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在中国夺取的重要出海口岸，但是，在鸦片战争前期，香港并不是英国试图在华攫取的第一个目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被英国政府视为是"理想之地"，英国对香港的夺取，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英国对华战略的若干调整过程。
    一、从多个目标到倾向舟山
    最初，英国政府策划鸦片战争的时候，就将获取中国的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目标。1839年10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 J.H.T）向驻华代表义律（Eliot.C）传达了内阁的意见，声称将谋求议会通过对华战争提案，要求义律在第二年三月以前秘密作好各项战争准备（抛售货物、撤退侨民等），还提出战争计划的轮廓，拟夺取中国"一个岛屿地方，它可以作为远征部队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作为贸易机构的牢固基地，因为我们对这样的某个地方想要保持永久占领"[①]。
    但是在具体岛屿选择上，英国政府内部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开始时提出了台湾、澎湖、福州、厦门、舟山等候选目标，后逐步排除。海军部次长巴罗（Barrowl）认为：台湾简直"大得不像一个岛"，远非英国的现有兵力所能长久攻占；而要封锁包括海南岛在内的中国海岸，则需动用英格兰舰队的一半兵力，这是不可能的[②]。巴罗的意见得到鸦片贩子查顿（Jardine W.）等人的支持，这批人长期在华活动，对中国的地形颇为了解，也感到台湾等岛屿太大，对这些岛屿的永久性占领必须获得岛上居民的支持，而这是没有把握的。1839年9月，查顿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占领香港，因为"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湾，给水充足，易于防守"[③]。查顿的方案并没有引起英国政府的注意，仍为荒僻小岛的香港暂不在英国执政者的视野之中。不仅香港，就是广州的交涉地位，也遭到英方某些重要人物的否定。
    在选择过程中，舟山的地位日渐突出。
    其实，英国对舟山并不陌生。舟山，亦称定海。位于浙江中部海面。1689年，鉴于外商在宁波海关走私逃税严重，清政府在舟山设"红毛馆"开关通商。1700年英在岛上建立商务监督公署，派出首任驻华总领事兼商务监督，以十万英镑作投资，而同一时期英国对广州厦门的联合投资不过75200英镑，其对舟山的巨大希望略见一斑。1756年，"洪任辉（Flint J.）案"发，清政府下令关闭"红毛馆"，英人对舟山的觊觎受阻却未止。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要求出让舟山一岛作为英人居住和货物存放地，遭中国政府严拒。
    鸦片战争的爆发给英国提供了机会。舟山具有的经贸与战略价值被英国官方人士普遍看重。1837年11月9日，义律寄送巴麦尊一份备忘录，建议英国派出武装部队"不是在广州，而是在舟山以北建立根据地"[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官方代表建议武装占领舟山的首次提出。1839年4月3日，当中英关系趋于紧张之际，义律又以"最最忠诚的心情献议陛下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并断言英国"将从此获取最最适意的满足"[⑤]义律还极力向外交部、殖民部、海军部的有关官员大肆鼓吹舟山的"有利条件"，称"如果把舟山辟为自由港，它将成为"一个不列颠的商业中心"，该中心不但面对中国，而且面对日本，所以舟山不久便会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贸易场所，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基地之一"[⑥]。义律的建议得到了英国各方普遍地认同。英印总督奥在兰对义律的建议予以政治和战略方面的补充，认为厦门、澎湖等地在"贸易战"中均有价值，但要给清政府以"较深印象"，则需"占领较北面"的舟山，"这样更能提供大运河与大海之间交通控制权，以及可能大得多的政治影响"[⑦]。