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论及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认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本属孙中山，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孙中山才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但历史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一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脱离清廷，筹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就成为必要。但当时的革命党人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掌握这一政权的重要。他们不仅拱手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交给了黎元洪等旧官僚，而且还把推翻清政府、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甚至不惜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条件吸引和争取袁世凯"反正来归"。
    第一，以袁氏推翻清廷，举其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革命党人舆论的基本导向。在国内最早公开报道以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消息的是革命派的刊物--《民立报》。1911年10月21日，该报在"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栏内报道："《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之后，该报在陆续报道各省革命活动的同时，又发表了不少短评、社论，表示了希望袁世凯反正来归和以其"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①a]的政治意向。革命党人的又一重要报纸--《神州日报》，也就袁世凯反正问题发表不少文章、社论，希望袁世凯"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家性命计"，"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②a]。该报在用短评、社论直接表明革命党人自己举袁为总统的政治态度的同时，还报道南方各方面头面人物的公开表态间接表明自己的举袁方针。11月12日的《神州日报》报道："黎元洪以中国共和第一任总统许袁世凯。"第二天又报道："袁世凯逗留不肯赴北京，闻已受黎元洪言愿为共和领袖，以冀被举为第一总统。"此外，该报还对其他各方面的举袁态度进行了报道，11月2日的《神州日报》刊登了伦敦华侨、旅美芝加哥华侨的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项城宜于汉族总统"云云。上述二报作为当时国内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其言论无疑反映了革命党人的举袁政治立场，对当时的政治舆论尤其是民国总统候选人问题起了导向与影响作用。
    第二，南方与革命党人函致袁氏，确表愿举其为大总统，铸成千钧承诺。早在1911年10月27日，湖北军政府的首脑人物就曾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①b]。继而黎元洪又与独立各省都督就新政权及其首脑人选问题进行了紧急电商，结果"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②b]。在此同时，黎元洪曾对袁世凯之代表刘承恩多次表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③b]11月12日，黎元洪又通过刘承恩带信给袁世凯，再一次明确表示，只要袁氏"能来归"，"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④b]。黎元洪作为当时独立各省之总代表，上述表示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南方对临时大总统人选的取向，并且对当时政局与新政权的人事安排起了重要作用。"这封回信，并不是一句空话，后来进行谈判即始终以此相周旋"[⑤b]。
    当时在英国伦敦的孙中山得知南方各省关于大总统"非袁莫属"之意后，曾专门致电给民国军政府表示同意："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⑥b]黄兴则早在11月9日就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诚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⑦b]宋教仁也多次表示拥护袁做民国首任总统。他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选。"[⑧b]
    总之，南方独立各省军政首脑人物以及革命党领袖的这些函电、言论，实质上等于是向袁世凯发出了请其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邀请，从而铸成了千钧政治承诺。
    第三，南北会谈，初步达成"袁反正则举为大总统"的协议。由于南方各省及革命派一再表示愿以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作为交换条件争取袁氏归正讨清，列强便以为有机可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南方各省都督府代表会，"提出三项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并称："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⑨b]。各省代表联合会立即对之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又征求黎元洪、程德全、黄兴等人意见，均认为可行"[⑩b]。这样，南北间的各层次议和谈判便正式展开。
    一是黎元洪或黎之代表孙发绪、曾广为与刘承恩、蔡廷干、张春霆的武昌会谈。该会谈从11月初开始到11月底结束，前后进行多轮。会谈中，黎元洪不止一次地表示，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二是汪精卫等人与袁世凯、袁克定的北京会谈。袁世凯"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汪则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①c]当袁克定向汪精卫提出"举伊父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等解决时局的条件，并要求汪商于南方革命党人时，汪精卫立即电告黄兴，且立即得到回电："若能赞成共和"，"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②c]。三是顾忠琛与廖宇春的上海会谈。1911年12月20日，受独立各省联合会所推举的大元帅黄兴的派遣，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与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保定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又名少游）在上海开始密谈。谈判中，廖宇春提出优待皇室、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等四项议和条件。顾忠琛保证："项城倾覆清室，即推为大总统，此当然事也。"[③c]经过商议，最后达成了包括意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这一内容在内的五点协议。四是伍廷芳与唐绍仪的上海会谈。谈判从12月18日到31日，这是南北双方的正式谈判，也是南北间最重要的谈判。内容虽然涉及到停战、国体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其核心和关键却在于由谁来掌握行将建立的新政权。谈判结果，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除此而外，黄兴还与唐绍仪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④c]。
