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设立较早、规模最大的两个局厂。它们的创办经费和常年经费，主要来自清政府的海关岁入，产品都由清政府直接调拨，不投放市场发售，经营管理权都掌握在清政府的官员手中。它们都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工业，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异。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具有明显的抵御外侮的思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在1866年6月25日递上的《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23）]中，说明设局造船的目的："我国家建都于燕京，天津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轮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安于无也。"他认为，购买机器制造轮船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举，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5年后成船较多，可以布防沿海各省，遥卫津沽。他把设局造船作为保卫祖国海疆、防范外国侵略的重要手段。
    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筹设江南制造局，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御侮的思想和目的也是十分明显的。1864年，丁日昌向李鸿章递上一个"密禀"，指出："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经。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24）]他建议李鸿章咨商总理衙门，筹措经费，选择一个适当口岸设立船厂。李鸿章对丁的意见表示支持，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说："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25）]上述意见获得总理衙门的同意后，李鸿章即嘱丁日昌在上海访购机器，进行建厂准备。1865年夏，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设立的旗记机器铁厂，能够修造轮船及枪炮，"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李鸿章于同年9月20日具奏，报告购厂经过，说明该厂一经收购，即更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且声称："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犹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26）]江南制造总局同福州船政局一样，也是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有的论者认为：福州船政局是专门制造轮船的工厂，御侮的作用十分明显；而江南制造局以制造枪炮弹药为主，主要是用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的。这个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江南制造局也曾经制造轮船，于1867年设立轮船厂和船坞，次年造成第一艘轮船"恬吉"号（后改为"惠吉"），至1885年先后制造兵船8艘及小型船只7艘。这些轮船同福州船政局制造的轮船一样，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初，所造枪炮弹药确曾用来镇压捻军和各少数民族起义。不过，它在后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884年2月17日两江总督曾国荃奏称："现在法人构衅江海，防务戒严，局中制造工作益繁。江苏水陆各营所需枪炮子药等件，纷纷请领，几有迎接不暇之势。加以北洋、广西、云南、福建、台湾、浙江、江西等省及各处援军调取军械，亦经陆续筹拨，罔敢贻误。"[（27）]1895年4月30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称："倭人肇衅，海防戒严，各省征兵调拨军火，局中所造枪炮药弹几至拨发一空。战事方殷，此局军火自更有增无减。叠奉饬添机器加工赶造，并钦奉谕旨饬令设法扩充多造，以应前敌及沿海各军之用，自应遵照扩充，上紧赶造。"[（28）]只承认福州船政局具有御侮性质，而否认江南制造局在反侵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有的论者认为，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成绩显著，远非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所可比拟。这个说法也是令人难以首肯的。从总的方面说，无论是福州船政局或江南制造局，都是失败的，因为洋务派（包括左宗棠和李鸿章在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这些军事工业使中国真正强盛起来。但是，在引进机器生产、培养人才、促进民用企业的诞生等方面，它们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福州船政局创办伊始，便建立了求是堂艺局，分设前后两学堂，培养制造和驾驶船舰的人才，后来又几次派遣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我国第一代的海军人才，是福州船政局培养出来的。江南制造局在这方面并不比福州船政局逊色。1867年，该局设立了翻译馆，进行译书工作，至清朝末年，共译出西书约200种，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科技类，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的书籍约20种。该局长期编纂的《西国近事汇编》一书，自1873年开始出版，每年出4册，至1899年共出版108册，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各国概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对知识分子具有启迪作用。与此同时，该局于1869年还合并了上海广方言馆，招收15岁以上20岁以下的学生入学，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学制4年。江南制造局成为当时人才荟萃的中心。近代中国第一代科技人才和工业管理人才大都是该局培养出来的。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在促进采矿、冶炼、电讯、交通运输等近代企业的建立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两局有许多相似之处。"扬彼抑此"的做法，是有乖史实的。
