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任知州、知县等职，是我国近代地主阶级的改革派。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新旧矛盾层出不穷，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挽救地主阶级的统治，魏源和他同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起，积极倡导社会改革，一时改革思想蔚然成风。周济（1781-1839）、龚自珍（1792-1841）、张穆（1805-1849）、何秋涛（1824-1862）等人正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改革思想之所以在此时蓬勃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儒家《六经》，尤其是《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变易思想，以及今文经学中的变易思想，为要求改革的思想家提供了理论武器。第二，清朝中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强烈地动摇着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国外，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以鸦片贸易的方式，疯狂掠夺中国的财富，导致中国出现"银荒"现象，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地主阶级中一批有识之士积极要求变法改革，增强自身实力，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抵抗列强的侵略。第三，改革思想的兴起，也是资本主义幼苗发展的要求。自明朝中后期萌芽的资本主义，历经一二百年的发展，在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激化下，资本主义幼苗已破土而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求削弱乃至推翻封建政权的统治，初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幼苗主要的要求是在经济上取消封建关卡，便利商品流通。但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各地阻碍商品流通的封建关卡不会自然消失，一批带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思想家，针对这些情况，为了便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种种改革之道。因此，改革思想在清朝中后期已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重要代表人物的魏源，有着系统而又丰富的改革思想，研究他的改革思想，对于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无借鉴作用。
    一、"无穷极不变之法"
    魏源以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①]他根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载，对照当时的天文现象，发现有些星古有而今无，有些星古无而今有；不仅如此，古时"天差"与当时也不同，由此他得出古之天，不同于后世之天的结论。他对照古史关于荥泽、巨野、济水等方位的记载，发现与当时方位皆不符合；更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理改变，这使他认识到古代之地不同于后世之地。针对"下士""俗儒"不知地理变迁而妄发议论的现象，魏源列举长江、汉水、湘江、鄱阳湖、洞庭湖等水道变迁情况，证明"经中之地理异于今日地理"[②]。
    接着，魏源又从各地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上，论证古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他说，三楚之人今天不再留着长胡子，勾吴之人也没有纹身的习惯，淮徐之人不再被人称为戎夷之种，伊川人也不再披发，因而魏源认为这是"人变于古矣"。魏源还发现古代人们的食物如麻、菽、亨葵之类现已不再为人所食；古代所衣之布为麻葛所织而成，而现在却为棉花所织成；古代的货币只用黄金而无白银，现在却广泛地以白银为货币。由此看来"物迁于古矣"。
    魏源不仅认为天、地、人、物都在时刻变化着，而且认为人类社会也在时刻变化着，他将历史现象比喻为一大奕局，千变万化，"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谓世事理乱、爱恶、利害、情伪、吉凶、成败之变，如奕变局，纵横反覆，至百千万局。"[③]至于作为现实反映的文化，也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④]礼乐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魏源还继承了龚自珍："史例随代变迁，因时而创"[⑤]的理论，认为史书的编写体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⑥]所以，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物质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整个世界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
    魏源认为世界的这种变化是历史大势所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是祖宗，"圣人"，抑或是天地都不能阻挡这种变化。他列举历史上"圣人"废肉刑、改选举、变封建的事例之后指出"圣人"只是顺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封建亦必当自变"。[⑦]有时他又将"大势"称为"运会"，"运会所趋，即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大势所趋之下，虽天地亦不能阻挡，远古历史之从"天治"到"人治"就是如此，"以人治不复以天治，虽天地亦不能不听其自变。"[⑧]
    既然变易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原则，那么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反映的法律制度也必然应该有变化。魏源指出："法无久不变"[⑨]，法律制度不可能长期不改变，这是因为在魏源看来："休养日久，生齿炽而机变滋，人心日趋于利，利出于二孔，则不归于上，不归于民。有救时君子欲矫其弊而还其利，势必不得不出于更革。"[⑩]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多地追逐私利，贪官污吏凭借手中职权，中饱私囊，国家和百姓的利益遭到破坏，"救时君子"奋然起而改革，去除法外之弊，改革便应运而生。不过，魏源将人心趋于利的原因归结为生齿日炽之上，显然是不正确的。
    魏源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⑩]。"法律制度不可能沿用数百年而不出现弊端，也不可能等到没有出路时还不变易改革，所以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不论是"祖宗"，是"圣人"，抑或是"天地"都不可能阻挡住它。而且，"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11）]变法改革的步子越大，取得的成果也越大；反之则越小。魏源将变法改革与社会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呼唤着大变革，但他的大变革理论并不是要变革那些根本性的内容，而只是去除法律之外的一些弊病而已。他说："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12）]在他看来，法律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它染上一些弊端，所以"君子"只要除去"法外之弊"，用不着"变法"。魏源的这种观点与他对"道不变"的认识有密切关系。他说："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13）]。"尽管天下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但这种变化仅只是一种表象，作为事物内在本质的"道"是不会改变的。西汉今文经学祖师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里说："天不变，道亦不变。"魏源虽认为天地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但却依然坚持认为"道"是不会改变的，这表明，在根本性的问题上，魏源并没有比董仲舒多越雷池半步。
    "无穷极不变之法"表明了魏源对于改革必然性的认识，尽管他并不主张变革封建社会的根本内容，但他那要求变革的思想，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时代，无疑如一阵春雷，震醒了国人的酣梦，突破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保守思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此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改革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
