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1842年5月之前一年多时间内，道光帝一再谕令前线将领收复香港。自6月起，由于广东方面将领对收复香港毫无举措，又由于战火已烧到长江下游，加上朝廷内外投降妥协人物的影响和左右，因此，道光帝对于收复香港的决心已经丧失。1842年6月7日，奕山在奏报香港情形的奏折中说："至逆船在香港情形，迭据水师提臣转据大鹏协禀报：沙山〔沙〕嘴之惩膺台、官涌之临冲台，已被该逆拆毁。复于裙带路、赤柱之上湾、中湾、下湾地方，随时修建营盘，兵房鬼楼马头等工，亦时有拆毁，并有前被火烧修复者。又于裙带路、灯笼洲两处修建炮台，安设铜铁大炮三十四位，均有夷目带领夷兵驻守，侦察甚严。复有汉奸在该处修造草棚铺房，交通买卖。其对面之尖沙嘴，更有兵巡各船连泊。是该逆竟以香港为巢穴，而汉奸亦藉以为逋逃薮，奴才等现虽防守，刻刻不敢忘战，俟有可乘之隙，再当相机妥为办理。"[（46）]对于奕山奏报的香港情形，道光帝在上谕作这样表示："逆夷踪迹靡常，情形诡诈，著该将军等随时侦探，即行具奏，仍严密防堵，毋稍疏虞。"[（47）]这里，道光帝只强调"防堵"，再也不提"进剿"、"收复"香港了。
    6月21日，奕山奏折中提及"在香港裙带路造有夷楼五十余间居住，将原盖篷寮尽行拆去"[（48）]。对此，道光帝在7月8日的上谕中说："逆夷于香港裙带路地方，公然建造楼房，安置妇孺，显有久据之意。该将军等相度情形，（于）能于逆党聚居之处，掩其不备，乘间纵火焚烧，亦足快人心而褫逆魄。"[（49）]这里，道光帝尽管注意到英国人在香港"显有久据之意"，但他没有令奕山"收复"，只是要求奕山"掩其不备，乘间纵火焚烧"。
    显然，在南京和议之前的几个月间，道光帝对改变英军强占香港这一现状已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他已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英军强占香港的既成事实。
    7月上旬英军侵犯上海后便溯江而上向中国腹地进犯。此际，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耆英，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等投降派纷纷活动，向英军乞降求和。面临着军事上节节溃败的道光帝不得不依重于耆英等投降派人物向英军乞降求和。7月16日，道光帝谕耆英乘机派陈志刚与英人议和。密谕称："广东现在通商，未闻该夷有误伤商人之事，且该逆如果真心求和，于通商而别无妄求，朕亦何乐而不罢兵？即令仅止求给香港一处，栖止贸易，或该国船只，偶至闽、浙口岸，暂时停泊，售卖货物，旋即驶去。虽非旧例，然随时变通，朕岂不思保全沿海生灵，聊为羁縻外夷之术。无如该逆逞凶陷地，屡肆鸱张，既来犯境，即不得不集兵防堵。今观伪示，该逆有悔罪之意，或可乘机开导。著耆英即密派陈志刚等前往该处，作为己意，谕以大皇帝恩威并用，即如上年〔二十一年〕在广东讲说时，一面议及通商，一面即攻坏炮台，在皇帝大度包容，并不计较，亦未有因误伤人命，不许尔国通商之事。何以尔国径赴沿海各省，妄行滋扰，占我城池，伤我百姓，须知天道好还，众怒难犯，尔国似此行为，揆之天情人理，顺乎逆乎？亦安能常享贸易之利乎？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50）]7月下旬，英军进犯镇江，镇江副都统海龄率军抵抗不支。道光帝便于7月26日密谕耆英、伊里布与英军再商戢兵。密谕就香港问题再次表示："前已谕知耆英，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沿海暂准通市。"[（51）]道光帝这两道密谕，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原则：一，香港不是永久割让，而是"暂行赏借"；二，"暂行赏借"给英国的用途是"堆积货物"。这两条原则与前阶段道光帝一再强调"收复香港"相比较，已远远倒退了。尽管如此，道光帝多少还保留着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君主在本国领土问题上应有的立场。
    8月4日，英国兵舰驶抵南京。英国侵略者以军事威胁与政治讹诈压耆英、伊里布等人就范，实现其割地、赔款、开埠等侵略目的。此时，道光帝决定放手让耆英、伊里布"设法羁縻。"8月6日，道光帝在答耆英奏《遵办对英羁縻情形折》的上谕中称："计此次谕旨到时，伊里布业已前来。自当会同妥商筹办，一切朕亦不为遥制。"[（52）]耆英、伊里布等得到道光帝"一切朕亦不为遥制"的承诺后，便从8月12日至14日与英方在南京仪凤门附近的静海寺进行实质性的谈判。8月14日，耆英、伊里布、牛鉴联衔上《形势万分危急已允通商割地赔款折》。奏折中通报英国割地方面的条款是："系索讨香港作为马头"。[（53）]耆英等在奏折中还说："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马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54）]对于耆英等奏折中奏请的英国"索讨香港"的要求，道光帝在同日发出的上谕中则明确表示："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但只许来往通商，不准久住据为巢穴。"[（55）]
