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城市经济的行业结构，市民群体的阶层和职业结构，都发生了不同于开埠前的变动。上海小刀会起义就是在近代上海社会转型初期，由秘密结社领导的城市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以上海土客籍各地域帮派为基本成员，其中以粤闽籍商民尤其是游民阶层为主体。起义中，各阶层有不同表现。作为城市反清起义，有着不同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诸多特点，并对上海城市近代化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影响下，1853-1855年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是由秘密结社领导下的一次城市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既折射出中国近代开端时期城市民众运动的历史特点，又反映了上海城市近代化初期的若干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本文侧重于对这些特点进行历史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开埠前上海港口贸易和城市民众的职业、阶层结构
    上海早在被迫开埠前的百余年间，已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逐步演变为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的港口城市。乾隆年间的上海港，已经呈现出繁盛的景象，"城东门外，舳舻相接，帆墙比栉"（1），"往来海舶，皆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2）。至嘉庆、道光年间，"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逻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3）。
    作为港口城市，航运业一直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江南的棉花、土布、生丝、茶叶、食糖，北方的豆、麦、豆饼、油、枣、土产，都依靠沙船、卫船、估船、乌船、疍船等北往南来，内运外联。其中，尤以上海的沙船业最为重要（4）。嘉道年间，"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5）。道光初，沙船数量一度减少。但自海运南漕之后，商人为图利又添造大船，数量回升到三千艘左右。其载货量以关东一石合江南通用石约二点五石计，又按二十石以一吨计，则大号三百七十五吨；小号为一百八十余吨。若平均每船为二百五十吨，三千艘的一次货运总量可达七十万吨左右（6）。一般情况下，沙船一年中南北往返为三至四次（7），则三千艘沙船的全年运货总量当在二百十万吨至二百八十万吨之间。这对上海的经济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港口贸易的发展，上海县城的商业也日见繁荣。生丝、茶叶、棉花、布匹、豆麦、南北干货及钱庄、票号等行业，都已经成为开埠前上海的重要商业门类。各类业主纷纷以同乡为依托，以同业为基础，组成各种会馆、公所，维系本乡来沪移民，维护本行商业利益。据统计，上海开埠前已建立的各省或地区性的同乡性团体-会馆，有十一个；同业性的团体-公所，有十六个（8）。
    会馆虽以同乡相结合，但仍兼具业帮的性质，即所谓"以敦乡谊，以辑同帮"；而公所则主要是工商业主的行帮组织。在名称上，两者有互用的现象，如应是同乡性质的浙绍公所就不称会馆；应是同业性质商船会馆却不称公所。但无论是会馆或是公所，都是开埠前上海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团体。以经济而论，既有以行业区分的会馆公所，如钱业公所，布业公所，商船会馆、豆业公所等，又有以乡籍组成的包括不同行业商人在内的会馆公所，如潮州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江西会馆等。即使在商业行会性的同业公所中，除大量由牙行商人组成外，也有少量的私商组成的行会，如青蓝大布业商人的布业公所，闽籍桂圆、黑枣业商人的桂圆公所；还有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如成衣业的成衣公所。各行各业都在各自的行会中统一步调，展开对行外的竞争；同行同业间的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行会进行协调解决；封建官府的无厌勒索，可以通过行会进行集体抵制（9）。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的商人行会组织，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杠杆。
    以社会运作而论，同乡团体的会馆，是消纳城市游民，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组织。上海的同乡会馆中，粤闽籍占多数，次为浙、皖、鲁、赣、晋各籍。各籍会馆都把办理善举如救济、安置来沪同乡，设置义冢、义地殡葬客死上海的同乡人等作为重要事务，这就在事实上使会馆成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中的稳定因素，而封建官府也常常通过会馆对社会上的游民进行约束和管理。可以说，会馆起了社会秩序正常运作的调节机制的作用。会馆、公所的董事，也就凭借乡帮的声势，行帮的实力，以邑绅的面目，上可沟通官府，下可和辑同乡、约束同业，成了当时上海城市居民中颇有地位的人物。
