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1842-1922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四岁随父回国。他一生活了八十岁，几乎与近代中国前八十年相始终。前四十年，大多在海外求学、任职，是获取外国律师资格的第一个中国人，是香港立法局的第一位华人议员。后四十年，在国内政坛上进行政治实践，投身洋务运动，参与清末政治改革，参加建立民国，反对复辟反对军阀，最后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赍志而终。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国内学界并无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就其政治制度思想的形成、演变作一番考察，以求正于方家。
    一、主张改革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
    辛亥南北议和期间，伍廷芳曾对唐绍仪谈及，自己原来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①a]。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其早年经历。
    他少时即"慨然有澄清宇内之志，不屑为章句帖括之学。"[②a]由鄙视八股时文转而赴港学习西学，由目睹中国积弱之景状转而萌生匡世救国之心："以为欲救国危，非赴欧美精研法学，举吾国典章制度之不适者，改弦而更张之不可。"[③a]遂以十余年薪俸积蓄，于1874年自费赴英留学，攻读通商、交涉、刑名、律例和万国公法。域外三年的学习、观察，使他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的了解。1877年1月23日，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抵达伦敦的次日，伍廷芳就前往拜访，谈话中简截地道明了君主立宪政体与君主专制政体的迥异之处："英国之政，君主之，实民主之。每举一事，百姓议其失，则君若臣改弦而更张。"[④a]
    1882年，伍廷芳应邀入李鸿章幕府，投身洋务运动，之后逐步跻身政坛，直至1909年退居上海。宦海生涯二十余载，伍廷芳目睹朝政腐败，纲纪废弛，以致列强环伺，民族危机不断，这使他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为"有可行处，有不可行处，特视其人用之善不善耳。夫权在一人，号令严则措施自易。……一切敷布，及其改革，自无掣肘捍格之虞。……惟一遘暴君，擅行威福，视民草莽，耕凿难安，不必桀纣一流，而生民已困于水火。"通过中外历史比较，伍廷芳看到，专制政体曾经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随着民智渐开，已不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盖自数百年，四海萧骚，咸狙伏于专制政府之下，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压逼太甚，炸力旋生，其势使然。以是人心之趋向，渐集民权，君权已居少数。"因此，他认为中国只有"上下一心，变法图强"，改革专制政体，才能"不战而抗行欧美"[⑤a]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伍廷芳在晚清政治改革运动中，"屡有条陈，辄思补救"[①b]，进行了一系列维新改良的实践活动，其中最集中地体现在主持修订法律，进行法制改革。
    伍廷芳认为，"法无不变，制贵因时。"中国法律和西方法律差别很大，虽不能强求相同，却须因时而变。就刑法而言，中国量刑用刑重于西方。因为中西刑法"不一之故"，所以在教案等交涉事件中，造成"华民科罪，则虽重犹以为轻；洋人定案，则极轻犹以为重。"针对这种状况，有必要参酌中西刑法，改重从轻，行圣明钦恤之政。就中西通商而言，更需法律保障，故应"采各国通行之例，折中定律，勒为通商律例一书，明降谕旨，布告全国。所有交涉诉讼，彼此有犯，皆以此为准。"[②b]1902年，由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荐举，清廷命伍廷芳和沈家本为修订法律大臣，"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③b]1903年伍廷芳开始参与修律，直至1906年退出，前后共四年。由于英、美、日、葡改订商约时曾得到允诺，中国修改法律后他们将放弃领事裁判权，因而他坚持认为，"此次修订法律原为收回治外法权起见，故齐一法制，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实为开办第一要义"，是"变法自强之枢纽"[④b]。他指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⑤b]基于此，伍廷芳和沈家本主持删订《大清律例》时，废除了凌迟、枭首、戳尸、缘坐和刺字等酷刑；更定刑名，将笞、杖、徙、流、死五刑，改为死刑、徒刑、流刑、拘留、罚金；改变死刑执行办法，规定只用绞刑一种；将继承、分产、婚姻、田产、钱产等属于民事的条款划出，不再科刑。此外，伍廷芳还主持制订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诉讼法草案》等新法。