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11日，汤寿潜、宋教仁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明确提出"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⑤e]。伍廷芳亦列名其中，可知他当时赞成总统制。1912年4月，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为防范袁独揽大权，孙提出定都南京、袁南下就职和遵守《临时约法》三条件。《临时约法》改用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辅助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⑥e]，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不负责任。袁世凯对此极为不满，就职后不断干涉政务，制造内阁危机，破坏责任内阁制，代之以实际上的总统制。1913年10月6日当选正式大总统后，采取高压手段，取消国会，修订《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将总统权力无限扩大。这样，《临时约法》、国会、责任内阁制均已破坏殆尽。在政局大变动中，伍廷芳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赞成总统制转而力主责任内阁制。
    1914年伍廷芳撰写了《中华民国图治刍议》一书，专章探讨"民国应用何等治法"。他首先指出"一国政体，因民而组织，非因国而组织，更非因求禄位而组织。"接着认为，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是一个政体逐级进化的过程。民主共和作为政体进化的最高阶段，三权分立，内阁柄政，总统仅等国家元首，不掌实权。由此可见，伍廷芳已倾向于采取责任内阁制。进而，伍廷芳解析了民初社会三个阶层的政治心态：位居四民之首的"士"，"恒多墨守古学之辈"，"不以民主制度为愿行"；农家工役"不闻国事，政府若何设施，非所计也"；一心以共和为依归者，主要是留心时局的"通儒"，他们"考究欧美政治，衡较得失短长"，是"智识开通"的"莫绝领袖之士"，此外还包括学生、报社编辑、商人、海外华侨、游历外洋者、与洋人交涉者。针对这一现状，伍廷芳基于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提出了社会改良策略："守旧之徒，万难强迫；躁进之辈，亟须调和。是中苦衷，尤关党派。"[①f]以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构建民国的政治体系，在这一点上，伍廷芳接近于宋教仁。但不同的是，后者旨在框范国家权力的运行体制，前者意在推进社会的稳步改良。
    在伍廷芳看来，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不掌实权。那么总统的选举程序又该怎样呢？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伍廷芳赞成总统制时，曾说过"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②f]，这与孙中山的主张是相同的。民初改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后，伍廷芳则说，"如果依照法国制度，总统由参议院、众议院选举产生"[③f]，就可避免大量的选举费用，并使工商各业免受影响。基于此，伍廷芳主张民国总统的选举，应当仿效法国。他说："如果允许我进行预测的话，我会说，鉴于法、美两国的经验，年轻的中华民国极有可能采用法国选举总统的制度，或确定与之相近的制度。"[④f]总统由全民选举或议会选举，其区别在于民众参与范围的大小不同，反映了民主程度的差异。但这仅是就制度本身而言的，从更深一层意义来说，制度能否发挥功能，发挥多少功能，根本上取决于人对制度认识、遵循甚至信奉的程度。近代中国以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促进其制度近代化，首先面临的就是西方先进政制能否适宜中国的问题。对此，伍廷芳关于政体和总统选举制的思考已有所触及，其意义也因之得以体现。
    四、为"共和"正名，驳复辟谬论
    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各种社会势力进行重新整合。如果新势力不能据有主导地位，那么旧势力一旦遇有合适时机就会复萌、反扑，试图减缓乃至阻滞社会变革。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思潮与复辟思潮的出现，正是革命后旧的社会势力回潮的反映。这股复辟思潮，希冀在文化上尊孔复古，在政治上复清朝之辟，复帝制之辟，[⑤f]为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作了思想舆论的前导，对民主共和制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孙中山、黄兴等很快从革命胜利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奋起还击。伍廷芳也一同加入了捍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斗争。
    1.为"共和"正名。