    随着商业的发展，上海的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长。据统计，上海县在雍正年间约有人口四十余万。嘉庆十五年（1810年），上升到五十二万余人（10）。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达到六十余万（11），其中居住在县城及其附近者约二十余万人（12）。
    这二十余万人中，绝大部份应是上海县城内居住的城市民众，或称作市民。他们中有相当数量人，是客籍移民。时人称："上邑频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素号五方杂处"（13）。可见上海早在开埠前就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虽然，现有史料很难说明土客居民的人数与比例，更难说明开埠前上海城市民众的职业、阶层结构，但是，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大体上尚能看出若干端倪：
    第一，从开埠前上海会馆、公所反映的上海工商业主籍贯及行业构成看，客籍工商业主地域广泛、实力强大；但土客相比，土著工商业行会数量仍占优势。
    上海的客籍商民，就地域言：广东籍会馆二个，即潮州会馆和揭普丰会馆，代表潮州府属三县（后为八县）及揭阳、普宁、丰顺三县商民；福建籍会馆二个，即泉漳会馆、建汀会馆，代表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建宁商民；浙江籍会馆三个，即浙绍会馆、四明公所、浙宁会馆，代表绍兴、宁波二府商民；此外，山东、山西、安徽、江西四省各有会馆一个。其中泉漳会馆，"在上海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4）；广东帮商人则"长期控制鸦片、烟草、砂糖、洋布、洋杂货等重要行业"（15）；而票号业则几乎完全被山西帮垄断。
    从上海开埠前已有的十六个同业公所看，可以确定由土著商民组建的有：崇明籍的商船会馆，上海籍的布业公所（16），猪业公所香雪堂，药业公所即药王庙，也称和义堂，钱庄商人的钱业总公所，油豆饼业公所萃秀堂，北货行公所，亦称南阜公墅，京货帽业公所，南市花业公所清芬堂，裁缝的成衣公所轩辕殿（17）。可见在十六个同业行会中，土著商人的行会组织共十个占了大多数。据此，似可推论出上海市民中的商人，土著比客籍人多。无论是客籍或是土著商人，在封建社会中都没有特权，列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末，社会地位很低。但由于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萌芽相对发达的上海，仍然可算作市民中的中等阶层。至于会馆、公所的董事，则大多被视为"邑绅"，属于市民中的上层分子。
    第二，随着上海商业的繁荣，各行各业商号、店铺中的雇员、帮工、学徒等数量不少，他们也是上海市民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由于缺乏资料，这一群体在开埠前的确切数字无从得知，但若从情理推论，当数倍于业主。据我估算，上海开埠前约有店铺二千余家，店员包括学徒约在八千到一万人之间（18）。这些店员则是属于被雇佣的劳动者，是市民中的下层。
    第三，伴随着城市航运业的发展，上海还有数量众多的船员和码头苦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流寓上海，成为上海开埠前的城市居民。
    船员主要来自上海的沙船业。通常，每艘沙船都雇有舵工（老大）、水手和管船（耆民）。大号沙船有这类船员三十余人，小号则十五六人不等（19）；也有史料称："船上工人多则二十余人，少则十余人"（20）。以每船平均二十人计算，三千艘沙船的船员约六万人左右。他们与船主（老板）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实行按技术等级进行分红的工资制度（21），是自由身份的劳动者。由于上海是沙船的聚泊地，为生计所需，他们中的多数人很可能寄居上海县城。考虑到他们职业的流动性较大，作为上海城市民众，大部分人可能没有编氓入册，成了市民中无籍但有职业的特殊群体。称他们为流民是可以成立的，但他们决非游民。
    码头苦力是指依靠港口转运维生的挑夫（杠夫）和箩工。这批人来自于上海县城附近农村，是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专靠装卸货物为职业的苦力群体。其内部往往以行业或地域分界，由夫头带领装卸，一般都不准无业游民随意插入，以确保自己的工作机会。人数估计在一、二万左右（22）。由于他们来自农村，估计大部分人不居住在县城里。但从上海港货物转运的繁忙程度分析，从他们的职业特点和内部分行分界的组织状况看，这批码头苦力经营乃至每天都在上海港口劳动，成了不是市民的市民。直到上海开埠、租界设立并不断扩张时，他们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市民。从他们的职业说，他们应是近代码头工人的前身。