这些法律，连同他人制定的《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等，引入了西方近代法律观念、原则，改变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中国传统法律结构，促使"政刑分离"和司法独立，触动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从而推动了中国法制近代化和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二、投身革命洪流，拥护民主共和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于1911年11月12日联合张謇等人，致电摄政王载沣，请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⑥b]清廷未予理睬。伍廷芳又单独上书庆亲王奕劻，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年来假立宪之美名，行专制之虐政，上下中外罔不周知，朝廷之大信已漓，虽复家喻户晓，其谁信之"；清室的出路只有一条，即主动放弃帝位，"与民享共和之幸福"[⑦b]。其时，满洲亲贵载涛、良弼等为保住大清王朝，重募死士，决意暗杀赞成共和的汉人，伍廷芳亦在其列。对此，伍正气凛然，斥之为"野蛮举动"，并道出其潜伏的"利害安危之机"："汉人百倍于满，果使挺刃寻仇，互相报复，为满旗计，后患何堪设想。"[⑧b]
    对内，伍廷芳首倡清帝退位。而对外，伍廷芳则积极宣传中国革命，开展对外交涉。上海光复后，成立沪军都督府。他受沪军都督、革命党人陈其美之请，出任外交总长。11月12日致电世界各国，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文阐明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政体。他宣称，"吾民之所好者，为共和政体，故其所择者，亦共和政体。"且武昌起义以来，全国十八省中已有十四省宣告脱离清政府，赞成共和，各省代表会议即将举行，准备制定宪法，建立政府，中国已出现了"新气象"。据此，伍廷芳又认为，"吾人之所以欲求列强承认吾共和国者，盖以此共和政体乃事实耳"，"满清权力已具消亡，其一线余气所发，仅如登场之傀儡而已。"[①c]上海是国际性城市，又存在两个租界，中外关系错综复杂。伍廷芳在上海光复前就照复各国领事，请各自维持租界秩序。上海光复后，他盱衡时局，一面重申租界自行维持秩序，一面下令尽力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禁止民军任意进入租界[②c]。为防患于未然，他拟订了《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维持各地租界现状，免生枝节，俟大局底定，再行设法收回。"[③c]作为一个曾长期驻节国外，颇具声望的外交家，伍廷芳的言论，对世界舆论了解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保证革命顺利进行，具有积极作用。1911年12月9日，作为南方光复各省临时外交代表，伍廷芳被推举为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南北议和。在谈判中，他竭尽心智，擘划折冲，力主建立共和政府，坚持清帝退位。"盖必如是，然后共和国体乃完全成立。否则，有类于虚君共和之嫌，故独于此始终坚持。"[④c]所有这些言行，均可视作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的不懈努力。
    伍廷芳首倡清帝退位，投身革命，在政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所谓缙绅士大夫皆惊异之"[⑤c]。皇室亲贵甚至訾其为"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⑥c]那么，促成伍廷芳由君宪向共和转变的动因是什么呢？概而言之，约有三端：
    首先，"补天"希望的破灭。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中，改良与革命两大势力相摩相荡，争持的无非是选择何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政体还是民主共和政体。换言之，改良与立宪、革命与共和是相对应的。清廷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真相一旦被揭破，即使其自身丧尽天下人心，又使改良势力掀起的立宪运动无所倚持。伍廷芳出仕清廷，孜孜矻矻从事维新改良，就是试图变革专制政体。清廷的假立宪，使其最后一丝希望化成泡影，油然而生失望和无奈。这种情绪对于一个身居海外数十载、亟望祖国强盛的人来说，显得尤为强烈。所以伍廷芳奉使美国任期未满，急求瓜代，返归沪上，弃政从隐，"提倡公益，如用国货，禁纸烟，办义赈，不遗余力。"[⑦c]民国初年他在追忆中描述了自己心路演变的轨迹："前朝供职，已历数十寒暑。季世遘乱，政纲失纽，屡有条陈，辄思补救，奈终见沮，十不一行，志敛心灰，浩然归去，不敢为利禄之恋，贻自公退食之讥也。"[⑧c]
    其次，革命高潮的掀起使他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伍廷芳游历欧美，对中外政体深有体察，知悉"人心之趋向，渐集民权，君权已居少数"，只是以为中国民智未开，故一直主张"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其时。"[⑨c]但辛亥革命的骤兴，使他看到共和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并为全国舆论所公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因此，"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重新缔造，我意以此说为确不可易。"[①d]