    第四，各省代表联合会，以法律程序正式确定"虚位以待袁君反正来归"。汉口会议：1911年11月30日到12月7日，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在汉口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与任务在于筹组临时政府。经商议，与会"全体赞成于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推举鄂军都督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鄂省为暂时民国中央政府。凡与各国交涉，有关民国全体大局者，均由黎都督代表一切"。12月2日，会议又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二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⑤c]。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显然，作为筹组临时政府的根本法律，此两项决议具有临时宪法的效力。
    上海会议：12月2日南京光复。留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于4日召开会议。根据汉口会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精神，大会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由大元帅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虚位待袁"。
    南京会议：12月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这实质上是对汉口会议、上海会议形成"虚位待袁"的决定的再次确认和肯定。
    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实质性改变
    尽管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成为革命派的公认领袖，但是革命派与南方独立各省在酝酿组织新政权时，着实没有考虑自己的这位领袖。从前揭内容可知，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大总统人选问题上，自一开始就选择了袁世凯，并且就是在袁世凯尚未来归，"虚大总统以待袁君"，汉口会议决定设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上海会议、南京会议设大元帅暂行临时政府总统职务情况下，确定的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临时政府大元帅、副元帅也是黎元洪、黄兴，而不是孙中山。可以说，"如果不是黄兴和黎元洪之间在大元帅职位问题上形成了僵局，那么，临时政府早就组成了"[⑥c]，即便其后孙中山归国也不可能形成由他来主持临时政府的历史事实。孙中山归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则恰恰是临时政府成立确实迫在眉睫，袁又迟迟不予来归，黄兴、黎元洪又在大元帅之职上形成僵局，临时政府陷于难产这一特殊情况的产物。众所周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确实迫切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主持政府，但"袁世凯并不急于把大总统的宝座作为南方的礼物接受下来"[①d]。为着革命大局，12月4日的上海会议，在一面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的同时，决定以大元帅暂行大总统职权、组织政府，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黄兴虽允"暂时勉任"，但因黎元洪的反对、江浙集团的异议而告吹。南京会议虽承认上海会议精神，但因黄兴"力辞"不就，被迫重新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由黄兴副之。因黎时在武汉，不便到宁主持工作，遂以黄兴代其大元帅职权，并令"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然而黄兴依然不肯就职，临时政府的组织陷于难产。而正值此时，孙中山却自海外归来，坚持北上，且自告奋勇要求出面主持大局。他认为，"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②d]。一方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暂时代表袁世凯行使大总统职权，另一方愿意出面"暂时承乏"，两相需要，才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但是，孙中山的当选，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在南方革命党人的心目中就真正取代了袁世凯，也不意味着"虚位待袁"的思维定势与先前的决定就得到了实质改变。由于在大总统人选问题上，人们心系袁世凯，非袁莫属，因而当黄兴向各省代表联合会提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时，各省代表联合会便感不安，认为这样有违"虚位待袁"的初衷，要违背汉口会议以来的决议。黎元洪之意，"就是因为有协议在前，恐怕和议破裂"[③d]。在革命阵营内部对此也有诸多异议。章太炎就认为"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④d]，主张"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精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⑤d]，甚至公开"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⑥d]。最终经黄兴等人"施加影响"，各省代表联合会同意："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再由被选者电告袁内阁，如和议成立，即当避席"[⑦d]。29日，孙中山被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黄兴即以汉口会议决议和顾忠琛与廖宇春协议，要求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以"毋使我辈负诺"。孙中山不得不当即"声明暂时就职"[⑧d]。随即，孙中山据各省代表联合会之决议精神致电袁世凯，表明"暂时承乏"态度："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⑨d]在其后临时总统的就职问题上，南方也"经过了一番考虑"，并在其就职誓词中特地表明，"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⑩d]，事实已十分明显，孙中山就任的临时大总统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先前的"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情况并没有因孙中山当选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