巴麦尊也认为"舟山群岛的位置处于广州与北京的中段，接近几条通航的大河河口，从许多方面来看，能给远征军设立司令部提供一个合适的据点"[⑧]。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向海军部和驻华代表下达作战部署，第一步封锁珠江口，然后以主力占领舟山群岛，在岛上建立永久性质的总指挥部和大的屯兵转运基地，再向白河河口发展，舟山成为英国欲图在华建立殖民地的首选。1840年7月6日，英军经过数小时激战后攻占舟山，是役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军队首次大规模交战。
    英军占领舟山后即在岛上实行殖民地的统治，专门成立了殖民当局-巡理府，宣布岛上所有民政、财政和司法管理均由英方执行，岛上居民需向英国殖民者纳税，并接受英国法律管辖，英国官员有权"驱逐任何人员"。并强行把舟山划为自由贸易港，"凡各国船只，俱得出入买卖"[⑨]。还在岛上擅行抽税设立复书院、育婴堂、苦老院、养济院等宗教奴化机构。
    二、从舟山到香港的转换
    殊不知，事态变化，一波三折，英军在占领舟山7个月后却予以放弃。1841年2月25日，英军撤出舟山，次日，清军葛云飞部"收复"失地。
    为什么英方要"匆遽地并且莫名其妙地撤出"（巴麦尊语）图谋已久的舟山？
    近年来，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主要是由于占领舟山后英军水土不服导致大批病亡，迫使英军不得不及早撤出。学者们所依据的是亲自参加占领舟山的英国海军上尉奥塞隆尼（Ouchterlony J.）的统计：1840年7月13日到12月31日英军的生病人数有5329人，病死448人[⑩]。这确是一个大数目，有学者进行了计算，英军在舟山的病死人数是其整个鸦片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11）]，舟山英军约有3000人，人均得病近两次[（12）]，情况确实非常严重，但这决没有构成英军撤军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在英方代表提出归还舟山的时候，英军的病亡情况远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懿律和义律7月30日就离开舟山北上天津白河口，在这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得到来自舟山的具体消息（特别是军队大量病亡的消息）。8月30日，同直隶总督琦善开始会谈，鉴于琦善对英军占领舟山的特别反对态度，英方代表表示占领舟山只是为来华英军提供临时基地，如果中方能满足英方的条件，"归还舟山一事将没有不可克服的反对意见"[（13）]。这是对永久占领舟山立场的重要修正，舟山的未来地位不再是占领地，而变成了一个索取其它条件的筹码，为了表示"诚意"，英军还允诺将先期从舟山撤出一半兵力。这时，英方代表还没有得到英军病亡趋于严重的情报，他们得知这一情况是在白河交涉后重返舟山以后的事，这在9月29日义律给巴麦尊的汇报中有确凿证明，"我们关切地告知阁下，昨天，我们回到舟山的时候，听到了有关军队士兵健康的坏消息"[（14）]。奥塞隆尼的统计是从7月13日到年底的笼统数字，各月的情况不详。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义律等作出有条件放弃舟山的决定并向中方代表交底的时候，并没有将军队的病亡因素考虑在内。是的，后来义律得知英军大批病亡的消息，更加促使其舍舟山另图。在前引义律向巴麦尊的汇报中，义律借此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在广州附近得到一个岛屿"来替换舟山的建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征兆，说明义律已经把霸占殖民地的目标调换到广州附近，虽然没有具体提及香港，不过，义律对广州沿海地区是非常熟悉的，还因为白河交涉时中英已经达成了协议，双方交涉将回广东进行，就近勒索或占领毕竟更方便。
