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活跃在汉文帝前期的西汉政治舞台上。他“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为西汉王朝制定了“长治久安”之策。他坚信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为万世法程，后虽有遇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虽使禹舜生而为陛下，何以易此”[1]（数宁）？贾谊如此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这些政治主张，对于西汉刘氏天下，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有重大意义。不过，他的这些思想被人们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最早记载贾谊事迹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与屈原合传，称“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史记·太史公自序》）。正如钟惺说：“贾生经世才，与屈原同传，以骚合耳。”[2]（P615）冯班也说：太史公“以贾生继屈原，伤其遇，并重词赋。”[3]刘向比司马迁的认识进了一步，他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3]他认为贾谊有经世之才，但他的政治主张没有被采纳。班固纠正了刘向的看法，认为“谊之陈略施行矣”。同时指出：“贾生……暴秦之戒，三代是据。建设藩屏，以强守圉，吴楚合从，赖谊之虑。”（《汉书·序传》）基于这样的认识，班固将贾谊的著述“掇其切于时事者著于传云”，使贾谊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形象凸显出来。
    唐宋人在分析贾谊“不遇”及其原因的同时，对其政治思想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权德舆“尝读贾谊书，观其经制人文，铺陈帝业，术也至矣”[1]（集评）。欧阳修曰：“以谊之所陈，孝文略施其术，犹能比德于成、康。况用于朝廷之间，坐于廊庙之上，则举大汉之风，登三皇之首，犹决壅稗坠耳。”[1]（集评）随着贾谊思想受到重视，其《新书》也开始得到了校勘。宋明学者认为贾谊“其言验于身后”。如宋胡价说：贾谊提出的“若众建诸侯，益广梁地，养大臣有节，崇廉耻之风，后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谊所言”。明何孟春也认为“贾生矫矫文帝朝，凡为诸侯、夷狄、制度、风俗、礼义、刑罚、教太子、礼大臣及食货、利害等议事之当否，后当成败无一弗雠”。黄宝更认为贾谊能“经画天下，通达国体，以取验于后，迄今不诬”[1]（跋）。
    从上述重要历史人物的评论来看，他们只认识到贾谊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政治措施的重要性，还没有将贾谊的政治思想与当时的统治制度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因此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近代结束了帝制，使人们可以在更高的立足点上来认识贾谊，尤其是在传统的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人们不能不对传统的政治体制形成有影响的思想家--贾谊进行反思。贾谊的思想被再一次发现。如徐复观就将贾谊的政治思想与中央集权体制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他指出：贾谊的理论思考，“首先是要为出现不过二十多年的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形态，迫切的找出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4]。对于贾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徐复观没有明确回答，而这正是贾谊思想的核心。
    二
    秦王朝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新体制，本想传之万世，可二世而亡，这激起了继起的西汉王朝的重视，当时兴起了一股总结秦之得失的热潮。宋洪迈《容斋随笔·秦隋之恶》征引了西汉二十多人论秦言论。在这些人中，由于贾谊是从历史的高度来论秦得失的，所以他的《过秦》篇最受时人推重。在该篇中，贾谊着重揭示了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他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1]（过秦）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贾谊的重点落在这三句话上：“取与守不同术”；“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而从贾谊所列的秦之过来看，这三句话的核心是“其政不改”。秦有哪些过失呢？首先，如上文所引，奏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云云。其次，“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本来他可以凭“新王之资”，实行仁政，可是“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最后，“子婴立，遂不悟”。所谓“不悟”，就是他不改前代的暴政，又没有采取措施来挽救败局。不难看出，贾谊所谓的“秦之过”，主要表现在政令、政策、施政方针方面，即“政”上。所以他下面接着说：“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尤未有倾危之患也。”[1]（过秦）因此，贾谊更强调“政”的重要，暴政导致秦速亡。
    贾谊批判秦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制定汉政。贾谊指出汉政必须是“仁义之政”。一方面，他告诫君主治国要“观之上古”。在《修政语》中贾谊列举大量的事实，说明黄帝、颛项、帝喾等古代圣王都是实行仁政的，所以他们的执政达“天下太平”。这与秦暴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汉代君主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贾谊继承儒家重民的思想，突出了“民”的作用。在《大政》篇，贾谊竭力鼓吹民本主义。该篇开宗明义，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接着又说：“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下面又用“命”、“功”、“力”等概念，告诫统治者施政要把民放在首位，切忌与民为敌，“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而民必胜之”。他进一步批评统治者把成败归于天灾祸福的侥幸心理，指出“故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地，必在世民也”。贾谊甚至请来了“天”，所谓“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1]（大政上）。其实贾谊鼓吹民本主义，不是为民请命，而是认识到农民起义的作用。因为这是不远之“前事”，因此他反复告诫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推行仁政。
    不过，贾谊还有更深远的思虑：“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为天子，二十有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有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汉书·治安策》）因此，贾谊非常重视对太子的教育，因为太子是未来的皇帝。他以周为例，说成王自幼就被置于一个礼义的环境中加以熏陶，太公为太师，周公为太傅，召公为太保，他们以仁德礼义教导成王，成王周围的人都是仁义君子，成王所见所闻只能是正人正事。这样，成王逐渐被教化成一个有仁德的君主了。太子登位成了天子，仍然要接受大臣们的教诲和指导。但天子还是有可能做出不符合君道的事，又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旗，诽谤之木，敢谏之鼓”，来约束君主，广开言路。这样，君主施行仁政就有了保证，所谓“太子正而天下定矣”[1]（保傅）。在贾谊看来，这是汉室长久的关键。在确立汉政上，贾谊与年长于他的同僚陆贾不同。陆贾也认为秦政“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但他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5]（无为）。因此明钱福说：“陆贾所论，多崇俭尚静，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流者。”[5]（术事）而贾谊为汉王朝确立的仁政，是一种有为政治，它要求君主在颁布政令、政策、施政方针时，重视民生、民心、民意，它更有利于汉王朝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