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组织的控制机制主要体现在其“家法”之中，名帮派都订立了极为严格的家法，若有违犯，轻则体罚，重则丧命。执行家法一般要开香堂，洪门开香堂时龙头大哥首先要高声喝唱“开山太令”，令曰：“……不是愚下言语陡，大哥将令不自由。上四排哥子犯了令，自己挖坑自己跳，中四排哥弟犯了令，自己拿刀自己剽。九十老么犯了令，四十红棍定不饶。五堂兄弟请升帐，我今把令往下传……”。
    江湖诸帮会都制定了严格的帮规，凡不孝父母、越礼反教、临阵退缩、私造谣言、欺兄灭弟、调戏兄嫂、引水带线、贪财爱宝、私看内财、红面视兄、不遵节制、酗酒行凶等都要分别处以各类刑罚。
    洪门的刑法分降、黜、轻、次、重、极刑六级。降和黜两刑为降级或撤级，但不体罚。轻刑即用“红棍”打40至80棍。次刑即“剽刀”，也就是江湖上常说的“三刀六个眼”，即自己挖个坑，内埋三把刀，刀尖朝上，对着刀尖跳下去，三把刀刺透身体，造成前后六个洞眼。重刑指沉河溺死，或挖坑活埋。极型就是“凌迟”，以零刀切割致死。
    严格的等级制度，残酷的刑罚，加上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使得会党组织在结构上呈现出极为落后的封建性，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决定了江湖帮会在晚清极度动荡的社会变革进程中，虽数度兴风作浪，但始终只能处于配角的地位。
    三
    从鸦片战争至清末，会党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道光二十年至同治末年（1840-1874年）。这一时期会党的活动都围绕太平天国起义而展开，沿着太平军的进军路线，会党迅速蔓延到东南各省，南方各地的会党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两湖地区出现了会党和民间宗教大规模融合、渗透现象。
    第二阶段，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年（1875-1894年）。这一时期由于沿海沿江通商城镇的开放，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深入内地，在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的过程中，更多的人口被逼入生活边缘，加上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等部队的大批裁撤，会党组织就更加迅猛地发展了起来。本阶段以散兵游勇、江湖流民为骨干的哥老会，开始在长江流域迅速发展，其活动中心已由农村开始转向城市，特别是沿长江各交通码头都已成为其势力范围。在沿长江流域发生的各种教案中，会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反洋教力量。
    第三阶段，光绪二十年至辛亥革命（1894-1911年）。本阶段随着会党活动地域的拓展及组织成员的扩大，资产阶级反政府各派力量都开始利用会党，开展反清斗争，从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到辛亥革命，会党的社会积极效应发挥到了极致。
    会党的参加者最初都来自社会下层，主要是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和江湖游民。太平天国兴起后，一部分会众参加太平军，还有一部分会党成员则投身湘军、淮军等兵营之中，《湘军志》中说：“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者。”[①]而左宗棠所率的“蜀军十营，官弁勇丁，无一不系会匪。全军哨弁见营主，营主谒管带，皆莫不以大哥呼之”。[②]
    如果说湘淮军营勇也属“素无恒产，又无恒业”的社会下层的话，那么，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原属社会中、上层的许多地主乡绅也开始加入会党之中，《申报》记载：青帮“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弟子，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③]清末四川哥老会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号，只有管粮户、士绅、掌权的首事和秀才等才有资格加入仁字号，而山堂中的大爷也多由仁字号中人担任。虽然这些文人士绅侧身江湖各有目的，但这种状况的出现却是引人注目的，它一方面显示传统社会的控制机能正濒临崩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会党势力已发展壮大到足以让各阶层人们，尤其是传统社会中上层人士觉得它可以保护自己，或有被利用的价值。
    清朝最后10年，是江湖帮会历史上最光采和最辉煌的时期，其组织上的演进，突出表现在自立军起义和辛亥革命两大事件之中。
    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面联合国内会党，发动反清武装斗争的开端。唐才常等人根据会党放浪江湖的特点，在长江沿线城市开设多处会馆，招引会党，如在汉口的宾贤会馆、岳州的益贤公馆、沙市的致贤公馆、长沙的招贤公馆等。另在许多城市的机关中，还附设有接纳新会员的香堂。为了迅速将大批会党吸纳入自力会，唐才常等人还仿照哥老会开堂放票的办法，开了富有山堂，大量散发“富有票”，共招徕会党20余万人，基本上将长江会党的各大帮派和重要人物都统收于自力会名下，富有山堂成了长江地区会党的统一联合体。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十分重视会党的力量，为团结会党加盟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通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宣传，开始将分散的各帮派组织联合起来。其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第一，以“革命排满”统一会党宗旨，将目标集中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斗争之上。第二，把分散的会党山堂联合在一起，充做革命党的外围组织，如兴中会组织的兴汉会，华兴会建立的同仇会，以及光复会倡建的五省会党大联合等。第三，直接将会党纳入革命党的领导之下。光复会在浙江最初仿唐才常自力会形式，开办会馆与会党联系，后来又开办大通学堂训练会党头目，并改革会党组织，派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任其首领。黄兴等人也在湖南组织“同仇会”以吸收会党，萍、浏、醴起义之前，同仇会集合会众竟达10余万人。第四，重新组建会党团体，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刘公、居正、孙武等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的会党新组织--共进会。共进会采用同盟会纲领，只是将“平均地权”改做“平均人均”。其组织一方面按近代社团形式，分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军务、侨务、党务、参谋和文牍等9部；另一方面，采用会党组织形式，订立山、水、堂、香暗号，但内容有了改革，“山名中华山，水名兴汉水，堂名光复堂、香名报国香”。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共进会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两广设立分会。宣统元年（1909年）总部设在武汉，并将湖北会党编为五镇。经革命党人的发动、组织、改组和整编，会党各帮派在“反满”旗帜之下，实现了初步的、有限的联合，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斗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国建立，社会发展进程由破坏旧秩序转向建立新秩序，江湖帮会由于其变态社会的反秩序和反政府本性，加上来自游民社会根深蒂固的种种恶习，很快就同资产阶级分道扬镳，以后便沿着传统道路径直堕落下去了。
    注释：
    ①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五十二。
    ②宣统三年八月初三日龚宝珲致盛宣怀函。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61页。
    ③《申报》，光绪二年五月廿四日。
    ④《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