    既然不能把英方放弃舟山的原因归于英军的大量病亡，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英军的撤出呢？首先是来自英国政府的指令混乱。战前，英政府对首要目标是占领舟山意见一致，但对占领后处置则说法不一。1839年10月18日，巴麦尊指示义律占领舟山，除了战时军用外，"并且将来还可以作为大不列颠商务之牢固基地"，明确表示"意欲永久占据"的愿望[（15）]。此前，英国内阁就中国局势召开专门会议，巴氏的意见不能说只代表他个人，但几天以后，巴麦尊的说词就有所改变，他11月4日发出的另一道命令是：只要"中国政府对一切事情作出令人满意的解决"，就可以考虑撤出舟山，舟山又具有了勒索筹码的意味。巴麦尊还提出另一个设想，将舟山变成类似澳门的租借地[（16）]。巴的设想遭到奥克兰的反对，他认为建立澳门那样的受制于中国的"混合政府"，"会破坏我们指望在这样一块殖民地得到的全部利益"，他建议还是应该把舟山建成"完全独立于中国干扰"之外的英国的殖民地[（17）]。英国最高当局对舟山于是提出了殖民地、租借地、临时占领地三种方案。1840年2月，英国政府又赋予其驻华代表对任何中国岛屿实施占领、撤军和强逼割让的决定权。这样一来，义律等人的在华行动一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处于举棋不定的境地。
    所以，舍舟山而取香港，义律的因素占有很重的分量。义律最初是以舟山作为占领地方案的提出者和强烈主张者。战争爆发后，英军的军事行动一般说来是顺利的，但与战前的设想已有距离（战前，英国的某些决策人物曾狂妄设计以一艘主力舰，两艘巡洋舰加上几只武装轮船就把从北京到广州长达一千多英里海岸整个封锁）[（18）]。特别是攻占舟山后，要分重兵把守；岛上居民"数万人"因战乱内渡，留岛居民也坚壁清野，使侵略军的给养发生困难；还对英军进行骚扰，抓捕了英军数十人，使其兵力只敢龟缩于岛上很小的区域，兵员也骤形短缺，英初占舟山的军队近3000人，后只剩1200人，难以多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9）]。在义律和琦善的初步会谈中，清政府对舟山被占十分敏感，会谈伊始，琦善就指责英军占领舟山是"非常错误的"，"皇上不可能割让"，并始终把归还舟山作为适当接受英方条件的最主要的前提，琦善的意思很明确，某些问题可以让步，舟山却没有商量的余地[（20）]。中方的这一立场使英方代表明白永久占领舟山的计划势必遭到清政府强烈的反对，莫如将其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其它方面获取更大的利益。这都不能不使身处前线的义律等人修改原来的战略意图，以有限的兵力实现有限的目标。1840年9月29日义律在给巴麦尊的信中表述了这种观点："如不进一步扩大战争"，就不可能全部实现英国的既定战略目标。而义律心底的想法是，战争进行到这样程度已经可以，政府战前规定的封锁珠江、占领舟山、白河投书三个战略步骤已经完成，政府原定的战略目标又过分庞大，应该收缩。义律反映的是当时侵华军重要头目的普遍看法，1840年10月5日，懿律在给两广总督伊里布的信中写到："归还舟山的问题并不困难，但舟山问题必须和其它一些问题共同解决"[（21）]。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个对华战争有重大发言权的人物：奥克兰。身为英印总督，他担负着为侵华军组织兵员，保障后勤的责任；近离战区，又使他对中国的情形有较多了解，他的意见受到英国政府和驻华代表的双重重视，有些时候甚至起着双方联系人的作用。战争前夕，英政府即授权他对战事的进行负有指导权。然奥克兰的建议却颇使人捉摸不定。一时间，他力主永久完全地霸占舟山，但同时又担心舟山太大，离大陆太近，不易被一小支驻军征服[（22）]。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时期印度输华鸦片一向以伶仃洋为转运中心，印度输华的棉花也以华南为主要市场，所以，奥克兰表现了对广东的特别关注。1840年12月和次年1月，奥两次写信给懿律和义律，要求占领香港[（23）]。这对取香港而舍舟山的决策转移无疑有直接影响。
