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郭沫若同志并未忘记就义长汀的亡友。他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一诗中写道：“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皜皜似春阳。”（16）诗篇赞誉秋白烈士为革命不计个人毁誉，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殉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并深信在今日东风劲吹的大好时光中，秋白精神必将发扬光大。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瞿秋白的缅怀、赞颂之情。
    以上，我们沿时间的轨迹，对郭沫若与瞿秋白的交往和友谊的发展过程作了粗略的纵向回顾。如果我们将这两位历史人物从不同侧面进行多方面的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在出身环境、生活道路、个性气质、思想观念、文学主张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贡献也各有侧重。他们所以能在彼此的交往中结成令人难以忘怀的友谊，有着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郭沫若生性豪放、旷达，具有巍峨高大的峨眉山和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所赋予的雄浑气魄；而瞿秋白性格谦恭平和，江南的静园古轩和山清水秀陶冶了他沉稳、娴雅的风致。如果说郭沫若的个性是刚中有柔，那么瞿秋白的性格则是柔中有刚。从家庭出身看，郭沫若生长于一个从凋零衰败到振兴发达的地主兼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精明能干，能适应商品经济的需求，使家业在几年迅速恢复起来，郭沫若也得以无忧无虑地度过“没有吃过苦”（17）的儿时生活，对未来常沉侵于带有浪漫色彩的幻想之中；而瞿秋白出身于一个急剧败落的士大夫家庭，父亲虽有旧式文人的诸般技艺，但无实际谋生之道，以至于家业难顾，长年独居在外，母亲又为生活所迫吞火柴头自尽。家破人亡，弟妹星散，身为长子的瞿秋白自幼经历惨痛无比的家庭悲剧和濒于绝境的生活磨难，对社会有着更为现实的冷竣观察和理智思考。从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来看，郭沫若早年留学于日本，较多地受到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熏陶；而瞿秋白早年赴俄取经，较多地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通往共产主义者的共同道路上，郭沫若主要加以摆脱的是东方泛神论思想和个性主义思想的羁绊，尽管这些思想曾产生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而瞿秋白则为走出传统的“士的阶级”（18）的阴影，而不断进行灵魂的搏斗。从文学主张来看，当郭沫若鼓吹艺术派的文学观，热情呼唤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为成立创造社而奔走之际，瞿秋白正在宣传并实践人生派的文学观和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参与文学研究会的酝酿，而后又加入文学研究会。对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各有其不同的理解。就各自在历史上的独立价值而言。郭沫若主要以新诗创作、历史剧创作以及其他多方面的文学实绩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与鲁迅比肩而立的文学巨擘，在历史学和甲骨文、金文研究等众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堪称独步的贡献。而瞿秋白在文学领域里的多方面业绩固令人赞佩，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则主要以政治、思想、理论上的辉煌战绩而载入史册。
    从以上极其简要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和瞿秋白在诸多方面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在经历上各有其独立意义，但他们之间并未因此而产生隔膜、误解，而是相敬、相知。在中国现代思想界、文艺界的多次论争中，他们不仅从来没有成为论争中的对立的双方，而是能够一见如故、携手同游、把酒论世、畅叙人生，结下了至死难忘的友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风云激荡的时代和共同的革命事业为郭瞿友谊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1927年底前后，历史已进入不寻常的岁月，一方面，国共两党在合作，工农革命运动如火和荼；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愈益猖獗；1925年7月，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为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提供理论依据；8月，廖仲恺在广州被刺；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此时的郭沫若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世界观和文艺观正发生剧烈的变化，处于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在与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激烈论战中，他以《洪水》为阵地，写下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作》等一系列批判“醒狮派”和“孤军派”的文章。尽管文中的一些观点还不够严谨，但革命的态度和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而这时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正在全力以赴地与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主义”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成为批判国民党右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最有代表性的权威论文。由此可见，是共同的革命斗争使郭沫若和瞿秋白走到了一起。郭沫若回忆说，瞿秋白和蒋光慈的来访，正是“在我的《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已经闯出笔祸以后。”（19）最出色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到来，使郭沫若倍受鼓舞。难怪他第一次见到瞿秋白滔滔不绝谈论的第一个话题，便是关于国家主义；瞿秋白点头赞同，并建议他写出来的也正是郭沫若批判国家主义的一些见解。郭沫若和瞿秋白再度相聚于武汉，黄鹤楼痛饮，把酒论世，也是“三句话离不开国民革命”。（20）风云变幻的时代成了郭瞿交往和友谊的背景，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郭瞿友谊产生和发展的契机。
    其次，从个人因素看，志同道合的政治倾向，丰富、深厚的文学素养，坦诚、磊落的豁达胸襟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效应”，结成郭瞿友谊的纽结。瞿秋白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对国家主义派系统而深刻的批判，以及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进行的不懈斗争等等，都引起郭沫若由衷的敬重。而郭沫若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出色的文化战绩，从一开始就给瞿秋白留下良好的印象，并据此推荐郭沫若担任广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对郭沫若在“四·一二”前夕敢于揭穿蒋介石的假面，怒斥其反革命罪行的刚强的革命品格，更是由衷钦佩。他们不仅有着共同的政治志趣，而且都博通中外文化，文学的缪斯常成为这两位文豪之间友谊的使者。他们在一起谈翻译，谈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面对滔滔大江吟诵苏轼的千古名句。这里，战士的革命豪情和诗人的倜傥豪放，融于一炉；战友的战斗情谊与诗友的相投意趣，连为一体。
    在中国现代史上，“巨人”间的不寻常友谊常被后人传为美谈，其中鲁迅和瞿秋白的伟大友谊已成为人际间相处的楷模，也必将继续传为千秋佳话。郭沫若和瞿秋白之间的真挚友谊也属于这种值得后人赞颂的人类美好情感的一部分。回顾历史，在中国现代进步文学阵营内部曾发生了多次论争和纷争，其中相当一部分对于澄清是非、增进共识是必要的；但毋庸讳言，也有一部分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由于受宗派主义、小集团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意气用事、门户之见等现象时有所见，长期危害着进步文学阵营的团结。在这方面，郭沫若和瞿秋白的交往和友谊，为人们树立了榜样。如前所述，尽管他们的出身、经历、个性并不相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在共同的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中，他们虚怀若谷、坦诚相见，求同存异、互补相成，奏出了无产阶级同志情谊的动人乐章。我们今天研究郭沫若和瞿秋白二人的交往和友谊，不仅对于促进郭沫若、瞿秋白研究的深入，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对于如何搞好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也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