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老会向湘军的渗透
    哥老会刚产生时，不过是长江上游四川一带的地方性秘密组织，它之所以能迅速向长江中下游扩张蔓延势力，与湘军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
    哥老会传入湘军，主要通过两条途径：
    （一）随湘军的招募而流入军营。
    王闿运《湘军志》：“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1]；左宗棠奏称：“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2]。李榕也说：“窃按蜀中尚有嘓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按：即哥老会）”[3]。本来，湘军初期选拔营官、招募勇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与方法。曾国藩明文规定要招募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的山农，力主在偏僻的山区募勇，反对招募城里人。规定所招各勇，必须“取具保结”，而且所招一营，一般均为同一县之人，以便在组织上易于控制。所以，哥老会势力要楔入初期的湘军，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随湘军的出湖南作战特别是不断扩编和成立新军，每年都要在湖南招募数以万计的新勇，湘军的募勇成法也开始受到冲击和破坏。所募之勇不尽是那些朴实无知的“山民”了。例如，咸丰六年（1856）底，胡林翼让鲍超赴湖南募勇成立“霆营”，一再叮咛“勇丁须以山乡为上，近城市者最难用”[4]，建议他赴落后的江华、道州、新宁等湘南山区募勇，但后来鲍超却在长沙附近募勇了事。以后相沿成例，霆军多长沙一带人。到了后来，湖南的兵源更日见枯竭。有人估计，湘军自建军以来至攻占天京，阵亡病故伤残之人约八、九十万人，以湖南一省提供如此巨额青壮年，兵源当然紧张，曾国藩哀叹：“朝取夕取，网罗殆尽，刻下不特将领难得，即招募精壮勇丁，亦觉难以集事”[5]。这势必使曾国藩默认了一些湘军将领就地募勇的做法，收留了大量的散勇、降众。湘军的勇丁不仅不全是湖南人，连一些湘军将领也收用其它省籍之人。如霆军，其将领鲍超为四川奉节人，本为四川散勇，后赴广西入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霆军成立时，共五营，约3000人，以后陆续添募，如同治元年（1862）在募数千人之后，又于年底“派人至三厅续招五千”[6]，总人数达13000多人。霆营中不少为四川人。据不完全统计，在霆军中做过统领或营官的有13人，其中湖南籍6人，四川籍4人（宋国永、冯标、杨鼎勋、苏文彪），籍贯不明者3人。四川籍约占一半。其勇丁也多四川人。而“蜀勇则哥老甚多”[7]，霆军成为四川游勇、哥老会藏身匿迹、潜相纠约的渊薮。值得一提的是另一湘军将领黄鼎。同治九年（1870）左宗棠率领湘军远征陕甘，曾奏称：“西蜀当嘉庆年间，名将辈出，自顷嘓噜变成哥老会，军营传染殆遍。……臣初入关时，黄鼎以蜀人带蜀勇，正苦哥老充斥”[8]。黄鼎，字彝封，四川崇庆人。咸丰十一年（1851）骆秉章、刘蓉在四川镇压李永和、蓝朝鼎起义，以湘军成法，编练四川人，组成勇营，黄鼎即为勇营统领之一，率勇五营，约2500人。后刘蓉巡抚陕西，黄鼎率部随往。左宗棠进军陕甘镇压回民起义，归属左宗棠指挥。黄鼎所带蜀军步队达二十营，约1万人，陕甘的哥老会大约即是由黄鼎所统带的蜀军传入的。黄鼎所部哥老会员甚多，最终黄鼎也被哥老会剌死的。
    总之，由于湘军的不间断的招募与扩编，使得曾国藩原先所定的招募成法变成一纸空文，一些哥老会员乘招募之机，加入湘军，在湘军中发展势力。
    （二）“随营煽结”。