    耆英等人对道光帝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是清楚的。然而他们被英军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8月22日，耆英等将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粗定条约上奏朝廷，"并请钤用御宝"；同日耆英等又上《请于所议条款内钤盖御宝以免决裂片》。道光帝对前折朱批道："可恶可恨之至！"[（56）]对于后片，道光帝朱批道："何至受此逼迫？忿愤难言！"[（57）]同日，道光帝谕军机大臣等，称："耆英等奏，连日与英夷会议，粗定条约一折。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懑〕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58）]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牛鉴和璞鼎查分别在条约文本上签字。31日，耆英等奏《详陈议和情形折》。同日，道光帝就耆英等所陈情形发出上谕称："耆英等奏，详陈夷务情形，亲往夷船妥为招抚一折。览奏忿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系，其利害不止江、浙等省，故强为遏抑，各条均准照议办理。"[（59）]至此，道光帝允准了包括"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条款在内的"和约十三条"。
    综观此阶段道光帝在香港问题态度由丧失收复香港决心发展到主张"赏借"，最后同意割让香港的变化，我们认为，香港割让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道光帝本人。倘若道光帝不给予耆英等人"便宜行事"的权力，不承诺"一切不为遥制"，那么，耆英等人也不会如此迅速地答应英方所提出的侵略要求；倘若此时道光帝不主张议和，而及时采纳8月1日吏部左侍郎杜受田奏请的用"火攻一法"，攻击进犯南京的英国兵舰，那么，战争的形势或许会朝着有利于中国方面转化。因此，香港被英国割占，就中方而言，其罪责归咎于道光帝是不过分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道光帝接受议和条款是迫于国内外情势。彼时彼地的道光帝感到："（一）英人船坚炮利，非力所能敌；（二）前此料其船不能入长江者，今乃知其能；（三）长江既据，则盐漕无出，南北断绝；（四）英人将北上天津，危及京畿；（五）前此料其只能水战，今乃知亦能陆战；（六）满蒙将领，更无可用之人；（七）国内情形不安，不了此局，内乱将起；（八）英人并无土地野心，所求不过通商；（九）防费浩巨，不如以此款抚之。"[（60）]所以，在最后接受条约时，他的心情痛苦万分。据记载称："传闻和局既定，上退朝后，负手行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旋入殿，以朱笔草草书一纸，封缄甚固，时宫门未启，令内侍持往枢廷。"[（61）]这表明道光帝充当清代第一个答应外国侵略者要求的帝王，"实出于不得已"[（62）]。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315、615、615、618、620、627、627、631、632、633、633、634、634、635、711、714、719、734、737、737、773、774、774、779、779、642、660、803、804、805、806、807、834、902、999、1005、1077、1107、1121、1712、1806、1097、1118、1927、1930、2007、2009、2054、2127、2216、2261、2261、2263、2275、2276、2277、2181页。
    ②《信及录》，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刊，第227页。
    ③参见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0）（61）（62）《软尘私议》，《鸦片战争》丛刊，（五），第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