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评价《多余的话》时，许多同志的论述十分精辟和深刻。但由于材料的缺乏和认识角度的差异，其中有许多提法总是拘泥于《多余的话》，对瞿秋白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做了夸大。为了深入分析《多余的话》及其在瞿秋白思想发展中的位置，有必要对瞿秋白评价中的几个提法做一辩疑。
    《重评“多余的话”》中指出：“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这是瞿秋白一生中遇到的许多矛盾中的主要的，也是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一”。瞿秋白“甚至当了领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
    应该承认，在瞿秋白十几年的斗争生活中，他所说的自己的那些“文人积习”是没有消除的。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的“文人积习”有所滋长。但在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却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是克服“异己”意识的自觉性。在大革命年代里，他竭诚奋斗，激流勇进，我们不能想象他这时内心世界会存在什么“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勤奋的工作、学习和写作的同时，他内心的几缕颓唐、灰暗的情绪是荡然无存的，我们不能只凭《多余的话》夸大他从前思想中的弱点，认为他“困窘终生”，“无法解脱”于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中。
    瞿秋白对文化领域有着特殊的爱好，也确有高深的文学造诣。从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开始，他的文学爱好与才能就与中国革命事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在文艺理论、杂文散文，文字改革、翻译等方面，他做出了出色的贡献。瞿秋白与著名的文化战士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郑振铎等人，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瞿秋白积极参加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领导工作，在革命作家中享有威信，曾做为主人公的原型被蒋光慈、丁铃等知名作家写进作品。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一个倡议者和鼓舞者，”他的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具有纪念碑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曾经尽了开辟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在文学上具有不会被后人遗忘的辉煌建树。”（16）我们不能割裂瞿秋白既是政治家，又是革命文化战士的完整身份，不能忽视瞿秋白明确的马列主义文艺观。模糊地不加阶级分析地说他“当了领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尽管目的是表现瞿秋白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却偏离了事实，使人们在认识瞿秋白时容易得到一种错误的印象。
    《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在“进行阶级的、历史的、全面的、具体地分析”的指导思想下，指出：“瞿秋白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多余的话》正是那种好走极端，脆而不坚，由狂热转为灰心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中表现。”笔者认为：瞿秋白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后，一直是坚守不谕的，我们应透过《多余的话》的语言迷雾，看到他至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多余的话》确有错误，但轻易地不吝渲染地把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或对敌斗争中个别不够积极的方式，说成“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中表现”，未免有些过份。
    《全面评价》说：“瞿秋白从参加革命到六届四中全会前，经历了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四中全会后，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化，一向具有理论自信的瞿秋白，却走向另一种极端：自卑、空虚，感到什么也不行，‘精神状态确是中空无所有的状态’，‘人的精力已经象完全用尽了似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六届四中全会“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17）而瞿秋白发表声明，对自己工作和思想上的过失，认真做了自我批评，并怀着对党组织的信任，“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从此以后的两年里，他住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过着动荡不安的地下生活。为了躲避敌人的查缉，他数十次搬居，其中三次躲在鲁迅家中；当时瞿秋白经济拮据，生活艰辛，他依靠自己写稿，换得微薄报酬，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从未停止革命工作。瞿秋白不仅埋头于文艺方面的著译，参加“左联”的活动，而且还写了六十余篇指导革命的政论文章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品。从1931年5月至1933年底两年半时间里，他的著译达170万字以上，（18）除去养病、读书、参加左联领导工作外，每天平均要写两千字左右，这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茅盾先生激情地说：“单说他的忘我劳动的精神，就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的榜样，他是一个带病之身，而且环境的险恶使他不能定居，可是他写了那么多论文、杂文，介绍翻译了多么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19）他的作品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洋溢着共产党人的战斗精神，也表现了研究问题、精益求精的良好学风。从哪里可以说他“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自卑、空虚，感到什么也不行了”呢？1931年10月和1934年1月召开的两届全国工农兵大会上，他均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人民教育委员。1934年2月，瞿秋白回到中央苏区，履职的半年多时间里，“曾极力为之”，“工作甚紧。”（20）组织编写正式教科书；设立师范；筹办职业中学；出席各级教育会议；到乡下考察；并抽空写了一些政治论文和宣传鼓动参加红军的文章。瞿秋白还担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红军大学政委，兼管教育部艺术局的工作。从哪里可以说他“却走上另一个极端：自卑、空虚，感到什么也不行呢”？我们承认瞿秋白有某些弱点，在生命最后的四、五年里，他遭受到无情的政治打击，处境孤立，痼疾复加，思想中出现惆怅自卑，这都是可能的，这种痛苦的感情甚至是持久的、反复的，但并不能影响我们作出这样的评价：瞿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自我改造、努力前进的一生。除《多余的话》外，我们几乎找不出能说明瞿秋白生平消极、工作敷衍的思想材料和具体事实，评价瞿秋白要纵观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不应局限于《多余的话》所做的自我批评和说过的一些过头话。
    《全面评价》认为《多余的话》“反映出瞿秋白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和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是“严重动摇”，并批评了有的同志“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和内容”，把斯大林承认过的动摇与瞿秋白的动摇--这两种“错误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动摇一一相混淆的“形而上学的表现”。（21）《全面评价》对斯大林所讲的“动摇”解释得是否正确，不得而知。对《多余的话》是“严重动摇”等问题，《全面评价》简述得不够充分和清楚。《全面评价》曾说：“在最后的生死严竣考验面前，瞿秋白以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作了完满的回答，因此他无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先烈”，《多余的话》“不是投敌变节的自白书”，《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坚持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能把李秀成的《自述》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相类比，如果因为“都是狱中自述，便捕风捉影，不分析其内容的差异，性质上的区别（按：此处以及前面的着重号是引者加的），就拴在一个绞刑架上处以死刑，不是太冤枉了吗？”那么，人们要问，瞿秋白的“动摇”与李秀成有“性质的区别”，又与斯大林的“动摇”“根本不同”，究竟是一种什么“动摇”呢？既然承认瞿秋白在生死关头“以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作了完满的回答，”《多余的话》“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再去说瞿秋白在诸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严重动摇”，《多余的话》中“应当肯定的一面……不是主导方面”，显然是存在一些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