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念是人们以自身需要为尺度评价周围世界存在意义的基本观念和行为判断标准。作为思想意识的组成部分，价值观的变革是社会变革走向深层次的重要标识，也是“文化变迁的最终实现”[①]。同时，价值观的变革对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发展也发挥着重要影响。从此意义上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早期资产阶段的价值观念及其社会效应，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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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以来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中国社会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③]，到宋明理学家们的“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植根于封建小农经济基础的价值观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积极宣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对于建立和维持封建统治秩序虽然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以义制利，把义和利的社会功能绝然对立化的极端伦理本位观念又造成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定的严重脱节，同时也牢牢禁锢着人性自由正常的发展。但这一切随着传统中国步入近代而都开始被打破，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冲击之下，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已日益暴露了其存在的不合理性。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产生，作为一支新兴社会力量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应时而生。从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来看，尽管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他们还承袭着种种封建思想的重负，但他们已经开始大胆地对儒家“贵义贱利”的价值观予以怀疑并做出犀利的批驳：“吾国自孟子首斥言利，江都董氏继之，义利既分，儒者之视功利如蛇蝎之不可手触，持不衷之说以求生害政，流毒于社会者遂数千年。”这种义利观“由学术而酿成风俗，由风俗而积为政教”，最终使得“人心风俗乃至不可问矣”[④]。对传统观念如此直率的否定使得在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中，儒家读书入仕的人生哲学已开始动摇乃至被推翻，“状元资本家”张謇曾对自己20余年的科举道路做了如下反思：“计余乡试六度，会试四度，凡九十日，县州考，岁科考，优行，考列，录取等试十八度，凡三十日；综凡四月，不可谓不久，年又四十矣；父母必怜之，其不可已乎？”[⑤]在充满着竞争精神的近代社会，“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⑥]显然是极不合时宜的。在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和封建衰世的背景之下，早期资产阶级立足时代，提出了与“贵义贱利”的传统价值观迥乎不同的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他们大胆地指出：“天下攘攘而往者何也？熙熙而来者又何为？曰为利耳。富者持筹握算，贫者奔走驱驰，何为乎？曰为利耳。泰西之人不惮数万里之程，不顾重洋之险，挈妻孥偕朋友来通商于中国，何为乎？曰为利耳。中国之人渡洋国，习西法，购机器，聘教习，不以异言异服为憎，不以非我族类为异，何为乎？曰为利。利，时之义大矣！……吾茫茫四顾，见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中外通商以后，凡环附于地球者，无一不互相交易以通有无。当今之天下实为千古未有之利场，当今之人心迹遂为千古未有之利窟。”[⑦]
    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势下，对民族富强的渴望使得早期资产阶级的功利价值观与民族意识相融合，首先体现为风行一时的“以富争利”的观念。激烈的商品竞争使他们备感不兴“利”之弊：“外国以其新奇淫巧之货，易我资财，剥我肤而吸我髓，我国民之生计受其害。其所以然者，固由我国工钝物劣，不足以供民用，以为抵制之弊”[⑧]，早期资产阶级立足于社会现实，从振兴民族的立场上义正辞严地指出讲功利、求富强的必要性：“时至今日不言富强，而拘于孟子仁义之说，此迂论也。顾强为富之着，而富为强之基。”[⑨]仔细对照中西，他们敏锐地看到：“中国地博物阜，本为地球精华所萃，徒以怵于言利诫，在上者不肯保护商务，在下者不肯研索商情，一二饶才智知大体者，相率缄口而不敢言”，他们惊呼，如此以往，“再阅一二十年，中国将何以为国乎！”[⑩]争利是富强之基础，而富强又是民族存亡兴盛之根本。因此，争利求富，以利致富应是近代社会发展和民族救亡的重要内容。
    勿庸置疑，求利、致富是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的核心和终极目标。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全部道德态度，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诚实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可以保证信用。守时、勤劳和节俭也都如此，所以它们才成其为美德。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如下逻辑推理：只要诚实的外表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则有此外表就足够了”（11）。如此的道德观自然蕴含着资产阶级自私、贪婪的特点，但在传统迈向现代时，这种观点却折射出一种极具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色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以追求效益和实际利益为目标的功利性角色所起的社会作用即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实际物质利益，实现收入大于支出，在近代社会，这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使中国迈出中世纪，实现近代化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激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冒险趋新精神，就世界历史范围内看，它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因此，从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取代封建时代的伦理价值观，这应是近代中国社会心态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近代社会，这种功利价值观对传统的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挑战和冲击，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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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欧风美雨的强烈吹拂和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必然规律，传统观念为近代意识取代已成为势之所趋。大体来看，早期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的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功利价值观念影响下的重商思潮。
