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走私日见猖獗是上海开埠后出现的又一个新局面。早在开埠前，上海就是中国沿海鸦片走私的重要口岸，但鸦片走私的基地在广州。随着上海开埠后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鸦片走私基地也由广州转移到了上海。设在外滩的各家外国洋行，几乎每家都从事鸦片贩卖，有的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都把贩运鸦片作为主要业务。驶进黄浦的每一条外国商船，没有一条不夹带鸦片，甚至公然以鸦片交换丝、茶。据统计，1847年输入上海的鸦片共16，500箱，1849年即增至22，981箱。这一年输入的鸦片总值超过了各国在上海的合法贸易总值一倍以上（29）。从吴淞口转销各地的鸦片，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鸦片贩子，使上海成了毒品贩运的罪恶渊薮。
    开埠后最初十年间上海经济发展的上述新格局，对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和城市民众的群体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城市近代化言，由于外国殖民势力的经营，租界，特别是滨临黄浦江的外滩地段，开始出现不少西洋建筑，外国洋行都忙着为自己建造巍峨的楼宇；租界的主要道路也按照西文的马路样式修筑了起来；公共设施如跑马场、图书馆、学校、教堂等也相继建立（30）。一个曾在开埠之初到过上海的英国学者，在1852年旧地重游时看到上海的新景象后说："更使我惊异的是江岸的外观。我曾听说上海已经建造了许多英、美的洋行，我上次离开中国时，的确有一、二家洋行正在建筑；但是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起一座规模巨大的新的城市了。"（31）问题是这块被称为"新的城市"的地段，不是处于县城内而是在租界中。上海县城本身并没有因开埠而走出中世纪城市的格局，它管理无序，街巷交叉，垃圾成堆，道路狭窄。所以严格地说，上海城市的近代化，主要是租界的近代化。当然，租界的存在和发展，是上海县城居民认识西文的窗口，对市民意识的萌发在客观上是有促进意义的（32）。租界先于华界近代化的现象，在所有的开埠口岸城市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上海只是起步得更早、更快，从而表现得更明显、更充分而已。
    就居民结构而言，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上海的登陆，上海出现了令人注目的外籍移民。1843年底只有26人，到1851年达到了265人（33）。这些外侨，除英、法、美的领事馆官员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仆役外，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少量的传教士。他们都住在租界内，而当时租界是采取华洋分居的原则，不准华人定居的，因此他们与县城居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连。
    其次是适应着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业活动的需要，上海出现了一批为外商服务的买办。这批人的具体数目至今未见统计，但若以五十年代上海已有洋行120家作为统计参数，考虑到一家洋行不止有一个买办，而有的买办一人又兼为几家洋行服务的复杂情况，估计至少应在百人左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是广东十三洋行的买办和通事，上海开埠后转而来上海重操旧业；也有少量来自浙江、福建而略懂外语的人，被雇为买办者。他们周旋于华商与洋商之间，获取佣金与回扣，收益可观，生活富裕，成为有钱、有地位、有势力的一群。这种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在小刀会起义中不可能对起义者予以支持和同情。乡土亲情在这一群体中已经被经济利益所淡化，现存史料中，也找不出买办参与起义的记载。
    除上述两种新出现的城市民众群体外，原有民众群体中受冲击最大的是沙船业主与耆舵水手。由于开埠后日见增加的外国商船对旧式航运业构成严重威胁，沙船业大受影响，"轮船畅行，华船利为外夺，以致沿海商船寥寥，船主生计顿蹙"（34），大批船工水手因之失业。直到1847年清政府再次试行南漕海运之后，沙船被雇为代运漕粮，才摆脱困境，得以复苏，耆舵水手也因此重获就业机会，不致颠沛流离成为无业游民（35）。在上海小刀会起义中，他们不是参与者。
    其次是由于上海成为外贸中心，使内地及沿海省份不少商人到上海经商定居，加入城市居民的队伍。这都使上海城市居民中客籍商民的比重有所增长。商人的增加，对社会秩序的安定是个有利因素。一般情况下，他们反对动乱，有渴望身家财产安全的强烈要求；只有在特殊原因支配下，他们中的一些人才会卷入动乱之中。
