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1月7日英军向大角、沙角炮台发动进攻，使广州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口之下，这场战役在鸦片战争史上不能算是规模很大的战役，但在中英交涉史上却是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此役造成的态势对义律是一个鼓舞，而陷中方以极为不利的交涉地位，从此，义律在向中国索取土地问题上不再游移，而首次亲见英军炮火威力的琦善等人被极大地震慑，特别是英军使用的"空心飞炮"更给清朝官兵造成了很大的恐怖感，事后，琦善曾多次以极可怕的言词上奏描述这种炮弹的威力，不独琦善有此观感，此间广东巡抚、水师提督、广州将军、满军副都统，以及前总督林则徐、邓廷桢同琦善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佥称藩篱难持，交锋实无把握"[（32）]。广州的大员们决定从原持的交涉立场上大步后退。8日，义律提出将穿鼻（本文译为沙角）给英国作为建立商馆供贸易和居住的地方。11日，琦善以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的口吻拒绝了义律，称沙角为清朝官兵阵亡之地，忠义灵魂的聚所，英人"在该处寄寓，亦甚不祥"，答应代为奏请在"外洋"另择一处让英人"寄居"[（33）]。在英方的军事压力下，琦善在土地问题上有所松动，给英方开了一个口子，但只应允代为奏请。琦善的表示迅速引起英方的反应，同一天，义律接到照会后当即又发复照，虚伪声称为了满足中方愿望，"同意接受香港海岸和港湾以代替沙角"，并表示只要中方允其所请，即不再要求增开口岸而归还舟山。这时大角、沙角已能取代舟山的筹码作用，香港的地位凸显，义律舍舟山取香港的战略意图也完全明朗。义律这份照会的中英文译本略有不同，英文件词句的准确直译应该为"香港海岸和港湾"，但在中译本中却译为"今拟将尖沙嘴洋面所滨之尖沙嘴、红坎即香港等处，代换沙角予给"[（34）]。多出了一个尖沙嘴的地名，尖沙嘴是九龙半岛的一个岬角。与香港岛的中环和湾仔隔1.5公里的海面相望，构成今维多利亚湾。英文照会大略提出港湾，并不能认定就是尖沙嘴，译成中文时，却转成尖沙嘴。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时代中英文书往来均以中文为准，双方外交交涉也多在此基础上进行，核查档案，英文原件中没有的尖沙嘴（Chien-sha-tsui）字样在英方中文秘书（Chinese Secretary-亦称"正翻译官"、"汉文正使"）的存档中出现，当是中文秘书小马礼逊（Morrison,J.R.）在译成中文时改动添加[（35）]。小马礼逊的这一改动是汉语水平不高所造成的笔误，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鸦片战争时期，译才奇缺及不胜任，导致一系列重要文件上翻译的歧异，并带来若干严重后果，于此，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等早有论及[（36）]）。其改动最初大概不为英全权代表义律所知晓，因为在14日义律又发照会，英文原件只要求中方将"香港海岸和港口割让"，还是没有尖沙嘴字样，尖沙嘴也只是到中文译本时才出现，小马礼逊的这一有意无意的改动所造成的结果却十分要紧，原本只提香港，中方当集中于香港交涉，现突兀出现两地，加重中方疑惑和震惊，因在此前日，琦善曾派鲍鹏与英方交涉，义律曾"与鲍鹏面订之言"，英方也只提出割让一地的要求，突然价码增高使中方不知所措[（37）]。15日，琦善照会义律，"尖沙嘴与香港系属两处"，要求英人履行"前日与鲍鹏面定之言，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38）]。接此照会，英人当十分高兴，英人原本意在香港，尖沙嘴只是一随意所译的地方，却反使英人由此轻易获取香港。这堪称是作出了一个莫须有的让步，于英人是再便宜不过了。次日，义律马上复照，说他们不再"坚持"尖沙嘴，只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39）]。英方向中方做出了并不存在的退让。17日，义律通知中方将舟山即行交还，进一步示好中方，以诱使琦善尽快面谈定约。18日，琦善以"现在诸事既经说定"的复照含糊作答。20日，义律发布"给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声称与中国钦差大臣达成了包括"把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的"初步协议"（请注意，义律此时仍沿用"香港岛和港口"的名目，佐证两地名仅指香港而言，并不包括尖沙嘴。稍后，义律曾向英国外交部详细汇报中英交涉经过，也未谈及向中方要过尖沙嘴一事）[（40）]。26日，英军强占香港，完成了从舟山到香港的目标转换。义律似乎从中发现了尖沙嘴的"价值"，又一再加以利用。30日，义律照会琦善，虚假声称由于英方满足了中方不割让尖沙嘴的要求，中方也应从该地撤除炮台和军士。2月5日，琦善复照中国军队撤出尖沙嘴[（41）]。英军随即开进拆除炮台。2月24日，当中方调兵准备再战时，义律又以要长期"据守"尖沙嘴相恫吓[（42）]。5月5日，广州战役爆发在即，义律再度威胁要把尖沙嘴和香港视为一律，不再归还[（43）]。
    三、在香港问题上的反复