    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价值心理取向所依托的政治、经济的深层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出现变革时，它的深层结构也不可避免地改变着自己运行的轨迹。这一时期，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已逐步成为社会和时代的重心时，以“求富”、“争利”为名的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不再是人们耻于谈论的话题，而是作为一种时代产物为人们所认可。尤其是在得风气之先的通商口岸，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使得追求功名、跻身仕途的人生信条已日渐失去了吸引力，弃儒就贾、经商致富开始成为人们自我实现的新指向。正如有人慨叹道：“自风气之坏，人皆轻名而重利，商市者，利薮人心之所归也，人心所归其遂趋于重商。”（13）在此情况下，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所倡导的重商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愈来愈多人的认同而呈现出广泛的社会性，形成一股社会思潮。简单来看，这种重商思潮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对“重农抑商”传统观点的重新审视与纠正。社会舆论对传统的贱商、剥商、扰商的政策与观点予以大量指责和批判，借鉴欧西，人们指出商业的重要性说：“欧美各国之以商业雄于世界，挟民族膨胀力以来者也，政府亦利用之以为殖民之探险队。昔仅为生计之竞争者，今且与政治有紧接之关系矣”，而中国却因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使得“商权常落外人之掌中，需用供给，不适其度，国势日益萎靡不振也”，因此，“今欲救其弊，必自行重商主义始”（14）。站在国家兴亡和社会发展双重基点上的人们已认识到：“商业者，组织社会之中心点也。……苟无商以运输之，交易之，则农工无可图之利，而其利荒矣。是故，富之本虽在农与工，而其枢纽则在商。”（15）千年以来，经商的重要性第一次开始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轻商”、“贱商”的心理开始为“重商”所取代。
    （2）传统四民秩序的颠翻与商人社会地位的拔高。重商思潮的兴起所势必导致的是人们对商人社会地位的再评价。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排列开始被打乱，商为四民之首的新观点正为人们逐渐认可。商人、资本家的地位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有人甚至对向以锱铢必较的商人形象做了如此高的评估：“我国朝廷无政治，士夫无品行，盖为极不完全之国，极无教化之国，独商民颇重信义，为泰西人所称许。”（16）“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二十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正尊贵的很了。”（17）由近代商人自身表露出的这种自豪感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对商人的认同。在作为新生力量的早期资产阶级被社会所接纳和欢迎之时，旧式士大夫则开始为人们贬视，有人甚至鄙之曰：“所谓士者，乃竟一切不知，绝无所事，于是人亦谓之曰高等游民。”（18）清末大批官僚士绅投身于近代民族工业，以至出现了“向曰官与商其相差有无量之等级，今则官渐趋商之一途，商亦渐趋于官之一途”（19）的景象，如此官商互渗的实质也正是近代商人社会地位拔高的重要写照。
    2.择业观念的更新与实业思潮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出现了两次民族资本投资设厂的热潮：第一次投资设厂的热潮中从1895-1900年计算，新设的工矿企业已多达86家，投资合计17679万元，大大超过前20年总和；1905年后掀起的第二次投资设厂热潮期间，仅在1905-1908年四年间，新设厂矿已达201家，投资合计45815万元，设厂年平均数超过甲午战争前20余年的20多倍（20）。两次投资设厂热潮的出现固然得益于激烈的民族危机下各种爱国运动（如抵货运动）的兴起和清末“新政”的刺激和影响，但是从心态的角度考虑，正是在近代功利价值观念的影响下，民族资本创造的优厚工业利润所散发出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和商品经济对小农经济持续不断的攻击，使得人们的职业观念开始更改，伴随着投资设厂热潮的是一股“群趋经商”的社会现象的兴起（21），尤其在江南如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甚至形成无论男女，纷纷弃农弃学和投靠亲友，争相入城，相继从商的状况，办厂在甲午战争后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同光以后，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22），弃官经商已非个别现象，社会上呈现出投资设厂的繁荣景象：“沪溪及邻近各处之轧花厂、织布厂、缫丝厂纷纷创设，局面为之一新，其兴旺气象，殆有变为东方洛洛尔之势。”（23）新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及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使得当时社会甚至出现了“近者里堂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而征贵贱矣”（24）的巨大变化。正是在整个社会心态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商业化的驱使下使得投身近代工商业的人绝对增多。
