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市管理，起义政权宣布："城厢内外，勿用惊迁，士农工商，各安常业"（73）。他们不仅不象太平天国在城市中取缔商业，而且还鸣锣通告各店照常开帐营业，派人维持市面秩序；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将城市居民分为男行、女行，将百工统一编制，而是一切照旧，还"收留江湖一切流丐人等，陆续收罗民人"，参加义军者给予工资，"每名工食钱五百文"，并差人"采办米石"（74）。这些措施，保证了城内正常商业的进行，某些行业如清洋布店，在1853-1854年间还开设了协丰、恒兴等十一家字号，投资人除二店为上海绅董外，其余都是浙江籍人氏（75）。这些商号虽不一定设在城内，但即使如此，也可说明起义军并不破坏商业和干涉商业活动。
    对租界和外国侨民，起义政权采取不干涉政策。所以在起义后的相当时间内，确保了上海作为进出口贸易港的地位。中外贸易虽因战争而有所缩减，但仍在上海港进行集散。外国商人虽感到生意难做，但在"中立"旗号下仍与起义军及清军进行着公开或秘密的军火卖买。而起义政权也利用外人的"中立"，通过租界与外界有着粮食及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往来。只是到1854年底外国侵略者放弃"中立"，进行武装干涉并修筑界墙以堵死起义军的补给通道时，起义军才被迫与侵略者作坚决斗争。一度相安的局面不复存在，城内的商业活动深受影响，居民的粮食供应日形艰难。可以说，侵略者的封锁政策和武装干涉，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以上三个特点，都与城市这个特定空间有密切关系，更与开埠后上海县城土客杂居，客籍多于土著的移民城市紧密相联。作为城市武装起义，它不同于农民起义首先在农村发动后夺取城市，而是在中心城市起义并取得城市控制权后再向农村扩张。城市是起义者最基本的居点，不可能产生流寇主义。而要确保城市，就必需容纳不同职业、不同籍贯，乃至不同利益的城市民众和帮派集团，所以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领导集团中，包含了各个帮派的领袖，很象是个联合政府。至于对待租界与外人的政策，对于小刀会起义的城市政策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事实证明当双方关系没有破裂前，起义政权即使失去周边各县，清军即使大兵压境，小刀会起义军仍能孤城困守，上海县城仍屹然而立，清军奈何不得；关系破裂、县城被堵死与外界的通道后，孤城困守便很快支持不住了。所以，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无可奈何之下被迫反抗外国干涉者的。反侵略并不是它的初衷。
    随着斗争的激化，参加起义的中产阶层开始摇摆妥协。1853年9月，距起义不足20天，上海小刀会第二号领袖，"首先倡乱"的福建帮代表人物、棉花行商人李咸池，在得知清军将大举攻城后，便"席卷而去"（76）。12月底，嘉应公所董事、茶栈号商、天地会骨干、掌一切军机的李绍熙，也叛变投奔清军（77）。1854年底，城中缺粮严重，身为参谋、总理财政的上海绅董徐渭仁，在征得刘丽川同意后，打开城门放出饥民的同时，自己也乘机逃走（78）。只有泉漳会馆董事，福建小刀会首领李仙云，坚持到最后，城破被俘（79）。至于沙船巨商郁松年，在资助起义军的同时，也暗中捐款给清军。起义失败后，被清政府勒令捐银二十万两，作为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学宫、衙署等善后之用（80）。这批中产阶层的代表人物，在尚未蜕变为新的社会阶级时，已经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了妥协、软弱的特性。
    一般工商业主，在起义爆发后已陆续逃出城外，但作为客籍商人主体闽、广籍商人，大多留在城内。直到外国侵略者修筑界墙、封锁县城时，才逃入租界和县城郊外。所以到1855年初，城内已基本上没有正常的商业可言。
    游民阶层是一个既勇敢善斗，又有很大破坏性的特殊群体。在起义过程中，积极斗争的一面是主要的，但其劣根性也不可忽视。事实上，起义军掌握政权后，原有的地域帮派之间的矛盾就已产生。如在起义当天搜出了道署库银四十万两，如何处置这份财富，广东帮希望留存充作军饷，福建帮则要求和广东帮平分。两派始而争论，继而动武，福建帮为此一度退出城外。又如怎样处置被活捉的上海道吴健彰，两派分歧很大，后来吴被洋人救出，实际上是广东帮出于同乡感情睁一眼、闭一眼的结果（81）。再如福建帮沙船水手起义后不久，就将掠得的银子装船而去，广东帮对此深为不满。
    清军包围上海，外国侵略者切断县城通往外界的供应渠道后，起义军领导层中，由悲观失望发展到投敌叛变者时有出现。如闽帮首领之一、被封为右（副）元帅及上海县知事的林阿福，曾秘密与清方接洽过投降事宜（82）。宁波帮首领谢应龙，在李绍熙投敌后与李密约，被发觉后跳下城墙，投奔清军（83）。1854年3月，上海土著百龙党首领、征南将军朱月峰也叛变投敌（84）。1855年初，城内粮尽，广东帮中有人企图叛逃，被闽党首领、左（副）元帅陈阿林发觉未成，但刘丽川的"秘书"因此而被处死（85）。也有史料说刘丽川本人也曾购买火轮二艘，"尽载金帛，将逃出海"，因船被清军潮勇截获而未成功，"刘闻报，将自杀，其党陈阿林劝止之"（86）。但从刘丽川在整个起义过程中的表现看，这一说法，很可怀疑，至少也是缺乏旁证的孤证。
