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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的汉制，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新政制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其一，如前所言，秦制的根本弊端在于具有军事特点的中央集权新政制与血缘宗法社会相对分离。贾谊把汉制确定为礼制。这就沟通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与血缘宗法社会的联系。如他所说：“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事长之道不过于事兄”，“居官之道不过于居家”[1]（大政下）。这样，在礼制的框架下，国与家，君权与父权，中央集权的分级制与宗法关系的等级制就达到了一致。这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有利于弥补秦制那种政制与宗法社会分离的弊端。其二，礼制还体现了爱有等差。正如贾谊所说：“礼，所以恤下。”“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土大夫爱官属，土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1]（礼）在爱的面纱笼罩下，即使如“割地定制”，也能使“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汉书·贾谊传》）。这就把汉制那种外在强制性化为臣民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于是，伦理原则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基础。其三，汉制是礼与汉朝各种制度的结合。用礼缘饰的法制，也并不“刻薄寡恩”，如同家法、族规一样具有权威性，而且制度能“成长久之业”，“虽有遇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1]（数宁）。当然，礼制不能解决现实所有问题。实际上，生活中的矛盾主要依靠法治来解决，所以贾谊并不反对法治。甚至在对诸侯“割地定制”时法治比礼制更重要，这样汉朝的法律制度仍能发挥作用，礼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补。礼制成为维系中央集权制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