    从另一方面看，甲午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提倡的“实业救国”思想也可以看作是其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功利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一思想又成为当时许多饱含着忧患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途径。甲午战后，“士夫之有知识者，亦知非变法不足以自强”（25），他们开始表现出对振兴实业的热忱和响应：清末两状元陆润庠、张謇携手分创苏纶纱厂、大生纱厂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继他们之后，又有大批官僚士绅纷纷投身于近代工业，如据1903年上谕宣称：“晋绅内阁中书渠本翘、常棣华，翰林院庶吉士蔡侗，刑部郎中杨履晋，吏部主事李廷飏，户部主事谷如镛，工部主事成连增，直隶侯补道董崇丘，前甘肃平凉府知府庞玺，直隶试用知府曹润堂，江南即用知县李作楷，举人常麟书等联名禀称愿意筹集股本，设立丰晋矿务公司……”（26）为早期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在此时已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响应和实践，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举国上下，蹙蹙然患贫，叩其所以救贫者，则皆曰振兴实业”（27），被赋予了时代气息的“振兴实业”意识不再为时人认为仅是资本家逐利心理的反映，在民族资产阶级倡导之下，天下“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28）。可见，近代两次“投资设厂”热潮和代表时代脚步的实业思潮的兴起正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人们价值观念和择业观念的更新，而这些不能不说也是早期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应所在。
    3.对教育近代化、社会生活近代化的影响。
    如果说求富、争利是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的核心内容，那么，崇新、务实则主要体现了在这种价值观支配下早期资产阶级积极的社会态度和做事准则。在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上，开放进取始终是早期资产阶级涉外心态中的主旋律，他们不仅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并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去，而且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生活方式大量引入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为宣传近代西方文明曾做了许多积极的努力，他们在推动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中的作用更是令人瞩目的。这一时期，他们已将发展新式近代教育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广兴教育，以培养人才”（29）。就全国范围内看，仅就实业教育而言，根据1912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实业学堂共达440余所，学生3600余人（30）。而发展新式教育、创办近代报刊，这一系列宣传近代西方文明，培养新式人才的活动对中国迈向近代和实现民族交融、中西交融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例如从当时人们的文化心态来看，随着资产阶级新式教育的普及和兴办，受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影响日深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一种文化的价值，主要看其对国家富强有无功效。早期资产阶级曾批评传统中学将“少年精力，多靡于时文试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亿兆人之奋其智慧，专攻有用之学”（31），这一观点正为社会所认可。许多人呼吁废八股、兴实学，而西学即是实学，“拔真才以资实用，不愈于空言无补之帖括乎？”（32）人们认为，只有广采西学才会有助于国计民生和民族富强。正是在早期资产阶级讲求开放务实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伴随着社会风气由僵化封闭走向开放，不满经书八股而努力追求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的人日趋增多起来。梁启超论述民族资产阶级宣传的巨大影响说：“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日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忆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居傲之意见，可以顿失矣！……耳目既开，民智骤开。”（33）可见，读西书、求新知、尚实学已成为时代风尚。讲求务实作风和新式教育之兴对提高近代人文化素质和政治意识修养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此外，早期资产阶级在衣食住行和文化娱乐方面的崇新、务实意识也对近代社会风俗习尚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有学者曾指出：“无论是西服、楼房，还是驾驶汽车、轮船，总之，凡是新鲜事物，中国资产阶级都一概接受。”（34）1905年，苏州绅商曾致信商务总会提及：“吾吴商业薄弱，亟宜厚集资本，银行也，电灯也，自来水也，肥料公司也，速办为是”（35），这恰好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中包含的一种积极趋新意识。在他们的影响下，一种采西俗、用西物的时尚逐渐兴起并为人们接受。时人通过对中西饮食衣饰、民俗礼仪方面的对比，明显流露出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赞美和向往及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不满和批驳。譬如在饮食方面，“西人所食者皆实惠足以适口，足以果腹如是而已；华人所食则但取鱼翅燕菜贵重之品，何者值价最巨即以何者为上品，而其味之果佳与否，不之计也”（36）。透过人们对西俗、西物的溢美之辞是近代人对近代文明的向往和接受，这种向往已不断渗入和内化到日常生活中。如服饰方面，人们在注重传统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同时，开始强调宣传服饰的科学性。《新女界杂志》介绍说：“选择衣服要从种种方面着眼，比方气候，年龄，身份，职业，用途都不可不注意的”，“冬天最好用绀黑及各种浓色的东西，因为它能吸收日光，格外暖和，夏天最好用白地、白茶、浅黄各淡色的东西，因为它能反射日光”（37）。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趋新务实的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社会风俗及社会生活领域内所起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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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的产生和实现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从其本质来看，功利价值观作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及实现，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必然是二重性的。因此，早期资产阶级的功利价值观念既产生了如上所述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效应，也包含着某些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或负面效应。在处于世纪之交的近代中国社会中，这种负面效应尤集中体现为一股弥漫一时的奢华之风和非理性的消费态度。