    应该说上述动摇、妥协乃至投敌的行为，毕竟是少数；而且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任何派别、集团出现这种少数人的叛变行为都是普遍存在的。从整体上看，起义军绝大多数在艰苦环境中仍然坚持顽强战斗，表现了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他们那种与敌人战斗到底的英雄主义行为，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发扬光大。
    四、小刀会起义与上海城市近代化走向
    发生于上海开埠初期的这次城市武装起义，虽然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它对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上海小刀会起义打破了开埠后"华洋分居"的格局，使上海租界从此奠定了"华洋杂居"的局面。
    小刀会起义前，租界作为外人租借的居留地，原则上是不允许华人居住的；清政府为了避免引起民夷纠纷造成的麻烦，也不希望租界内华洋杂居。所以自租界开辟和英租界第一次扩张后，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只有五百人，他们大都是原有土地的业主。小刀会起义时，县城居民为避战乱，"如潮水般地涌入英法两租界"。据租界当局的一份报告称，租界内华人"激增到二万人以上"（87），对此，租界里的外国人曾发生过是否"容纳"华人的争论，最后用土地或房屋租给中国人以赚钱的意见占了上风，华洋杂居的局面被默认了下来。1854年英法美三国单方面通过的所谓第二次《土地章程》中，取消了第一个土地章程中有关华洋分居的规定，并在工部局第二次董事会上决定向中国居民征税。从此，华洋杂居的局面就此固定。
    华洋杂居，加速了租界的人口增长速度。小刀会起义之后，特别是1862年太平军进军上海前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人口合计净增达十一万人之多（88）。由于租界成了避乱的"绿洲"，大量人口流入上海，从而使上海地区发生了近代史上第一次人口"大爆炸"，据统计，1865年，上海人口总数达到691，919人，其中公共租界人口92，884人，法租界55，925人，华界人口543，110人（89）。这个近七十万人数比1852年净增了近十五万人。人口增长和人口总数，历来是作为城市发展和城市规模、地位的"硬件"指标参数的。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拥有近七十万人口的上海，无疑是中国大城市行列中的一员了！
    其次，由于中外反动派对县城大肆破坏，使上海城市发展的趋向和重心，由南市移向北市，即由华界移向租界。
    开埠前后，作为上海繁荣的象征，主要在县城而不是租界。尤其是县城东南部份最为繁荣，民宅店铺连绵不断，南北客商摩肩接踵。小刀会起义时，这一精华之区没有受到破坏。但是清军在屡攻县城不下之后。1853年11月10日，吴健彰为了扫除清军进攻障碍，切断城内外商业联系，率清军在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放火焚烧民房，大火连续四天才熄灭。这次放火，使东门到法租界南端的大片地方化为灰烬。一个外国记者报导说："东城郊区，不到一星期前，商业繁荣，现在是一片惨状，居民都逃走了，三百万元的财产被可耻地毁灭掉了"（90）。12月7日，吴健彰命清军再次在大小东门至小南门一带放火，把二千多间民房付之一炬。致使"百年富庶精华，席卷殆尽"（91）。1855年2月17日，小刀会起义军残部在刘丽川、陈阿林等率领下从县城突围后，清军进入城内立即到处放火，东、南、西、北各门火光熊熊，"城内各处大火联成一片"（92），"当大火全部熄灭时，大家看到城内疮痍满目，异常惨重。最繁华的街道都已化为灰烬"（93）。城市人口在烧杀抢掠中锐减，从原来的二十余万人降至四万多人。可以说，这是上海建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破坏。
    伴随着上海县城残破和商民流入租界而来的是商业中心的北移，租界在人力和财力两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中国居民在租界租屋建房，开设了大量商店铺栈，商业日见繁荣。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北市胜于南市的局面已不可逆转。于是，上海的近代化，成了以租界为标志的特殊形态；县城在经济、文化、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则日见滞后。一个城市分成了两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这种格局不仅严重影响着上海近百年城市发展史的走向，使它日益加重着半殖民地的性质和色彩，而且对其它通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再次，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上海的客籍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进行了严格清理，从而使闽广商民在上海移民中的传统地位和经济势力急遽下降，江浙商民的地位逐步上升。