    随营煽结，即是哥老会徒随营交结湘勇，发展组织，这是哥老会势力渗透到湘军的第二条途径。同治八年（1869）三月初一日闽浙总督英桂等奏：“自军兴以来，官兵驻扎处所，每有江湖会内匪徒潜随煽诱，聚党结盟”[9]；同治六年（1867）陕甘总督左宗棠也奏称：哥老会“涵濡卵育，蠢蠢欲动，……凡官军驻扎之所，潜随煽结。陕甘两省，游勇成群，此风尤炽”[10]。如其部将高连升察得湘营收留外来游勇很多，其中多有哥老会分子，便勒令部属各营、哨严肃营规，惩办哥老会分子。但哥老会反而煽动其前营亲兵，于深夜拥入高连升营帐，将高连升及两营官杀死。同治十年（1871）七月曹克忠奏：陕省“各汛军营，时有遣撤勇丁往来如织，该匪等往往伪托营名，冒称差使，攫取讯票文札以及护符，时复盘踞附近州县，串通消息，各挟盟单暗记，勾诱营勇入伙，此拿彼串，踪迹跪秘。”[11]在大都是哥老会分子的散兵游勇的勾连纠结下，哥老会在湘军中广泛传布开来。
    然而，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2]，哥老会在湘军中得以发展，还得力于湘军内部有着适应哥老会生存和成长的肥沃土壤。
    首先，在湘军内部，将领日趋腐败，营私舞弊，导致官兵严重对立。
    湘军饷章对营官以上将领薪饷的规定是相当优厚的，连曾国藩都感到“章程本过于丰厚”[13]，但这些湘军将领大都欲壑难填，贪得无厌，“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以各种非法手段掳取钱财。所谓“虚籍”，就是吃空额，如左宗棠致书曾国藩，指斥朱品隆、唐义训部“人数实不足额，仅止半成有零”[14]，曾国藩回书表示无可奈何：“亦有所闻，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点名，殊不可得。近日各营弊端甚多，不仅缺额一事”[15]；所谓克饷，即克扣士兵军饷。如霆军，军饷“积欠本已不少，而该营哨每于发饷之时，借划边米价为名，又复多方克扣”[16]。一方面将领掊克聚敛，“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17]，如悍将李续宾咸丰八年（1858）三河战死，据曾国藩的奏报，李已积存银两数万；另一方面，勇丁的月饷不足额，甚至几个月拿不到饷银，据统计，到攻陷天京时，湘军计欠饷500万两[18]。这势必引起勇丁的不满和仇恨，军中传有“红顶心黑”之谣[19]，并张贴匿名揭帖。在这种对立情绪下，哥老会乘机潜纠诱煽，组织闹饷，甚至哗变。从湘军军营中初期的几次哥老会案件看，反对将领压迫，尤其是闹索口粮、饷项是起事的主要原因和目的。
    其次，在哥老会传入之前，湘军内部就有“结拜兄弟”风气。
    湘军中人戎马倥偬、南北征战，时刻处于有性命之虞的危险境遇中，因此，有必要将人际关系内化为类似血缘家庭中同胞兄弟的方式，才能有极为牢固的纽带将湘军成员结合在一起，从而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中国乡土社会文化心理所致。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湘军中盛行“拜盟”风习，也有成员角色从众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加入了“拜盟”成员圈内，才能消除“趋向一致性”的心理压力，从而达到心理平衡，获得认同感、安全感。如果将湘军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角色来研究，“拜盟”的盛行，显然与湘军的组织结构，招募方式有极大关系。曾国藩苦心孤诣地厘定了“兵由将招”、“选士人领山农”的招募制度，将绿营“兵为国有”的世兵制变成了“兵为将有”的募兵制，湘军也随之变成了一支封建的私人武装。曾国藩如此组织军队，他毫不遮掩地声明是为了“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20]；士卒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将官（一般是封建“士人”出身）也靠同事、师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维系，因此，标榜“患难相顾”、“忠心义气”的拟血缘、拟亲属关系的“异姓结盟”，必然在湘军内部找到了广阔的兜售市场。