    劳乃宣是复辟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劳氏，浙江桐乡人，曾任清政府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他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即撰成《共和正解》一文，企图混淆"共和"一词的含义："《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静匿于召公之家，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今天下竟言共和矣，若依共和本议解之，则今日颁布之君主立宪政体，正与周之共和，若合符节也。""若时人之所谓共和，乃民主也，非共和也，共和之谬解也。"[⑥f]据此可见，劳氏所谓的共和，指君主立宪政体，而非民主共和政体，其实质是反对革命，为维护和延续清朝统治张本。民国成立后，这一论调成为清朝复辟的历史文字依据。对此，伍廷芳痛加驳斥道，现在所谓"共和"，本由英文Republic译出，其音是"里北布历"，其意是"民国代表，执政行事"，亦指民主政体，只是在翻译成中文时，借用了汉语"共和"二字而已；它与中国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共和"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周时用二相执政，名号共和，其意在公卿相和而修政体，非指全国国民代表而言。今日之用共和二字，乃专指全国政体，揆之周时名号，所谓势殊时异，与今二十世纪大相悬绝。……今日称共和者，乃以别于专制及君主立宪之谓也。"[①g]
    2.强调民国取代清朝并非易国，共和胜于专制。
    民初，一些清朝遗老旧臣鼓噪清室复辟、"民国不如大清"、"共和不适于中国"。针对这一情况，伍廷芳指出，清廷不知及时变革专制政体，而"汉人狙伏专制之下，已历二百六十余年，帝统十传，而国政愈坏，割地赔款，几令全国人民，尽为奴隶，至荷国债之重，民力尤难转输，立宪徒托于空言，格杀则听其勿论。"[②g]待到革命风暴掀起，大势已去，民心齐归共和。因此，民国肇建是时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民主共和政体对君主专制政体的胜利，而并非"易国"。况且，民国建立后已日显其进步性："英才应运而兴，共和大纲，日形进步，若以前清相比例，明眼人自能知其较胜。"[③g]
    3.主张明定法律，宣传共和思想，杜绝复辟邪说。
    1914年，劳乃宣又抛出《续共和正解》一文，公然向袁世凯提出还政于清室的具体方案：定宪法之名曰"中华国共和宪法"；定国名曰"中华国"，不称民国；定纪年为"中华国共和纪年"，不用民国纪年，"以共和纪年，乃周召共和旧制，今依用之，正以表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亦犹行古之道也"；等到共和十二年，宣统皇帝十八岁时，袁世凯十年总统任期已满，就可以还政于清室了，即所谓"依周之共和十四年，周召还政于宣王故事也。"还政后，"宣统封袁王爵，世袭罔替，以报勋劳。"[④g]劳乃宣将此文与《共和正解》合印成《正续共和解》一册，后又加入《君主民主平议》一文，分赠遗老旧臣，宣扬"民主之制万不能行于中国"[⑤g]，鼓吹清室复辟。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公然声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⑥g]一时，复辟言论甚嚣尘上，有人甚至称民国三年（1914年）为"复辟年"[⑦g]。
    对于复辟思潮的兴起，伍廷芳通过冷静观察，反复思考，认为倡议复辟之人可分两类。一类是曾在清廷供职当差的；另一类是读书人出身，守旧拘迂，自矢孤忠，且"不谙时局，独鲜开通，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⑧g]他们"借遗逸之高名，直欲令民国人心，解体而后快，淆乱国体，危害清室，惹起外交，酿成内乱，于国于己，究属奚益也。"[⑨g]
    基于这一分析，伍廷芳认为民国政府应该采取两条匡谬立正之策：其一，"似宜在立法院明定法律，申明现在中国全属民主政体，如有人谬议复辟，或立说著书，或从中煽惑，即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杜绝此等邪说，而固国基。"[⑩g]其二，广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提高国民政治文化素质。他反复强调辛亥革命是民众久处专制困境之下渴盼共和的体现，因而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主张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一面求治，一面以共和义理，开诚布公，教导国民，庶使国民知识程度，继长增高，一意改良，与共和美政，互相融洽，国基既固，日进无疆。尔时纵有反对之人怀贰心，自必情谊相孚，疑忌胥归消灭。"[（11）g]
    伍廷芳主张从立法杜绝复辟言行，以共和义理教导国民，不失为标本兼治的合理途径。但是，正如伍廷芳所指出的，共和政体虽"最称良善"，但这一"最良善之国政，非得文明相当之人，不能任其治理。"[（12）g]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既不具备民主政治素质，更不愿实行共和政治，恰恰反其道而行，破坏约法，荡除国会，加速复辟帝制的进程。这样，捍卫共和者面临的已不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何阻止历史倒退的问题，并从思想领域中的批驳还击骤进至政治实践上的短兵相接。
    随着时代的进步，伍廷芳从君宪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坚信民主共和制度是中国走上强盛之路的重要基础。为了捍卫这一制度，他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为了捍卫这一制度，他置恫吓和威迫于不顾，断然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为了捍卫这一制度，他不避暮年高龄，毅然南下护法。在此过程中，伍廷芳逐渐认清了军阀政客践踏共和的真面相，并先后脱离了北洋军阀、西南军阀，追随了"以天下为公"的真正的护法者--孙中山。这一抉择，使他的一生最终成为与时俱进的一生。