    二、"时之未至，虽圣人不能先天以开人"
    我们知道，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任何改革绝不是少数杰出人物随心所欲，凭空设想出来的，而是社会对它产生出强烈而迫切的要求在杰出人物头脑里的反映。所以改革的成败决定于客观条件是否成熟。魏源将改革所赖以进行的种种客观条件称之为"时"，法律制度"必因时而当变"[（14）]，"敝不极不更，时不至不乘。"[（15）]又说："时乎时乎，智者争之。"[（16）]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源非常重视选准时机，进行改革。他所采取的是推之使至其极的办法，一直等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时才去改革，这时因人们普遍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故而容易成功。
    相反，如果客观条件尚不具备而硬要改革，则只有扰民生事，于世无补，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他说："禾未熟而登场，获者弃之矣；果未熟而登盘，食者吐之矣。……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17）]魏源以生动的比喻，透彻地说明了客观条件成熟与否，对于改革成败的重要作用。
    魏源常常从"时"之不同，分析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他在研究历史上治水经验时发现大禹治水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殷朝都城因水灾而五次迁徙；后汉时，王景治水时改将黄河与汴水分流，一千多年均未发生过大水灾。魏源以为，这并不是因为王景比大禹聪明，而是因为二人"所值之时"不同。大禹治水时，洪水滔天，兖州一眼望去皆为汪洋，难觅黄河故道，只得别开二渠，兼行漯川，洪水渐退后，这种治水的缺限暴露出来，王景"因禹迹以成功，非景之智过于禹，所值之时，所因之时，过于禹也。"[（18）]魏源将王景治水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时"之不同，这是很有见识的言论。
    魏源善于抓住时机，果断改革。他在两江总督陶澍幕府时，积极推动漕运改革就是一例。在对当时各项条件分析之后，魏源觉得漕运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古代国都不完全靠近大海，即使靠近大海而"海道不通，海氛未靖，海商海舶未备"，也不可能由海道运送漕粮。"时之未至，虽圣人不能先天以开人。"[（19）]而到了道光五（1825）年，不仅上面几个条件都具备，而且由于运河水道淤塞，漕船搁浅，粮食难以运抵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改行海运。魏源抓住了这个时机，在他的推动下，江苏试行海运，节省运费过半。
    魏源不仅重视因时制宜，而且他还非常重视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例如同是漕运改革，魏源主张江苏必须实行海运，而江西、湖广因远离大海，就不宜实行海运。因为如果二省实行海运，就必须先经河运到淮安，再将漕粮转移到海船里，这样不仅增加劳动量，而且河运之屯丁，屯船难以安置，易启事端。又因二省赋轻而船重，漕运任务不重，魏源提出将二省大船改小，"入水毋过三尺"[（20）]，便可很好解决漕运之难题。魏源反对那种不问地区差异而"一刀切"的改革主张，而代之以"因时因地制宜之法"[（21）]，不讲形式，不求整齐划一，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这正是真正改革家的风范。
    魏源有关改革客观条件的这些论述，启发我们必须以战略家的胆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研究各地的地区差别，在此基础上，制订出适合各地情况的改革方案，而不将某一地区所取得的改革经验固定化、模式化，以至于有损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难得行法之人"
    魏源知道改革不可避免地会损伤那些中饱私囊的"蠹虫"们的利益，也不可避免地会触动某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这样必然会遭到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他说："利国家之公，则妨臣下之私。"[（22）]"弊之难去，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乎？"[（23）]"仰食于弊"之人的既得利益被剥夺，他们自然不会甘心，总会找出种种借口，反对甚至破坏改革，魏源在协助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盐政改革时，就遇到不少人的反对，但他们不为外议所动，果断地废除纲盐制，改行票盐制，同时裁除种种陋规，"改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24）]不久，市场上盐价下降，销量上升，国家的盐税收入大增，人民负担减轻，盐政改革收到显著效果。但这么一改革，那些昔日仰食纲盐之人，失去了营私之窟，无不怨声载道，"扬州人家，至有纸牌绘桃树，另绘一伐树之人，以寓诅咒者[（25）]。"由此可见改革所遇阻力之大。
    魏源认为，改变人心之积利非常艰难。他说："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26）]又引明臣王阳明之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27）]他认识到最难之事在于除去人们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在封建社会里，承平日久，人心殚于改革，略有更张往往就会引起传统势力的反抗，"一人倡议，众人侧目，未兴天下之大利，而身先犯天下之大忌[（28）]。"所以，改革之前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讲究策略，既不强人之所不能，禁人之所必犯，又不革弊太尽以至激而反之。他说：
    "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虽然，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己太峻，亦有能发不能收之者矣。"[（29）]在他看来，北宋中叶仁宗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韩琦、范仲淹等人所进行的十余项改革"更张阔大，多不便于时人，读言议四起，卒皆不安其位以去。"[（30）]庆历新政因此而流产。
    魏源这里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实质是要求放慢改革步伐，只进行一点一滴的小改革，以此减少反对阻力。魏源的社会改革论原本就不触动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现在又在此前提下将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小一点，这正是由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所决定，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改革既然如此艰难，如果没有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又能抓住时机勇于改革的人材，自然很难取得成功。因此魏源特别强调人才对于改革的重要性。他说：
    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难于得方，而难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31）]
    苟非其人，法不虚行。[（32）]
    得其人则能行，不得其人则不能行。[（33）]
    魏源知道再好的法律制度，一旦经由不良官吏去执行，也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所以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材。魏源并将当时国家贫穷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缺乏人材，"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国家"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只要"官无不材，则国桢富"，"人材进则军政修"，"五官强，五兵昌"[（34）]。他有时甚至过分夸大人材的作用，以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某一个人的力量："得一后夔，天下无难正之五音；得一伯乐，天下无难御之良马；得一颇、牧，天下无难御之外侮。……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35）]这种典型的英雄史观自然是错误的，但呼唤人材，重视人材的思想，与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36）]的思想一起，汇成一股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显示出近代社会对人材的迫切需要，反映了地主阶级在面临"天崩地解"时，对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人材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