    “异姓结拜”，在清律中是明文禁止的。曾国藩等湘军将领却默认了湘军中结拜兄弟的行为。早在编练湘勇之始，曾国藩就“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寄希望于练勇“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21]，这实际上是怂恿练勇歃血盟誓，结拜兄弟了，尽管讲得有点遮遮掩掩。果然，咸丰年间，湘军营中出现了“结为兄弟”的“兄弟兵”。光绪元年（1875），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一篇严禁结拜哥老会的告示中说：“前此各省用兵，营中材武之士，结为兄弟，自成一队”[22]；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坤一致函张伯纯，更明确说：“尝忆咸丰年间，湘楚各军从征江粤等省，每遇悍贼恶斗，辄听各营挑选锐率，自成一队，称为兄弟兵”[23]。后来，结盟成为湘军中的普遍现象。同治十一年（1872）湘军将领何璟片奏：“查各营兵勇向有结盟拜会之事，原为战阵之际互相救援，迨纠众太多，良莠不一，遂有哥老会名目”[24]；湖南布政使李榕讲得更直接了当：“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25]，反映出湘军中兄弟结拜的盛况。
    当然，湘军中的拜盟风气与后来哥老会传入、结拜哥老会是有区别的，李榕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初期湘军有拜盟之风，而“哥老会又于拜盟之外，造立山名堂名及放飘、约会劫杀诸隐语，与（湘）营中写盟单、竖盟旗、患难相顾之兄弟行径又自不同”[26]。不过，哥老会传入湘军后，这种活动形式上的区别趋于泯灭。在哥老会的“煽结”影响下，“结为弟兄”的“兄弟兵”，变成了哥老会。湘军内部出现了许多哥老会山堂组织。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重新厘定营规，严禁结拜哥老会；次年，左宗棠在长沙金盆岭编练新勇，将勇丁结拜哥老会，列为“行军五禁”[27]；咸丰末年，有人估计，湘军勇丁“入会者，亦十之三四”[28]。据目前所查见的材料，湘营中发生的较早哥老会案件是同治四年（1865）五月安徽徽州府休宁县各营相继闹饷哗变、殴伤道员。据《吴煦档案》记载，同年，杭州湘军蒋益澧部哥老会欲谋杀蒋益澧，抢劫司库，但事泄未成，蒋益澧大肆逮捕哥老会员，杀害30多人，其中包括“二、三品赏职之人”。并搜出哥老会“人名簿子”[29]。以后，哥老会案件在湘军营中频年迭发，势力盘根错节、支干互生。曾国藩说：“哥老会一事，尤为莫大之患。”表示缺乏禁止良法[30]。
    湘军的遣散与哥老会的蔓延
    出于湘军内部的腐败、派系斗争严重、战斗力减弱，特别是为了消弥清政府的疑忌、表白自己并没有“黄袍加身”的野心等方面原因，同治三年（1864）五月攻下天京后不久，曾国藩即递上《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决定将湘军裁撤。据统计，至同治五年（1866），除存留少数几支军队在要地分防或派去剿捻、剿回外，湘军先后被遣撤约30万人。湘军的遣撤，为哥老会势力的壮大和蔓延，造就了新的契机。
    首先，哥老会乘遣撤之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索饷斗争。