    此外，驻华商人特别是鸦片贩子对义律等人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这些商人是发动战争的有力鼓动者，但战争又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失，使得商人们的态度不无改变。1840年11月25日，几个在对华贸易中占有份额的机构--颠地公司、贝尔公司、麦克维卡公司、第里姆公司、格里布尔休斯公司联合致函政府驻华代表，呼吁"最大关注"贸易问题，抱怨从1840年6月20日英军封锁广州后，贸易停止，致使英商货物大量堆积，分存在澳门、香港和外洋停泊的船只等处，"从而使这批财产的处置成了大问题，货物不能卸下，业主就要贴补巨大的滞期费，存放澳门的货物又要向葡萄牙当局纳税和交付仓租"，葡澳当局还对英国货采取排斥态度，他们要求政府代表明确告知这种"令人捉摸不定"的的局面何时能够明朗？能否把舟山的停战协定扩大到其它地区，从而解除广州封锁？要么与中方交涉在虎门口外贸易或是与葡澳当局交涉通过澳门转口贸易[（24）]。这对长期担任商务监督的义律等不能不形成大的压力，1840年12月13日，义律致函奥克兰，为了"避免无限期中断贸易的麻烦，避免延长战争行动所带来的深切仇恨"，"我将会在远远没有实现本国政府要求的情况下停止下来"，并表示宁可承担背离政府指示的责任也无所顾及。两天后，义律又直接致函巴麦尊，提出"不应当为一些次要问题而冒险采取战争行动"，并以决心已下的姿态表示，他所作出的停战决定"将不考虑个人的得失[（25）]。"表明即便为此得罪政府也在所不惜。驻华英商还对义律形成了另一方面的推力，1839年11月中英贸易断绝，英商被逐出广州转赴澳门等地，1840年1月1日，义律致函葡澳当局要求准许英国货物存放澳门，澳方担心影响与中方关系，拒绝所请。2月1日，中方在澳门出告示将派兵入澳抓捕义律等，英人只有"各自搭乘他们的船只，往来于香港和其它各岛。"香港成为英商的重要避难所。英商在华最大机构怡和洋行的主要合伙人马地臣（Matheson J.W.）由此还生发出一套理论：香港的好处在于中国方面越阻挠广州的贸易，他们就越会把贸易驱逐到香港方面来[（26）]。还有，1840年11月，舟山的部分英军病员曾试图转移马尼拉，被西班牙殖民当局拒绝，这部分人也被送到香港[（27）]。所以，这一时期的香港已成为英商重要的货物存放和转运基地以及英军重要的医疗和休整处所。对于在华的英国殖民者来说，香港的行情在升温。
    在同中方的交涉中，义律追求的目标也比英国政府的规定目标要"有限"得多。1840年12月，广东会谈开始，这时，懿律因病回国，由义律负全责。11日，琦善照会义律，要求交还舟山，"一日占据彼土，即一日不得谓之恭顺，即一日不能奏请通商"，针对英人想借舟山进行要挟的图谋，琦善的口气一度颇为强硬，"大皇帝抚有万邦，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12日，义律照会，声称只要满足赔款、开埠、公文往来平等、交还俘虏四项，就可在协议批准后一个月内撤出舟山；但撤出的军队要在"香港岛"暂驻，"直到所有的困难问题获得最后解决为止"，为了打消中方的顾虑，义律重申"英国政府不想获得（中国）领土，关于领土的要求将予以放弃[（28）]"。这是英方代表在正式谈判的场合里对香港问题的首次提出，表明义律等人已将目光从舟山移注香港，香港将取代舟山成为监督中国执行条约的抵押。15日，琦善对赔款、交俘两项作了答复，另两项答应代奏皇上，并对英人屯兵香港的打算作出迅速反应，"屯兵之议，非特贵国公文所无，且既承平也，屯兵何为？天朝信义示人，并不欺诈，贵公使大人，可无过虑也[（29）]。"17日，义律再发照会，称只要琦善答应为英方代奏在浙、闽、苏三省中选择两地开埠，在琦善具奏之时，义律将派人到舟山安排撤军事宜，值得注意的是义律在这份照会中不再提上照中提出的香港问题，转而仍以舟山为抵押，而且态度较前软化，在舟山的撤军行动不再坚持安排在中方全面履行条约之后，而是安排在收到中国皇帝对条约的批准书之后。义律在照会中还提到，他这样做已经有违政府的指示，并表示"急于"在虎门和某个方便的地方与琦善会晤。19日，琦善复照称，上列问题有待请示皇帝，对会晤等事未置可否[（30）]。急于看到交涉成果以便向政府交代的义律却不愿这样等待下去，24日，他催促中方"迅速办理"，恫吓"此地有大批部队集结，拖延时日必定会在他们中间引起焦躁不安的情绪。"26日，又发最后通牒，"义律可以声明，为了和平见，已经愿意承担远远背离所奉指示的字面意义的重大责任。义律不敢再继续迁延，从而使自己犯有完全违抗本国君主命令的罪行"，要琦善于次日午夜以前接受英方条件，否则将"采取军事手段进一步处理各项事务"。同日，琦善复照会，除广东外的其它地方不可能开放。29日，义律又提一方案，表示可以放弃增开口岸等项条件，但要求中国"在边远的海域让给一个适当的地方，英国国旗可以在该地飘扬，就象葡萄牙国旗可以在澳门飘扬一样"[（31）]。事情又回到原来占领中国领土的起点上，这种占领是类似于澳门式的。英方的领土要求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中方的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