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妇女是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迪下开始觉醒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一代代的有识之士，为推进妇女解放进程，不断以新的思维方式进行着艰辛的探索。中国近代妇女在新思想的启迪下，观念不断转变和更新，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逐渐兴起的，在戊戌、辛亥、五四时期出现了三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综观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不仅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而且与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妇女的思想启蒙有关。近代妇女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迪下，思想观念发生了一系列转变，推动着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
    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前，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对待妇女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歧视和压制妇女的观念和理论。广大妇女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束缚下，完全成了任男人摆布的"工具"，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孝敬公婆、侍奉丈夫、养育子女、操劳家务成了她们的主要职责。
    进入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于民族危亡的阵痛中开始醒悟，随即向延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挑战。他们主张开民智、兴女学、戒缠足、变婚姻，倡导男女平等，给沉重而又凝滞的传统观念以强烈震撼，从而引发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是最早向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发起挑战的，他们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启蒙与妇女的关系。康有为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凌辱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软弱和愚昧。唯一能使中国避免亡国灭种的途径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文化来开民智，解决中国人的愚昧问题。而中国人、尤其是妇女不受教育是造成国人愚昧的一个缘由。因此，他在对国人进行民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热心地开展了妇女启蒙宣传。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对妇女的启蒙宣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西方"天赋人权"为武器，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康有为说："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①]，男女生而平等。谭嗣同指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理应"平等相均"[②]。梁启超提出"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③]。二是对残害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缠足陋习进行无情的批判，并一致认为"国家积弱，缠足未尝不是主因之一"[④]。三是呼吁女子教育，提倡兴办女学。维新派认为，封建礼教禁锢了妇女的聪明才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妇女不能上学，因而积极主张兴办女学，并强调"欲强国，必由女学"。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思想启蒙虽然是有限的，但毕竟给沉闷的中国社会吹进了一股新风。维新派提出的一些新的见解，打开了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的大门；通过维新派的启蒙宣传，少数妇女开始觉醒，并冲破世俗的偏见和封建家庭的牢笼，毅然走上社会，建立女学会，创办女子报刊，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大声疾呼。她们的积极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如果说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妇女的启蒙尚属萌发期，那么，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妇女解放宣传则进一步扩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同时，历史地肩负起妇女解放运动的重任，开展了妇女解放的广泛理论宣传活动。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已明确发出了"凡为国人，男妇一律平等"的呼吁[⑤]。陈天华在《猛回头》一书中，也提出"兴女学，培植根本"，"禁缠足，敝俗矫匡"[⑥]的主张。被誉为"女界之卢梭"的金天翮，在其带有妇女解放运动纲领性质的《女界钟》一书中，强烈呼吁"女权革命"，号召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做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男女平权的原则。他在1906年《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昭示："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姐妹，一切平等。"[⑦]1912年他在一封信中又指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⑧]，进一步说明他的男女平权思想来源于天赋人权，男女平权是他的民权主义的一部分。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倡导下，许多先进妇女投身辛亥革命洪流，自觉地将自身解放和民族民主斗争联系在一起，把戊戌时期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高潮。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又掀起了一场启迪民众觉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更加浓郁。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开展妇女解放思想的宣传，提供了妇女解放的新理论，热情号召广大妇女勇敢地挣脱封建枷锁以获得自由解放。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开宗明义宣称，近代历史就是要"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何谓"解放"，"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⑨]。他痛斥孔子之道用种种清规戒律、纲常礼教将无数"年富有力之妇女困于家中"，"身体精神俱呈异状"，度过"凄惨之生涯"[⑩]。他大声疾呼，妇女要起来打碎奴隶道德，树立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实现个性解放，恢复独立自由的人格。李大钊认为，妇女地位低下、男女不平等的状况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是随着经济状况而变动的。所谓孔子主义、纲常名教、道德礼仪，都不过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动摇，大家族制度也必入于"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11]。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李大钊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调查研究妇女问题的现状，剖析妇女问题的实质，探讨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他说，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方面是全体妇女联合起来，打破"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是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12]。这些言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已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当时壮大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罢工斗争，促使更多的妇女开始觉醒。如果说戊戌时期初步觉醒的先进妇女还寥寥无几的话，辛亥革命时已出现了以女学生和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为主的先进知识妇女群；而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已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队伍。她们不仅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冲锋陷阵，而且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她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坚决向腐朽的封建传统挑战，其觉悟和争取解放的斗争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近代妇女观念的转变与更新
    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都是沿着"救亡"这一主旋律而进行思想启蒙的。尽管他们的着眼点往往是对旧的习俗的揭露和批判，然而，其内涵是要砸碎几千年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枷锁，它在解放妇女的旗帜下所要达到的深层次的终极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因而，它对中国近代妇女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多方位的，它导致了妇女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和更新。
    （一）价值观的变化。近代妇女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思想，女性作为社会的"人"的意识有不同程度的觉醒。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认为妇女存在的全部意义不外乎传宗接代与"唯酒食是议"，妇女几乎被完全剥夺了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可能性，一般的妇女只有在家庭生活的狭小天地里，去追求精神情感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相夫教子，即通过男人、也就是丈夫和儿子的社会价值，来衡量和体现女子、即妻和母的作用，就成为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妇女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产生的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使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将"贤妻良母"作为完善自我的尺度。
    进入近代以来，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迪下，一部分妇女作为社会的"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主要表现在民族意识觉醒和自我意识觉醒两个方面。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近代妇女民族意识觉醒的起点。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妇女第一次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的呼喊，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历史责任感，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先进的知识女性一再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大展英姿，做出了社会瞩目的成绩。辛亥时期，先进女性积极参加反清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十几年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妇女约400人左右，其中女同盟会员近100人。她们怀着"只有自觉的承担救国义务，才能与男子得到平等权利"的信念，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为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五四时期，青年女学生和各界妇女摆脱了戊戌、辛亥时期配角的地位，作为一个整体，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成为运动的主力之一。她们冲破重重阻力，罢课、罢工、抵制日货、集会、请愿、演讲宣传，不少人在群众组织中担任要职，显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与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争取妇女解放，争取自身的权利，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近代以来，一些先进妇女自觉地组织或参加了女界同盟，满腔热情地献身于妇女解放事业。她们对压制束缚广大妇女的纲常礼教、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进行口诛笔伐；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她们从不缠足和兴办女学两个方面起步，进而提出男女教育平等、法律平等、婚姻自主、经济独立、参与政治、社交自由等一系列要求。她们说："我们不相信不打破男女两性的阶级，真正的民主主义能够存在，我们不相信社会上一半是压迫人，一半是被压迫的人间，会有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幸福"[13]。她们提出"天地间既然生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我们就应该享有一份自由权，这自由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4]。在天赋人权的理解上，强调男女平等的基本含义；在创造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提出妇女解放的必要性。这在中国妇女成长道路上，可谓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由过去只知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反映了女性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妇女们再也不愿去做"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宁愿为国家、民族以及自己的信仰去奋斗、牺牲，显示了女性新的追求。它表明，一种以阶级解放、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新的女性价值观已经萌生。
    （二）道德观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一些妇女毅然冲决礼教大防，勇敢地步入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长期被禁锢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与外界完全隔绝。这种封闭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女性道德，这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了妇女生活的道德信条。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只能遵循"男主外，女主内"、"女不言外"的要求，不得与社会交往，特别是不得参与政治生活，从而形成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闺媛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