    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功利价值观同时也是对以纵欲主义、享乐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反映和体现。在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巨大魔力的冲击之下，清末以来，一种竞相奢华的社会风习弥漫于民间生活，“勤俭美德反扫地无余，放逸奢侈之弊俗因斯以起”，在上海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向时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今则舆台晋吏亦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红木、楠、梨等。寻常饮享，无海馐山珍，群以为耻。风俗奢靡，莫此为甚。”（38）“风俗奢靡”的社会风气中无不反映出人们一种“崇洋”的社会心态，有人讥刺上海人的崇洋风气说：“有称上海为上洋者，余为之解释曰：‘上洋者，以洋为上也’。譬如街道，本国地界不及洋场之平坦。譬如老房子不及洋房阔气。……呜呼，上海日处于洋人范围之中，且所见者洋派耳，耳所闻者洋势力，加以发洋财之思想，日营营于脑中，无怪其重洋而自轻也。”（39）在西方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尚勤俭、重道德的传统美德被丢弃，与此同时，片面追求享乐主义又导致了消费观的非理性化。在被称为“销金窟”的近代上海，曾经“民安耕凿，俗尚勤俭”的传统风貌转而变成“大腹争家，动靡万贯；缠头贾笑，浪掷千金。不夜城中听笙歌之达旦，销金窟里乐风月兮无边。习俗移人，迷津莫渡”（40），社会上乃至出现了“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家中无米为炊，而犹高坐蓝呢之轿者”（41）的怪现象，暴发户们一掷千金，挥霍享乐，这种不合理的消费观既反映了在传统社会猛遭近代资本主义浪潮的袭击之下社会心态的不适应状态，也不利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
    此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中，某些传统价值观念仍未褪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重商之风盛极一时，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仍占主导地位。从早期资本家的来源来看，半数以上的近代企业创办者皆由地主、官僚转化而来，由此决定了早期资产阶级在建立起近代功利价值观的同时却难以完全背弃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了资本家同封建官衔合为一体的奇特现象，大多数资本家身兼各种功名职衔，如曾担任无锡商会总理的大资本家周廷弼在经商发迹后便即捐获“四品京堂”、侯补道等职衔；被称为“汉口的中国头号商人”的汉口商务总会会董宋炜臣也不惜重金捐得候补道官衔，另据统计，在1908年的苏州商务总会中，会董16人，总、协理2人，会员44人均无一例外地捐有各种职衔或功名（42），这些说明已开始接受近代文明洗礼的早期资产阶级依然难以摆脱封建功名的诱惑。长期受儒学熏陶使他们在情理上还难以舍弃祖宗的封建之道，如张謇在大办新式教育的同时，却为其子专门请人“授《记》、《孟》之大义，《诗》、《书》之大凡，《春秋》之大事，俾知世自有所以为世，国自有所以为国，而人自有所以为人”（43），大资本家经元善的行事准则则是“立志行事，愿学圣贤，不敢背儒门宗旨”（44）。由早期资产阶级自身体现出来的这种封建价值观和文化意识恰恰说明了其反封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软弱妥协的阶级品格和心态正是导致中国近代化受阻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亦可看作是早期资产阶级这种消极的价值观所产生的恶劣社会效果的主要体现。
    注释：
    ①刘方德《文化论纲--一个社会学的视野》，第132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②《论语·里仁》。
    ③《孟子·梁惠王上》。
    ④《论中国儒学之误点》，《东方杂志》第4卷第4期。
    ⑤《啬翁自订年谱》，卷上，第34页。
    ⑥（32）《郑观应集》，上册，第104页；第105页。
    ⑦⑨（13）（36）（39）（41）《申报》1890年7月23日；1882年10月15日；1904年10月31日；1885年8月22日；1911年9月24日；1873年4月18日。
    ⑧（14）（17）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356页、468页；下，第890页。
    ⑩（31）薛福成《论公司不举之损》、《西法为公共之理说》，均见《庸庵之别集》。
    （1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4-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15）（16）孙宝煊《忘山庐日记》，第799页、第695页。
    （18）（22）徐珂《清稗类钞》，第四册，第1673页、第1672页。
    （19）《大公报》1910年10月4日。
    （20）（42）黄逸峰、姜铎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71页、第12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1）参见李长莉《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
    （23）《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24）转引自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5）《张文襄公治鄂记》，第10页。
    （26）《光绪朝东华续录》，第178卷，第6页。
    （27）（3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21，第113页；第47页。
    （28）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62-863页。
    （29）（35）《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11页；乙2-1，8／22。
    （30）《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论”。
    （34）《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47页。
    （37）《新女界杂志》第六期，第62页。
    （38）光绪《重修金山县志》卷17，志余风俗。
    （40）《上海县续志》卷2，建置。
    （43）《通州张氏家塾经史图文补习科答问序》，《张季子九录》教育录。
    （44）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23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