    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为巩固上海的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善后"措施。善后的方针是"以清厘闽、广游民为第一要义"，清厘的方法是："未来者严其防范，已至者分别递回；慎选会馆董事以清其源，稽查夷行雇佣以截其流"（94）。具体措施共十八条，其中对上海城市发展影响至大者，有以下几条：
    一是"毁巢穴，清逆产，以绝根株"。清方认为县城小东门外羊毛街、福建街一带"为闽广游匪窝藏出没之所，此次刘逆酿乱，即由该二处起事，业将贼巢烧毁净尽，所有基地，概行入官，勒碑永禁，不准再造民房。其贼匪所置房产店铺货物，逐细清理，藉没入官"；
    二是"永禁闽广人入城居住"，"所有城内从前建造会馆公产，并私置房铺，一概入官，变抵充公，旧址冢地，勒碑圈禁"；
    三是"口外泊船，以消祸萌"。清方认为向泊黄浦的闽、广蛋船、乌船、在小刀会起义中"从乱如归，非帮同拒敌，即设法接济"。为此规定"嗣后闽、广船只，准在吴淞口外停泊，不许驶入黄浦，货物用内地船只剥运，并倍征关税"；
    四是"严逐舢板进浦渡载，杜绝后患"。针对小刀会起义中闽、广杉板船户"弃舟从逆"的情况，善后条款规定"先将在浦船只锯断，江干示众，并于吴淞口勒碑永禁，不准此等小船进口渡载，如敢抗违，即行轰击。"
    五是"编查保甲，以戢奸究"。条款称："自古保甲一法，最为良善。目下沪城新复，尚须搜捕余匪，并不准闽、广人在城居住"。（95）
    上述主要措施都是针对闽、广籍移民的。这不仅说明了小刀会起义中，闽广商民对起义政权的积极支持为清政府所痛恨，而且反映了会馆在小刀会起义前和起义过程中，成为掩护会党势力，提供义军活动场所的事实。
    经过这场"清厘"，与上海有着悠久经济联系的闽广地区，从此逐步失去了它在上海商业中的位势，而同属于长江三角州的苏南及与上海毗邻的浙东两地的经济联系因此逐年上升。可以说，以上海为中心向苏南、浙东幅射的经济、文化圈，就是小刀会起义失败之后逐步形成的。与之相应的是江、浙移民在上海客籍移民中的比重也在逐渐增长，这可以从作为同乡组织的会馆设置中反映出来：自1863年至1911年，上海新设会馆约21个，其中闽籍仅2个，粤籍3个，苏籍7个，浙籍4个（96），江浙两省占了52.4%。从人数看，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江浙籍移民的人数也有很大增长。据上海公共租界1885年的统计，该年公共租界内江苏籍人口为39，604人，浙江籍为41，304人，广东籍为21，013人，福建籍为708人（97），仅此一例，即可说明小刀会起义前广东籍有八万人，福建籍六万人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上述上海市民人口籍贯构成的变化，对市民职业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不小影响，最明显的是买办群体从起义前"半皆粤人为之"到起义后逐步变成江、浙人居多。如怡和洋行买办杨坊，旗昌洋行买办陈竹坪、顾春池、顾寿乔，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道胜银行买办虞洽卿等，都是浙江人，江苏籍买办出现稍迟，著名的如苏州洞庭山席氏祖孙三代共十一人都是汇丰等外国银行的买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90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43人，江苏籍31人，广东籍只有7人（98）。出现这种变化，追本溯源与清政府在小刀会被镇压后采取"慎选会馆董事以清其源，稽查夷行雇佣以截其流"的善后措施有直接关系。
    此外，工商业主的中产阶层，也由以闽广客商为主要构成演变为以上海土著、江浙籍商人为主体的结构了。七十年代以后投资于近代新式工业者，更为明显。所以上海的资本家，以江、浙籍，尤其是浙江籍最多。1904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商会-上海商务总会成立时，总理严信厚为浙江人，协理徐润是广东人，坐办周晋镳是浙江人；议董十一人中，浙江籍6人，江苏籍4人，上海籍1人。1924年上海总商会35名议董中，浙籍25人，江苏籍5人，上海籍4人，广东籍1人（99）。
    如果说上海城市的近代化是历史的进步过程，那么上海小刀会起义对这个过程的影响和作用，也就不难看出了。
    注释：
    （1）乾隆《上海县志》：《序言》
    （2）叶梦珠《阅世篇》
    （3）嘉庆《上海县志》：《风俗》
    （4）沙船之名，始于明代嘉靖初。属平底船系统。以其船底平阔，沙面可行可泊，稍搁无碍。是故，成为江南行驶北洋航线的主要船只。
    （5）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安吴四种》卷一。
    （6）关于上海沙船的一年载货量，本文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第655页的换算标准计算。本文则据包世臣《海运南漕议》估算为二千石即二百吨。
    （7）见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三；钱泳：《履园丛话》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