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天津条约修订谈判在1869年1-9月举行，10月签约，谈判中，英国商人欲望甚高，而英国政府则实行"局部"修约的方针，以不致动摇清政府的统治而妨碍英国的长远利益为重，因而条约并没有取得设铁路、电线、开矿、内地设货栈、驶轮船等权利就签订了，但最后也未加批准[③c]。德、威妥玛的说词、筹备修约至谈判、签约，历时三年。清政府要求各地方大吏建言，以专折密陈，可见不欲泄漏于外。曾国藩预筹修约的密奏，因曾密咨李鸿章等数人而被外国所知，不得不自请议处。剑桥收藏的致威妥玛书，有"至十年换约之说，将来西国必有别情，所以遂其欲者而后已。"又有"他日换约，去所不便，择其便者"等语。这是明白表明此信是为修约而发。政府对修约正在密议阶段，曾国藩以封疆大吏却致函敌国使臣表态，揆诸古今政制，极无可能。剑桥藏件的护封上在一行英文字前加有"？"号，这应是收藏者甚或威妥玛自己对这封信究竟是否曾国藩所写持有疑问。至于郭嵩焘以为这封信"折服"了英国，所以在修约谈判中英国不那么坚持前议，这是由于他完全不了解英国外交之实际，是全无根据的猜测。
    还可以找到怀疑这封信的本证。信的开头有如下一段："别来八载，怅各一方。足下翔武于天衢，鄙人蠖屈于海上。缅想光仪，末由接近。顷有人自都门来，盛传足下至总办衙门，亲递《新议略论》"云云。"天衢"，意为帝京，"足下翔武于天衢"，指1860年英军侵入北京。这一段话说，曾国藩与威妥玛见过面，距写信时已有8年。又最后一段："往者因苏返沪，获奉咨言。"从这几句，曾国藩在"因苏返沪"时还收到过威妥玛的信。然而，正是这些题外话暴露出了极大的疑问。曾国藩自咸丰十年起两任两江总督，并曾兼任通商大臣，驻地历在祁门、安庆、南京，却从不在上海，所谓"鄙人蠖屈于海上"，全非事实。据曾本人日记及其门人黎庶冒所编《曾文正公年谱》，曾国藩只在同治九年（1870）七月直隶总督任上办理天津教案时见过威妥玛，此前并没有相识和通信的记载。"因苏返沪"一句，曾国藩到苏州、上海，只同治七年（1861）四月一次。这是为了查阅外海外师事宜而离开南京督署的一次水路旅行：二十四日从南京登舟，经扬州、金山、焦山、丹阳、常州，五月初三日到苏州，初十日到上海查阅轮船洋炮工程和吴淞口、狼山、福山各营，其间有英、法领事来见及回拜，并没有收到威妥玛来信的记载[①d]。"因苏返沪"的"返"字和"蠖屈海上"一语，都显示出伪托者误以为曾国藩驻节之地是上海。
    这封信中还有"赫君论中国有云：试问中国能常为自主之国否？"之语，然后引出一大段反驳文章。实际上，这一问句出自威妥玛的《新议略论》而非赫德的《局外旁观论》。这一参差，暴露出作此信者手边并没有威、赫二人的文件。可以推测，这封信是知有威、赫二人贻书总署之事，不满西方国家假通商传教以入侵中国者所写，并付刻印，以广宣传。其人假托曾国藩的名字，但并不确切了解曾国藩的行踪事迹。
    尽管这封信非曾国藩所写，但仍很有研究价值，它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外国通商、传教两大端的态度。这封信强烈反对外国侵入中国，这在当时许多中国人中会有共呜。但它的论说却反映出深重的传统观念。它固守"崇本抑末，贵农贱商"，固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教"；又以为中国之必能自主，是因为"在德不在力"，"皇天眷命我圣清，入主中夏，世世相承，靡有失德。……国家深仁厚泽固结人心"。此等颇为陈旧的见解，在当时亦有其代表性。所以这是晚清洋务早期一篇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料。郭嵩焘对之大加称赞，一则认为它折服了洋人，符合他的心愿，二则寄托他推崇曾国藩、贬抑左宗棠的心态。当总理衙门要各地对威、赫之件议奏时，郭嵩焘正在署广东巡抚任上遭左宗棠排挤而去职。他的复奏稿中有商民皆得置火轮船以与洋人争胜之条，与这篇给威妥玛信中的思想是各异其趣的[②d]。曾国藩为当时办洋务之首领，被后人称为在器物层面上现代化的始祖。但他心目中的自强要图只是"讲求炮械、创造机器、造船绘图、翻译文字"[③d]，而坚决反对创办电线、铁路等，不只反对外国人办，也反对中国人办，以为兴办这些事业，将使外夷或豪强占夺内地商民、负贩穷民的生计，与郭嵩焘的见解也不同。
    注释：
    ①a《郭嵩焘日记》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871年版，第608、609页。
    ①b《曾国藩全集》第28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624、5879页。
    ①c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4，六年十一月壬申。
    ②c参见《曾国藩全集》第28册，第5792页。
    ③c参见丁名楠、余绳武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211页。
    ①d据黎《年谱》、《曾国藩全集》日记。
    ②d《郭嵩焘日记》第2卷，郭嵩焘自记跋语。
    ③d见《曾国藩全集》第29册，第6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