    其三，摆脱了传统士大夫的"忠君爱国"观念的精神桎梏。传统士大夫由读书而出仕，浸淫于三纲五常中"君君臣臣"的伦理说教。在他们的思维定势中，"忠君爱国"是联为一体的，忠君即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伍廷芳则不然。他接受的是西方近代教育和近代国家观念。在上庆亲王奕劻书中，他历述自己曾殚精竭虑，为朝廷屡献改革之策，怎奈大多未蒙采纳。随即指出："夫谏不行，言不听，孟子且谓为寇仇矣。廷芳之于朝廷，仇则何敢，顾亦尝谏之言之，自觉已尽臣责矣。"并为自己脱离清廷作严正的声明："非廷芳辜恩，实由忠言不听于前，至于今日。"[②d]他认为，清廷覆亡之因在于"不知变通"，"不知时事变迁，昧于中外情形"[③d]，故"国民反正，非由其他，以清廷失纲，势难补救，割地赔款，贻累吾民，格杀勿论之谕，无异与民宣战，非民弃清室，实由清室执政之自绝其民也。"而民国乃"吾五族同胞之民国，非一人一族，可得而私有之"，故民国取代清朝，犹如一个公司的股东调换不善经营的管理者一样，更易执政者，"改良其政治"，而并非"易国"[④d]。由此可见，在伍廷芳的思想观念中，"忠君"与"爱国"并不等同。他也"忠君"，但并非"愚忠"、"死忠"。他也"爱国"，但所爱之国，并非"君"之国，而是"民"之国。这种以"国家至上"的近代爱国观念是他最终脱离清廷、拥赞共和的真正的精神动力。
    三、坚持三权分立原则，力主责任内阁制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伍廷芳出任首任司法总长。他认为"共和"已经实现，今后只要"上下一心"，中国就能"渐臻盛轨"。[⑤d]故民国成立三个月后，就辞职寓居沪滨，准备颐养天年，永作共和国民[⑥d]。这一时期，他对民国的前景充满希望，并对如何治理国家提出了系统的主张，其政治制度思想亦有新的发展。
    伍廷芳认为，"共和政治，由国民代表取决，肩其责任"[⑦d]，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关键在于如何真正体现"主权在民"原则，如何使国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与平等权。所谓平等权，就是"从律例眼中所视全国之人，无分上下高低，尽属平等；国家法律，上下人须一律恪遵，位极长官，亦难枉法，犯者无论上下，一同治罪。"所谓自由权，就是"凡人于法律界内，不出范围，可以自由行事，无人可为拘制，如有稍涉枸制，而不依法律者，即可执拘制之人，起诉于法官，或官或民，犯者一律惩治。"[⑧d]显而易见，伍廷芳在此阐述的自由、平等权利是"殆指律例上而言"，受法律约束的。
    为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确保民主共和制度，伍廷芳特别强调"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期望借助分权制衡机制杜绝专制流弊。他以为，西方文明之国，"均有三权鼎立，各不相侵，立法一也，司法二也，行法三也。"[⑨d]三权之中，伍廷芳尤以司法独立为重。因为司法不但是"全国治体命脉所寄"，"关系外交及收回治外法权"[⑩d]，而且"关系商民安居与国民富强"[（11）d]。所谓司法，"非专指司法一部而言，其要素以法官讯案为归宿。"[（12）d]所谓司法独立，"盖专指审判官之独扼法权，神圣不可侵犯，其权之重，殆莫与京也。"[（13）d]伍廷芳援引西方社会的价值标准，以为"视一国之文明与否，须视其司法能独立与否，并其执法廉明与否。"[①e]具体表现为：（一）"所有大小各案，胥归地方大小审判厅及大理院，援例讯谳，不出范围之外"，不受行政干涉，即所谓"司法神圣不得或贬其权，更不准行政者越俎违章，稍作民本之侵犯"[②e]；（二）审判官代表法律，行使司法审判权。为保证审判官独立判案，守法不渝，必须给予优厚的薪俸与崇高的社会地位。基于此，伍廷芳主张，"中国政治欲有所进步，须先从司法一门入手，改良审判，优给薪俸，是为第一要义。"[③e]
    在自由、民主、主权在民及三权分立等西方近代政治信念和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应该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呢？
    众所周知，清末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中，是以美国的民主共和模式为目标的。但在会商南京临时政府组织方案时，内部产生了分歧。据居正《辛亥札记》载，宋教仁主张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孙中山则坚持美国式的总统制。最后宋教仁的意见遭到拒绝，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其实，无论责任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均为民主共和政体，差别仅在于最高行政权力的归属不同而已。前者权归内阁，后者权属总统。选择何种制度，须视具体历史环境而言。在革命时期，权力适度集中，有利于统一筹划。而在民初政局频频变动之际，"主张责任内阁制含有限制袁世凯和旧势力的专权，保卫新建立的中华民国这两层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内。"[④e]伍廷芳不是决定政体问题的核心人物，但其言论社会影响较大。在此，不妨以孙中山、宋教仁的主张为参照，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