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洪仁玕所说的那样,在太平天国的早期,"初以天父真道,蓄万众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句中所说的"奥妙",是指精神力量对革命事业发挥了巨大作用,军队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消极方面看,第一,洪仁玕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思想不加区别地全盘否定之后,却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给中国人找到一个科学的、合理的、代表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神力量。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既背离科学也背离了中国国情,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和中国人对西方入侵者的敌视和反感,使基督教始终不能为国人所接受,破而未立,只能导致旧思想的回潮。全盘地否定中国文化和全盘地吸收西方文化的洪仁玕,无论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存在着片面性的认识。 第二,洪仁玕由于与西方传教士关系密切,又具有离经叛道的反清思想,视西方人士为朋友,为兄弟,导致他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认识不清,对奴役人们思想的工具--基督教入华的侵略性一面,未能觉察,因而不能鲜明地揭橥反侵略的旗帜,有力地指导反侵略斗争。 三、近代中国倡导全面学西方的第一人 魏源之后10多年,中国思想界一度沉寂,师夷长技的主张在清朝保守的思想和僵化的体制之下,得不到有效的实行。洪仁玕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实践中,重新提出学西方的主张,其所具有的革故鼎新的精神和翻天覆地的气概,是地主阶级所不能比拟的。他抛弃旧传统、旧道德、旧体制,全面引进西方观念和西方制度的思想,远远地走在了晚清思想界的前头。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有关外交内政的改革措施,每条都注入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是洪仁玕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来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方案。它不仅是改革思想的先导,商战思想的滥觞,而且是新民思想的首唱。 《资政新篇》开宗明义点出了"审时变通"的改革主题:"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预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则自今而至后,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国,自国而至万国,亦无不可行矣。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而已。"[⑥]洪仁玕看到了世界大势和时代的变化,认为中国应该因时制宜,审势而行,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才能保持强国的地位,与番人并雄于天下。这种改革思想,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思想的先声,我们在30年后康有为的文章里又听到了类似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呐喊。 在冲击君主专制方面,洪仁玕通过介绍和赞美美国的民主制度,并通过引进西方的新闻制度"以收民心公议",说明他已经把眼睛移注外洋,寻找克服专制主义的新药方。他的主张虽然仍较肤浅,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但却向国人指出了君主专制是可以改变和有办法改变的,在反对君主专制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实际的措施。他的主张,比魏源等人仅仅停止在赞美向往和一唱三叹上,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在对外交往方面,洪仁玕提出了"柔远人之法"和"与番人并雄之法"。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允许对外通商,并通过与外国接触学习先进的西方技艺国法:"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宣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师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⑦]除此之外,他还提出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国际竞争:"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桂(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况我已有自固之策,若不失信义二字足矣,何必拘拘不与人交接乎?是浅量者之所为也。虽然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致妄生别议。"[⑧]洪仁玕批评了清政府一方面害怕与外人交接,一方面在外人面前又没有适当的章法,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提出以积极的态度,与外人进行商战,从而取得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见后来由郑观应明确提出的商战思想在洪仁玕头脑中已经萌发。 在"风风类"条中,洪仁玕把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改革的思想前提和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要取得人民的拥护,则必先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开导,在思想上武装他们,使改革成为他们自觉自愿的行动。洪仁玕说:"革之而民不愿,兴之而民不从,其事多属人心蒙昧,习俗所蔽,难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风风之,自上化之也。"[⑨]应该从上而下,提倡表扬美德善举,批评鄙弃可耻之行,培养优良的道德风尚,提高人们改革的自觉性和迫切感,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他认为中国人崇尚虚骄、奢侈的习俗和强烈的物欲,价值观很成问题。他说:"中素以骄奢之习为宝,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也。"[⑩]他提出破除旧的价值观,树立新的价值观,并试图以西方基督教作为改造中国风俗人心、提高道德水准的法宝。 洪仁玕在举国还处于视西方国家为夷狄、为仇敌的时候,最先提出了正确认识西方国家和全面学习西方的新观点。他说,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原因是"法善"也。美国是礼义富足之国,其选举和公议的民主制度亦是善法。承认外国比中国富强,而且知道外国富强的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优越造成的,当时能达到这种认识并大胆说出来的人是不多的。冯桂芬道出中国除军事技术外,还有"四不如夷",却不敢说中国的纲纪大法不如外国,而且还是把外国称为"夷"。对于如何称呼外国的问题,洪仁玕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深刻:"(英国)其人多有智力,骄傲成性,不居人下,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即施于枕近之暹罗、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实因人类虽下,而志不愿下,即或愿下,亦势迫之耳,非忠诚献曝也。"洪仁玕的这种认识,不但基于他对世界知识的增加,从而摒弃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陈腐观念,而且基于他"国家有大小强弱,但地位一律平等"的现代民主思想。他批判的予头直指清朝统治者盲目无知和以口角取胜的虚骄作风,且甚有力度。在"师长"的问题上,洪仁玕最先提出请外国牧师和教技艺之人进入中国内地教导我民,也就是直接拜外国人做老师,这个主张在当时轻视和敌视外国人的气氛中,有点骇人听闻,但却显示了他善于学习别人和化敌为友的非常胆识。 洪仁玕在如何学西方的问题上,最早提出器道并重,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成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思想的先声。作为传统思想的反叛者,洪仁玕对于儒家思想的激烈否定使他转向西方的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近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应以它来取代中国古代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如上所说,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亦有较大的个人与时代的局限。 注释: ①②⑥⑦⑧⑨⑩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 ③魏源:《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④⑤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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