    最后，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游民群体膨胀与扩大。开埠后上海游民的新来源和新成份，一是因丝、茶传统出口路线改变而遭致失业的闽、广沿线挑夫；一是因灾荒逃难来沪的邻近地区和上海四郊的灾民；一是闽、广、浙省因航运业衰落而流入上海的海船水手；还有一批为外国人服务的车夫、马伙、家庭仆役，一旦去职便成为无业可就的游民。1853年小刀会起义前，一批原拟投奔清军江南大营的闽、广籍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被清军拒收或遣散后，也加入了上海的游民队伍（36）。
    在日形膨胀的游民群中，以原有职业言，则以失业的海船水手、船民为最多；从籍贯看，仍以闽广籍为多数，据美国传教士晏玛大（M·T·Yates）估计："上海约有广东帮八万人，福建帮六万人"（37）。其中属于无业游民者，保守地估计，"也在二、三万之间。"（38）这二、三万闽广无业游民，加上本地无业无籍的土著和客籍流民以及江湖流丐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失业群体。他们"游手好闲，各分党翼"（39），原先周恤、吸纳他们的各个同乡组织会馆，已经无力消化、安抚，失去了作为社会秩序调节器的作用；封建官府更难以有效控制和管理，"当事无敢严诘"（40），成了一股严重失控的社会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开埠初期的上海，已经开始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转型。伴随着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上海的经济结构逐步朝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附庸的方向发展；使社会阶层结构突破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分野；大量游民群的形成，说明了上海和东南沿海口岸城市中，农民、手工业者与独立劳动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蚀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被挤压到了社会最底层。当客籍游民大量流入上海，而上海的社会生活又无法容纳他们时，便成了社会现存秩序的冲击力量。
    事实上，游民对上海社会秩序的冲击，早已有所表现。1842年当英军攻陷吴淞炮台时，上海就发生了游民"毁官署，肆行抢掠，城中大乱"（41）的暴动。事后，清方奏报中认定参加暴动的主要是闽广游民（42）。开埠后，1848年的"青浦教案"中，也有闽广水手参与其中。1851年上海发生反对英国侵略者强占土地、修筑跑马厅的大规模市民反抗斗争，闽广帮商人和闽帮水手成了斗争的主力，外国侵略者惊呼："造成了不只一次的暴动事件"（43）。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上海震动。上海道吴健彰为了防止太平军南下，企图利用势成失控的游民办在沪各籍团练，后因经费无着又宣布解散。"团练既罢，游民无所归"（44），使本已严重的游民问题，雪上加霜。他们一方面因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挤压而失业，颠沛流离，对侵略者怀着深深的怨愤；一方面因无业可就而生计困难，温饱无着，对贫富不匀的社会现实积蓄着满腔怒火。朦胧的反抗意识，伴和着求生本能，常使他们铤而走险，成了秘密会社得以滋生的温床。上海小刀会就是在各籍游民，特别是闽广游民中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的。
    三、城市武装起义的特点和社会各阶层的表现
    作为城市反清武装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有如下几个不同于农民起义的特点：
    第一、参加者地域广泛，但仍以乡帮结合为不同地域集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成员虽也来自五湖四海，具有广泛地域性；内部虽也有两广老弟兄和其他省份新弟兄、"老长毛"和"新长毛"的区分，但同乡亲情的认同远不如上海小刀会强烈。史料记载，上海小刀会内部有七帮或七党之说：如《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称："小刀会有七党，闽、广有五党，宁波、上海各为一党"（45）；外国人办的《遐迩贯珍》报导说："会中复判七党：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46）；也有史料称："初六日，贼匪榜示县堂，有七帮，首广州，次潮州，次嘉应，次南京，次安徽，次宁波，次庙帮，而福建不与焉。其实福建亦自有一帮，为首者李姓，与广首刘姓不合，故榜示不书建帮"（47）。这条史料中的"庙帮"，即是上海土著帮派。虽然上述史料对七帮的说法稍有歧异，但对参加县城起义的成员都以乡帮为判别是明确的，各帮中以闽、广籍为多数也是相同的。这种情况反映了移民城市的居民文化心态上缺乏共同的认同，近代市民意识滞后于城市近代化的特点。移民在城市里为了生存需要，往往都以同乡又同业的会馆为依托，互为奥援、互助互济，会馆和行会成了城市的主要社会组织。所以七党或七帮之说，实际上反映的是县城内存在的"闽、广、宁、上等七会馆"（48）。所以在起义前，代表这四个地域乡帮的会馆、公所董事，成为与官府交结的各帮代言人，而天地会、小刀会及各帮会也在会馆掩护下发展组织，扩张势力；起义后，各籍会馆董事则在起义政权机构里担任要职，成为起义军的重要领导成员。
