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条陈四则"送达清廷后，因无人支持而被束之高阁，这对满怀报国之心的容闳自然是一大打击。不过，"条陈"的四项内容却不胫而走，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产生了巨大的回响，引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的高度重视。在以后的岁月里，有的内容陆续付诸实施。例如在李鸿章主持下于1872年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即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航运企业，承运漕粮兼运商货，其组织及经营方式等也多借鉴容闳的建议；又如在李鸿章倡议下，1878年开平矿务局的建立、1881年唐胥铁路的通车，以及1882年在左宗棠倡议下徐州利国矿务局的成立，等等。这些都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洋务企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左、李等人也均对派遣青年出国留学一事深为关注，由于他们的支持终于开创了出洋留学的风气。
    （三）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实施
    1870年，容闳在曾国藩、丁日昌的支持下，再次提出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为了引起清廷的重视，曾国藩决定由他领衔会奏，由于曾氏的地位和影响，清廷迅即批准了这一奏折。本来留学生正监督应由精通英语擅长西学的容闳来担任，但是为了缓和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曾国藩、李鸿章又联衔会奏清廷，决定在为留学生设立的两名监督中，由翰林出身、思想保守的刑部主事陈兰彬任正监督，而以容闳为副监督；随行出国的汉文教席的任务是：学生在"肄习西学"的同时，"仍兼讲中学"，而且要"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端"[（23）]。其主要目的，则要使学生牢固树立"中体西用"的思想。
    1872年8月，第一批30名幼童（年龄定为10至16岁）抵达美国，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出洋留学的新篇章，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后三年内，中国幼童均按计划分三批到达美国。他们刻苦耐劳、勤奋好学，有许多人的成绩超过美国学生。据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的家庭，经历考试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24）]。
    容闳见到幼童们来美后的积极奋进精神以及美国人士的好评，内心极为欣慰。可是支持自己实现此项"教育计划"的曾国藩却于1871年冬因病逝世，容闳为此感到无限惋惜与悲痛。他说：如果上苍"赐以永年"，使之"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手创事业之收效"[（25）]，其乐当如何耶！然而容闳所没有料到的则是曾国藩的去世使自己失去有力的后援，以致留学生正监督陈兰彬及其继任者吴子登等人看到这些幼童逐渐习染西风，有的跳舞滑冰，有的喜食西餐，有的信奉耶教，有的西装革履，其尤甚者则不习汉文，不读《四书五经》及《圣谕广训》之类在国内必须诵读的典籍时，不禁大为恼火，视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因此，他们与朝廷内部的顽固派沆瀣一气，群起攻击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错误，认为这些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了防患于未然，应当立即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26）]。
    这次坚持与反对派遣留学生的斗争，实际上是西学与中学、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之争，坚定地站在留学生一边的只有容闳一人，李鸿章虽然同情留学生，却有力不从心之感。在朝野一片反对声浪中，李鸿章采取了一种妥协方针，一面责令正副监督对留学生严加管教，一面向美国政府交涉让中国留学生能进入美国陆海军专门军事院校学习，以便培养国家所急需的高级军事人才，庶几乎亦可减少来自顽固派方面的压力。不料这一要求竟为美国政府所拒绝，容闳虽然一再交涉均归无效。于是清廷遂于1881年夏作出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部留学生的决定。
    容闳鉴于自己辛苦经营的教育事业面临着半途夭折的危险，而1872年以来先后来美的幼童最小者此时也已20岁，其中有不少人不仅高中毕业，且已考入耶鲁、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深造，如中道辍学岂不可惜！于是乃向美国友人呼吁伸以援手，请他们函请清朝政府收回撤回留学生之成命，虽然不能就读军事院校，但是仍可攻读理、工及其他高等院校，将来学成回国，同样可以为中国的近代化建设效力。其中以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orter）联合美国教育界的许多名流共同署名写给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最为诚挚殷切，信中说：留学生们"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故品学兼优，"成绩极佳"，"咸受美人之欢迎"；他们的表现，"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因此，希望清廷收回成命，以免功亏一篑，并恳切地指出："令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27）]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清政府坚持己见，仍然严令全部留学生必须克期回国。除了坚决不归及业已夭亡者26人外，其余94人均于1891年11月回到上海。至此，容闳所追求的教育救国计划中最为雄伟壮丽的一章也就结束了。
    论者或谓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半途而废，不仅是容闳个人的失败，也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与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须知在风气闭塞、"严夷夏之别"的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封建主义仍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曾国藩等洋务派能够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师夷长技"，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的行动，的确具有非凡的胆识。
    其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次出洋留学之举尽管遭受了挫折，但留学欧美的风气却从此大开，在这之后的几年，李鸿章就选派了许多官弁、学生前往英、法、德等国学习军事、造船、矿学、法律等不同学科。李鸿章说：留学的"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十得五"，对国家的建设"不无裨益"[（28）]。后来的事实证明，归国留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作了很大贡献的。到了20世纪初年，留学之风更盛，仅仅东渡日本者即达万人。所以，从这一角度看，容闳首倡的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之举并没有失败。
    其三，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本身虽然未能善始善终以竟全功，但也未完全失败，因为这百余名归国留学生仍然在各条战线为祖国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均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兴办的各项事业中得到安排，各展其长，主要有：在海军任军官者18人；在铁路任工程师及局长等职者17人；在电报业任职者16人；在外交界任外交官（领事、公使等职）及翻译者15人；在矿业系统任职者8人；在行政部门任职者6人；从事医务者5人；教育工作者4人等。可见这批留学生所学的专业是多种多样的，而以工科为主，他们的回国使"洋务新政"的人才恐慌得以部分纾解。后来成为出类拔萃的知名人物者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其次则有外交界要人唐绍仪、梁敦彦以及协办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的唐国安、海关监督蔡绍基等人，其他崭露头角者难以一一列举。因而容闳后来说："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而今日政府（指清廷）似亦稍稍醒悟，悔昔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计划，此则余所用以自慰者"[（29）]。