
    第九级有九江、江口、检口、守口、斗口。
    第十级有大、小么满、钢章、铁印。
    上列各级官职虽庞杂，龙头一般为总管家，圣贤多为军师，桓侯主持日常事务，其下各级各有职掌，分工十分具体。会党内部成员虽以兄弟相称，但等级制度极严，龙头大爷拥有绝对权威，下级要完全服从上级，由于内部权力无制衡机制，会党组织一般都实行首领独裁制。
    江湖帮会都有一套十分独特的山堂（香堂）制度，山堂布置得森严而神密，堂前除了供有列祖列宗的牌位外，还供有关公、岳飞等牌位。洪门山堂前高挂一盏红灯，灯下插七星宝剑一把，置放有一尺、一秤、一镜，还放有刻着龙凤的棍棒一对。结拜兄弟为开香堂最经常的事务，哥老会入会时先由会中首领以唱诗的形式讲述本会的历史、宗旨和规矩，然后，入会都要钻过由刀剑架起的“剑桥”，接下来用银针刺破中指，滴血入酒中共饮。最后由盟兄发给本会凭证--腰凭或称票布，从此此人便成为该会中的一员，除死亡之外，不得脱离和背叛组织。无论何事开山堂，只要形成议决，会众都要杀雄鸡、喝血酒，还要在列祖列宗之前吟诵盟誓，由于这类行为的普遍性，开香堂和饮血酒便成为会堂组织的一个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