    注释：
    ①a观渡庐（伍廷芳）编：《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共和关键录》第一编，著易堂书局民国元年印行。
    ②a③a伍朝枢：《哀启》，《伍秩庸博士哀思录》，民国十四年铅印本。
    ④a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0页。
    ⑤a伍廷芳：《论民国应用何等治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三章，民国三年新会伍氏铅印本。
    ①b伍廷芳：《中华民国图治刍议·序》。
    ②b伍廷芳：《奏清变通成法折》，《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50页。
    ③b⑤b伍廷芳：《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伍廷芳集》第256-257页。
    ④b伍廷芳：《奏停止刑讯清加详慎折》，《伍廷芳集》第269页。
    ⑥b伍廷芳等：《忠告清监国赞成共和文》，《伍先生公牍》上卷，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1页。
    ⑦b⑧b伍廷芳：《致清庆邸书》，第11-12页。
    ①c伍廷芳：《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伍廷芳集》，第368页。
    ②c③c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2-473，476页。
    ④c⑨c观渡庐：《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
    ⑤c⑦c伍朝枢：《哀启》。
    ⑥c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
    ⑧c伍廷芳：《中国民国图刍议·序》。
    ①d观渡庐：《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
    ②d伍廷芳：《致清庆邸书》。
    ③d⑤d伍廷芳：《中华民国图治刍议·序》。
    ④d伍廷芳：《论前清官吏当知民国非易国》，《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十六章。
    ⑥d伍廷芳：《辞勋-位电》，《伍廷芳集》，第527页。
    ⑦d伍廷芳：《论民国应用何等治法》。
    ⑧d伍廷芳：《论平权与自由》，《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十七章。
    ⑨d⑩d（12）d伍廷芳：《论司法之独立》，《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十一章。
    （11）d伍廷芳：《论司法之关系》，《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十二章。
    （13）d伍廷芳：《论司法之独立》。
    ①e伍廷芳：《论司法之独立》。
    ②e伍廷芳：《论民国图治终睹成绩》，《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三十章。
    ③e伍廷芳：《论司法之关系》。
    ④e谢俊美：《略论宋教仁的政治制度思想》，《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1期。
    ⑤e上海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51页。
    ⑥e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①f伍廷芳：《论民国应用何等治法》。
    ②f观渡庐编：《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
    ③f④fWu Ting Fang:America: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New York:Frederick A.Stocks Co.1914,Third Rrinting,P.27-28.
    ⑤f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页。
    ⑥f劳乃宣：《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一，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41-142页。
    ①g伍廷芳：《论中国改共和之原理》，《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章。
    ②g⑧g⑨g⑩g（12）g伍廷芳：《论复辟谬说扰害共和》，《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十九章。
    ③g伍廷芳：《中华民国图治刍议·序》。
    ④g劳乃宣：《续共和正解》，前书第150-151页。
    ⑤g劳乃宣：《印行正续共和正解跋》，前书第331页。
    ⑥g⑦g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89-90页。
    （11）g伍廷芳：《论民国图治终睹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