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容闳来说，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仅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凤毛麟角前所未有，即使在140多年前的美国也是鹤立鸡群备受重视的。他本来是可以在文明昌盛、生活丰裕的大洋彼岸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可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更没有忘记苦难深重的祖国，他终于在1855年回到了对于自己有着覆露之恩的父母之邦。在此之后的几十年内，他一直在为振兴中华、为中国的近代化而竭智尽力，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完全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必须指出：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在那个时代也具有积极意义。他从1863年投入曾国藩幕府参加洋务运动之后，即一直在为实现自己的通过教育手段传播"西学"，以便使祖国臻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崇高理想而坚决努力。1867年，当曾以两江总督的身份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时，容闳鉴于总局之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全为外籍人士，遂建议应当招收中国学生，"浸以机械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俾能逐步代替目前所聘用的"外国工程师"。[（30）]曾国藩也认为有了"制器之器"，还需要有"制器之人"，乃立即决定在总局之下附设一所技术性学校，以培养初、中级的工程技术人员。容闳深为自己的建议能够被采纳而感到由衷地高兴，他说这是自己的教育救国计划的"小试其锋"[（31）]。后来实践证明，这所工艺学校的确培养了不少人才，替代了原由外国工程师所控制的岗位。从维护国家利权的长远观点来看，他的建议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也是他的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其实，1860年冬，容闳向干王洪仁玕所提的七项建议，其主旨即在于实施教育救国计划，只是未能成功而已。论者或谓容闳的辞别太平天国乃是逃避火热的革命斗争，而后来的归向曾国藩则是走入反动营垒。笔者觉得这样看问题似乎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容闳的前往天京，本系"访察"性质，"合则留，不合则去"，他没有接受天国的任何官职，所以就不存在"脱离革命"的问题。此其一。同时，太平天国自1853年定都南京后，其政权性质即向封建或半封建转化，迨及后期则更趋腐败。因而它与清朝政府在封建性方面并无根本的差异。我们很难用贴标签的方式，断言容闳的投向清朝政府为洋务运动效力，就是走向反动道路。此其二。还须指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为了使太平天国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一个改革方案，它与容闳的"七项建议"以及他后来向清廷所提的"条陈四则"，只有详略的差异，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所以，我们自不能由此得出容闳的投向曾国藩幕府就是走向反动的结论。洋务运动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使封建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它的兴起的确在这一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洋务派的领导人曾、左、李等人至少要比深闭固拒、泥古不变的顽固派要进步得多，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32）]因此，容闳的认同洋务派，依靠洋务派大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无可厚非的。
    容闳倡导的幼童留美之事尽管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与破坏，可是其客观影响却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它从此打开了出洋留学的禁锢，逐渐形成了无法阻遏的风气，"西学"也就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以及新式学校的兴办等渠道而迅速传向神州各地，从而产生了"其来微而渐"、"润物细无声"的深远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西学"的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最终则萌发"对旧政治而思奋斗"的想法。[（33）]这一论述相当深刻和真实，因为他阐明了戊戌变法运动产生的思想基础。
    容闳于其晚年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教育的手段还不足以挽救祖国的危亡，他觉悟到"中国根本之改革"，已是"不容稍缓之事"。[（34）]因而自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他就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运动，1901年后又开始倾向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这说明他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孙中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邀请滞留美国的容闳回来担任要职。其中略谓："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练达过人"，故特"恳请先生归国"，大展鸿猷，"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35）]可是，容闳此时已身染沉疴，无法重登旅途，1912年4月21日，终于长逝于美国。但其影响与贡献，却福泽后人，值得纪念。
    注释：
    ①《西学东渐记》系自传体著作，由徐凤石、恽铁憔译，文海出版社出版。
    ②③《西学东渐记》第5章《大学时代》
    ④⑩《西学东渐记》第12章《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
    ⑤《西学东渐记》第11章《对太平军战争之观感》。
    ⑥⑧⑨《西学东渐记》第10章《太平军中之访察》。
    ⑦《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1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1页。
    （12）（13）《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及同治二年正月初八日。
    （14）（18）《新造轮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
    （15）（16）《西学东渐记》第13章《与曾文正公之谈话》。
    （17）《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19）贝斯福《中国之瓜分》，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2页。
    （20）《曾文正公保举容闳折》，据何广棪《族谱所载容闳之史料》，见台湾《书目季刊》1979年9月号。
    （21）（30）（31）《西学东渐记》第15章《第二次归国》。
    （22）《西学东渐记》第16章《予之教育计划》，以下引文凡属本章者，不再注明。
    （23）《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6，第7-10页。
    （24）引自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雅集》第三，见台湾《但记文学》第34卷第6期。
    （25）《西学东渐记》第17章《经理留学事务所》。
    （26）（27）《西学东渐记》第19章《留学事务所之终结》。
    （2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22页。
    （29）详见《中国留学生名单一览表》、《中国近代教育资料》、《徐愚斋年谱》、《中国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等书。
    （32）参见拙文《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关于李鸿章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等。
    （3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0章。
    （34）《西学东渐记》第20章《北京之行与悼亡》。
    （35）《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43-144页，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