    三
    在对外交涉中，左宗棠妥协退让的思想没有李鸿章那么突出，但是，在学习西方"长技"、进行社会改革方面，左宗棠则显得比较保守，有时甚至显得幼稚可笑。这里列举几个实例。
    （一）左宗棠对外国"船坚炮利"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他于1866年创设福州船政局时，尚分辨不清兵船和商船的区别，以为轮船平时可供运漕，战时则可供战阵，所以船政局所造轮船系半兵半商式样，企图兼顾兵商"两用"，结果是"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若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也。"[（29）]他对西洋大炮的认识更为荒诞。1876年，他致函刘锦棠说："大炮有神，喜洁净而忌污秽，若管炮之人未能虔诚祷告，或闲人不洁之手随便摩娑，往往施放无准。……如不能洞穿墙身，则飞了堕入城中，亦可多杀。西洋人用此等神器，本不取轰坍城垣，惟取从空下击，令人惊惶，得以乘机下手，故曰天炮。"[（30）]左宗棠对西洋船炮认识之贫乏，确实是令人吃惊的。
    （二）洋务派对电报、铁路等近代通讯和交通运输事业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7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对这方面所知甚少，没有提出敷设电线和修筑铁路的要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沈葆桢奉命渡台办理防务。他从亲身经历中感到"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31）]，要求清政府准许设立由福州陆路至厦门并由厦门水路至台湾的电线。后来，由于外国侵略者的争夺与干扰，该线未能建成。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要求在台湾敷设电线，但他不久离任，继任者因循迁延，该计划未能实现。1879年，李鸿章为加强海防起见，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试验效果良好，"号令各营，顷刻响应"。[（32）]次年，在天津设立了电报总局，开始敷设津沪电线。与此同时，开平矿务局为了便于运煤，积极筹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于1880年筑成。
    左宗棠对电报、铁路等事业的建立，没有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于1879年致函总理衙门说："铁路、电线，本由泰西商贾竞利起见，各岛族遂用以行军，一似舍此别无制胜之具者。实则生计之赢绌，兵事之利钝，不在乎此。观彼商之近多折阅，各国之互有兴衰，同有铁路电线而其归不同如此，亦可得其大概。"[（33）]左宗棠在创办近代民用企业（包括电线、铁路在内）方面建树较少，除1882年建立徐州利国驿煤矿外，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三）洋务派为了培养人才，纷纷主张于科举考试之外，另辟进取途径。沈葆桢主张开艺学科，李鸿章主张设洋学局，等等。由于顽固派的竭力阻挠，清政府犹豫不决。左宗棠不同意设立艺学一科的主张，认为该项要求"似可无庸置议。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他建议于科举考试时规定，学额十名中"取录艺事两三名，于学额无所损，而于人才则大有益。"[（34）]他的这项主张，实质上是调和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改革科举制度的争论。
    洋务派中不存在什么"爱国派"与"卖国派"的区别，他们对外国侵略者都有妥协退让的一面，仅在程度上有所差别。左宗棠在消灭阿古柏侵略政权、收复新疆领土的斗争中立下了功劳，在收回伊犁交涉及中法战争中主战，这些都是区别于李鸿章等人的地方，但在其他的对外交涉中，同李鸿章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见他也受洋务派的地主阶级立场所制约。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同李鸿章等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在性质上完全相同，在成效方面也无分轩轾。不能说前者是"爱国的"，后者是"卖国的"。在学习西方、进行改革方面，左宗棠是洋务派中偏于保守的一位首领，在创办民用企业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在评价左宗棠的一生时，必须对上述各方面做综合的、全面的考察，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注释：
    ①董蔡时：《试论洋务运动中的爱国派左宗堂》，《江海学刊》1983年第3期。
    ②陈君聪：《左宗棠与福州船政局》，《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③⑦⑩（12）（13）（16）（17）《曾文正公全集》，卷29，第49页；卷33，第10页；卷18，第17页；卷12，第58页；卷13，第49页；卷32，第48页；卷33，第8页。
    ④⑥（21）（26）（32）《李文忠公全集》，卷24，第10页；卷10，第28页；卷8，第5页；卷9，第35页；卷38，第16页。
    ⑤⑨（11）《左文襄公年谱》，卷4，第8页；卷7，第18页；卷7，第38页。
    ⑧（14）（15）（18）（19）（20）（22）（23）（30）（33）（34）《左文襄公全集》，卷22，第81页；卷22，第81页；卷9，第55页；卷11，第18页；卷11，第26页；卷14，第59页；卷22，第29页；卷18，第6页；卷17，第43页；卷22，第20页；说帖，第2～3页。
    （24）（25）《海防档》，丙，机器局，第一册，第3、5页。
    （27）《曾忠襄公奏议》，卷21，第40页。
    （28）《张文襄公全集》，卷37，第12页。
    （29）薛福成：《庸盦全集》，卷1，第14页。
    （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