    曾国藩遣散湘军，应该说是顺应大部分将士返乡思归以及厌战心理的。但湘军长期欠饷，如此大规模遣撤，曾国藩是无法筹足积年欠饷的。如攻占天京前曾国藩部属8万多人，李续宜部下2万人，“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亦八、九个月”。迨攻克天京，湘军欠饷近500万两。尤其是霆军，积欠120万两。对一般弁勇来说，当兵就是为了拿饷吃粮。由于“切身之利”受到盘剥和侵吞，被遣湘军充满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在哥老会的组织领导下，湘军内部掀起了大规模的索饷斗争，这一斗争波及的地区达九省，为时较长。在江苏，刘松山部索饷，拒绝北上“剿捻”；在安徽，金国琛、唐义训、朱品隆三军索饷哗变，“殴伤官长”；在江西，韩进春军因索饷，烧营谋变。在湖北，鲍超部由于欠饷数目甚巨，同治四年（1865）三月，其部宋国永军在武昌附近的金口歃血结盟，由黄矮子、欧阳辉领导，攻入咸宁县，经江西、湖南、入广东，在兴宁投奔了太平军。霆军的另一将领娄云庆部在福建上杭也索饷哗变。这些斗争，不仅充分展示了哥老会的组织能力、斗争水平，同时也壮大了哥老会的声势，促进了哥老会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其次，随着湘军的遣散，不少湘军将士迅速沦为赤贫，无以为业，纷纷投奔哥老会，哥老会得到广泛的蔓延和扩张。
    湘军遣散后，那些通过克扣军饷、贪污税款等手段而中饱私囊的湘军将领纷纷成为新贵，如曾国荃在湖南购田万亩；郭嵩焘有粮六千石，现银万两；陈士杰有田约三千亩，而被诱骗参加湘军的数十万农民，除极少数上升为小军功地主外，绝大部分并没有能够“升官发财”，他们或早已埋骨异乡，或最终一贫如洗。被裁汰为民的一般勇丁，虽可领到补发的欠饷，但多数被打了折扣，如同治元年（1862）浙江李元度军裁汰时，弁勇只领到一个月饷，其余被一笔勾销了。即使拿到足饷的弁勇，以区区数十金带回湖南，在大量暴富的湘军将帅哄抬地价、大肆并吞土地的情况下，购不了多少田地。加之大量将弁涌回湖南，使湖南“米粮酒肉百物昂贵”、“人人难于度日”[31]，另外，不少将弁在军营中沾染赌博、吸食鸦片等恶习，这使得他们很快坐食耗尽，囊橐空虚了。而哥老会宣扬“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32]，自然得到了这些遣撤勇丁的青睐，纷纷趋赴不遑，相从而靡。
    一部分积功累保官阶的勇弁，遣散后也大都流为游民散勇。为了激励士气，增加部队战斗力，迎合广大将弁的升官发财心理，曾国藩等湘军将领曾在历次战功保举中，大肆保举有功之人。由于湘军非国家经制部队，湘军的保举，仍是照绿营的官阶叙保的。最初，曾国藩定每次战功保案，百人中保3人，但咸丰六年（1856），湘军二克武汉，官文、胡林翼在15000人中保3000余人，百人中达20人。之后，“每百人中保二十人者几成常套”[33]。据曾国藩在同治七年（1868）估计，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的将士不下数万人，那么，三品以下则为数更多，因为保举先由低阶而后高阶，品阶愈低则人数愈多。而三品以上的武职官阶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额定员数总共只有646人。以数万人而候补这646人的出缺，当然是遥遥无期，难上加难。他们虽保有官阶，但大都屈居弁勇，很快陷入悲苦困顿境地。苦难的现实生活，无其它谋生“长技”，以及出于被愚弄被抛弃的愤懑，使他们很快托身于哥老会。对此，当时人就有评说：“江湖落魄，年复一年，糊口无资，栖身无地，其流而为匪者，情也，亦势也”[34]。我们发现，在有关早期哥老会案件中，其组织者、领导者及一些骨干分子，大都即系这些保举武职之人。湘军从原先的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地主武装，变成一支巨大的反抗清统治阶级的巨大社会力量。刘坤一悲叹：“前则为国剿贼，今竟自陷于贼，将来为人所剿，良可痛心”[35]。
    曾国藩对哥老会蔓延所采取的对策
    面对哥老会的不断扩展与蔓延，曾国藩采取了所谓“外宽内严”、“刚柔并济”的“治之之法”--即“告讦之胁从，概从宽宥，以绝株累诬扳之风；访获之头目，必置重典，以杜煽诱猖獗之渐”[36]。一句话，就是胁从者不问，为首者严惩。后来，清政府处理哥老会案件，尽管在量刑上愈趋严厉，但基本上并未逾出曾国藩所定的这一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