    第四，像其它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一样，开埠前的上海，因港口贸易的繁荣，县城内还潴留着数量可观的无业游民。这一群体，从籍贯说，以闽、粤籍居多。这与上海客籍移民中，以闽粤籍地域最广泛的状况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同乡关系，纷纷来上海求业觅食；及至无职业可就，便依托同乡会馆，在上海潴留不去，形成既无固定居所，又无职业的游民群。从原有身份说，除一部份原是在籍农民、城镇贫民外，不少人是失业的海船水手，也有一部份是私盐贩子和鸦片走私者。他们在上海潴留后，或以偷盗、赌博为谋生手段，或以勾串当地恶势力从事贩运鸦片、私盐等非法活动为糊口之资。这部份人，往往逞勇好斗，聚众寻衅乃至杀人越货，成了城市发展中的赘疣，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除上述四类群体之外，还有其他人群如家庭佣工、妓女、不入行会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由于他们与本文需要侧重研究的问题关系不大，故暂不详论。
    必需指出，流寓上海的客籍人，他们都以同籍同乡为纽带，只有原籍贯的乡情认同，没有对上海这块居留地的"公共空间"的认同；同样，土著居民对客籍移民，也没有发生乡土亲情的认同，双方在人脉关系的深层意识中，都把对方视作外地人。换言之，虽然上海在开埠前已经是个移民城市，但上海市民还远未形成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上海人"这一整合形象。所谓上海城市民众，仅仅是"五方杂处"于上海县城内的不同省籍的庞杂人群。除土著居民外，清政府并没有认为他们是上海人。指出这一历史特点和梳理出上述四类民众群体，不仅有助于理解以下各节的论述主旨，而且对了解近代前中国其他移民城市的市民状况和形象，有借鉴意义。
    二、开埠后上海社会结构的变动与转型
    1843年上海开埠后十年间，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中外相安的政治局面（23），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是在港口贸易方面，由一个主要是与沿海各省及内地转口贸易的内向型埠际贸易港，一跃而取代广州对外贸易的传统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向型港口。统计资料表明，作为中国传统出口商品的生丝茶叶两大项中，丝的出口量在1846年超过广州，以后就一直保持着绝对优势（24）；茶叶出口量在1852年开始超过广州，以后除个别年份略低于广州外，也一直居领先地位。上海的出口在整个中国的出口比重中，由1846年的七分之一增长到1851年的三分之一，"而在紧接的以后几年中就大大超过全国出口的半数以上"（25）。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的地位，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已经不可移易地确立了下来。
    其次是上海的商业无论在行业或营销方式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冲击下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标志着上海的经济发展开始脱出自己原有的轨道，被纳入外国经济附庸的体系之中。
    早在开埠前，上海就被外国侵略者认为是"东亚的主要商业中心"。开埠后，外国商人纷纷抢滩上海。1844年，来到上海的外国商船有44艘，1849年为133艘，到1852年9月底已达182艘；与此同时，随着租界的开辟和最初扩张，外国洋行也不断增加，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已有洋行120多家（26）。怡和、宝顺、仁记、泰来、泰和等洋行相继设立。1848年，英国的丽如银行也在上海开设分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金融业楔入上海的标志。
    上海开埠后的最初十年中，外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机制棉纺织品。外商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中国的丝、茶和布；也有采取现银交易和期票方式进行，"而以物物交易最普遍，现银交易最少"（27）。随着洋布销路的渐次拓展，从1850所起，上海陆续出现了几家专营洋布的内庄批发和零售的清洋布店。它们虽从原有经营日用百货、棉布、西药及国产手工业品的京广杂货业分离出来，但性质完全不同，是依靠销售外来洋布为专业的，与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输入悠切相关。由于洋布销势日益看好，各地商人竞相在上海采购转运，上海因此成了洋布分销的中心。
    清洋布业以外，新的洋杂货业于1850年起也在上海出现。这类被称为"广货店"的商号，最多是由广东来的粤商开设的，主要经营外国的工业制品如肥皂、毛毯、围巾、自鸣钟、玻璃制品、洋钉、洋针等（28）。这一行业，可说是近代百货业的雏型。
    随着丝茶的大量出口，上海自开埠之初起就有经营丝茶出口贸易的茶号、茶栈，经营者以浙、闽产茶区的茶商为多。经营出口丝的丝栈、丝号，在五十年代时，往往与茶栈、茶号结合在一起，苏州帮丝商因"辑里丝"倍受外国青睐而具实力。
    可见上海在开埠后的最初十年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相联结。社会经济生活开始与资本主义世界相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