    第二，参加者阶层广泛，但仍以游民和城市贫民为主体、主力。
    不同的乡帮中，包含着广泛的城市民众群体。其中有工商业主。如福建小刀会首领之一"闽党之谋主"李仙云，即是泉漳会馆董事，另一首领李咸池，曾为糖业掮客，又经营棉花行贸易，"其先世在沪贸易起家"（49）。天地会主要骨干，小刀会起义之初"攻掠多出其谋"（50）的广东人李绐熙，既是开设茶栈的茶商，又是嘉应公所董事，并捐得候补县丞，沪董徐渭仁为本地邑绅，祖母曾贩卖过玉器珠宝；上海沙船业巨商郁松年虽未参加起义，但在起义之初先后捐赠十八万两银子（51）。除这些头面人物外，小刀会起义时，"闽、广商人从乱如归"（52），成了起义的拥护者。
    有曾受雇于外国人的通事、工人、马夫等下层劳动者。如小刀会起义的第一领袖刘丽川，"尝为夷商通事"（53）；起义时以副元帅名义发布告示的陈阿林，"以前曾做过英国领事和其他本地居民的马夫"（54）；起义后封为元帅的潘起亮，"始为洋人服役"（55）。所以外国人在谈到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大多指出："他们的领袖大部份都曾充当过外国人的经纪人或替外国人服务过"（56）。
    有闽、广水手和船户。据《北华捷报》报导："其时有一、二百艘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几乎都是秘密会党的徒众"（57）。英国人斯嘉兹《在华十二年》也说："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58）。清方禀报称："闽、广无业游民，撑驾马蹄杉板小船，在于黄浦摇摆……此次闽、广匪徒滋事，船户弃舟从逆"（59）。
    在鸦片走私者。清方奏报称："城中贼首，又皆向日贩卖烟土，与该夷多旧相识"（60）。袁祖志《随园琐记》说："闽广之奸民流落江南者，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61）。小刀会不少领袖如陈阿林、林阿福、陈阿六、李仙云、李绍熙、李爽轩等，"平素皆卖烟聚赌"（62）。李绍熙在起义前夕，曾"贩烟土至吴淞被抢"，通过青浦抗粮农民领袖周立春出面调解，"周令还货"，才免受损失。为此，李绍熙发展了周立春加入刘丽川的天地会（63）。至于刘丽川，现有材料未见他参与鸦片走私，但不少史料说他吸食鸦片。
    此外，还有个别以训蒙为业的塾师（64）、少量华侨和若干逃亡的外国水手或水兵（65）。
    上述城市民众群体，除闽广商人及会馆董事可划为类似西文的中产阶层外，绝大多数人属于既无恒业、又未编氓入户的游民无产者和城市贫民阶层，他们是小刀会起义的主体和主力军。这与以农民为主体、主力的太平天国起义，明显不同。商人之所以在小刀会起义中"从乱如归"，除有同乡的地域认同因素外，还反映了洋货大量入侵对他们造成的压力和危机感。"洋货"对他们，不啻是"洋害"，迫使他们脱出希望有个安定的商业环境的常轨。游民和贫民则从身历的困厄中，体察到现存秩序的不公和腐败："有钱生，无钱死，衙门竟同市肆；朘民膏，剥民脂，官府直如盗贼"，"贪官污史，布满市朝"（66）。这种反叛情绪一遇机会就会释放和发泄，于是求生的需要变为造反起义的政治对抗。所以上述这种社会阶层参加起义的事实，反映了开埠初期上海经济近代化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
    第三，起义军采取了正确的城市政策，受到市民、尤其是商民的拥护与同情。
    在城市中，商业和商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城市武装起义要在夺得城市后站稳脚跟，必须有正确的城市政策，尤其需要有正确的商业政策。在上海这样一个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中，还包含着如何对待租界和外国侨民的内容。应该说，上海小刀会起义在城市政策上，处理得比太平天国好。早在起义之初，起义政权就宣布："军令如山，秋毫无犯"，"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67）。这些纪律作为维持城市正常秩序的运作，既是约束义军的需要，也是城市政策的一部分，具有双重意义。小刀会起义军在夺取县城后，纪律是良好的。外国人称赞他们"纪律严明，并不随便乱杀老百姓"（68）。斯嘉兹说："我不知道，如果在其他国家，同一类型的人们起来反抗官方的统治，会不会具有上海叛党相同的崇高行为，采取与上海叛党相同的方式来维持秩序呢？"（69）地主文人的记载中也说："并不扰害居民"（70）："不掳财物，不淫妇女"（71）；"号令极严，如有抢夺，随即正法示众"（72）。良好的纪律，获得了市民的支持和拥护，四乡农民也纷纷涌入县城参军，起义军队伍扩展到了二三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