    正如前述，英国政府对舟山处置的指令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中作为谈判筹码也是方案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律等对舟山的放弃不能算是违反了政府的命令。但政府指令又明确要求在中国接受了英国的全部条件并偿付了所有赔款后才能退还舟山。义律所为明显与此有差距。所以，当得知义律先行放弃舟山之后，英国朝野上下激起一片反对浪潮。1841年2月下旬，奥克兰率先得到消息，即对此举表示不满[（44）]。4月间，消息传到英国，反响更大，12日，伦敦39家公司商人致函巴麦尊，紧急呼吁政府干预中国的事态[（45）]。20日，英国外交部向政府提交了义律对政府规定目标的执行情况，有关舟山的内容占了很大的篇幅，结论是义律有辱使命。英国政府最感恼火的是义律竟然轻率地放弃了舟山而自作决定地去占领香港这个"几乎没有人烟的荒岛"。21日，巴麦尊致信义律，对交还舟山大加指责，说"我们的海陆军天下无敌"，攻陷舟山后"我们爱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他对香港的轻视带有很大的情绪化的色彩，认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贸上，香港都几乎毫无价值可言，发展对华贸易的理想地区在中国东海岸，中国的政府中心又在北方，从各方面看，香港远不能和舟山相比，香港的作用至多只是在贸易淡季时为英商提供盖房栖息的处所[（46）]。他命令重新攻占舟山，通知义律已被免除职务，重占舟山的军事行动义律不必随军。5月3日，巴麦尊连续发出三项公文，一是命令侵华军重占舟山；二是咨文英国海军部，为了确保攻占舟山的兵力，可以从香港撤出任何部队，表明为舟山不惜放弃香港的决心；三是照会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臣，宣布英国政府否决了义律撤出舟山的决定，英军将"再度占领舟山"[（47）]。义律战略调整被否认，英国政府力图恢复前定部署，香港前景未卜。
    后来的消息表明香港并不完全是一个毫无价值的荒岛。义律罢职后，马地臣等曾颇为担心香港被放弃，力请查顿和怡和洋行驻伦敦代理斯密司（Smith J.A.）等人在国内大力鼓吹香港贸易地位的不可替代，"只有在香港等地中国人才熟悉英国人，并才会同英商发生贸易关系，而在舟山和别的地方的中国人则往往被英国人吓跑"[（48）]。英国公众的情绪适当平息。5月31日，在给新任驻华全权代表朴鼎查的训令中，巴麦尊部分修改了对香港的看法，认为它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基地"，不要轻易放弃，但仍坚持认为，舟山比香港重要得多，朴鼎查到达中国后的"第一项军事行动将是重新占领舟山岛"，并在舟山住下来，和中国政府谈判[（49）]。8月10日，朴鼎查抵澳门，22日，率兵北上，10月1日，再陷舟山。
    恰在此时，英国国内政局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动。1841年8月，辉格党让位于保守党，9月，阿伯丁（Aberdeen G.H.G.）入主外交部，"在外交上开始了一个收缩时代，这是对巴麦尊扩张政策的反动"[（50）]。1841年11月4日，阿伯丁致函朴鼎查，宣布对巴麦尊的政策"作一些重要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内容是以通商贸易政策取代占领领土政策，即注重在中国东部地区开放四至五个口岸而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永久征服"，不仅香港，而且舟山，阿伯丁均不主张长期占领。原因是对占领费用、对华贸易以及卷入中国政局等方面的担心，"在女王统治下长期占有这些领土的关系必定会带来很大的费用，而占领这些领土使我们能够无视中国政府而进行贸易的范围却似乎有些令人怀疑。它还将倾向于对我们在政治上同中国人保持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多的接触，而且也许不可避免地最后导致我们参与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这个奇特的民族和该帝国政府中发生的争夺和变动"[（51）]。1842年1月，英外交部正式通知朴鼎查，在香港一切非军事用途的建筑物停建，而舟山则作为逼迫中国人让步的"手段"和监督中方执行不平等条约的"担保"。英国政府似乎想放弃在华夺取占领地的政策。
    阿伯丁与巴麦尊在对华政策上形成反差。巴麦尊时期，驻华代表想收缩，巴麦尊急于扩大。阿伯丁时期，阿伯丁想收缩，驻华代表却不愿放弃。关于舟山，朴鼎查基本按令行事，关于香港，朴鼎查却未按政府的旨意行事，港岛的民用建设未予停止，反而大规模展开。各类统治机构次第建立，1842年2月16日，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再次被确认，25日，商务监督公署从澳门迁港。《南京条约》又正式从法权上完成了对香港的割让，使英国攫取香港具有了"完备"的法律效力。9月3日，朴鼎查向阿伯丁报告《南京条约》签订经过，承认割取香港超越了阿伯丁的训令。阿复信对条约的所有内容表示赞同[（52）]。义律、朴鼎查两任驻华代表关于香港的构想得到政府的认可，英国政府与驻华代表间的意见趋于一致。
    英方对香港的态度转变，除了1841年1月英军强占后的香港已经在事实上为英国占据外，还由于战时香港经济的一度虚假繁荣，使其前景颇为看好。义律归还舟山后，香港转而成为英军的驻屯基地，后勤供给庞大，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内地的供应商。另外由于广州贸易的战时停顿，香港还成为外商屯货、转口之所。朴鼎查曾兴奋地将其喻为"罗马时代的迦太基"，"东亚巨大的商业中心"[（53）]。1842年，停泊香港的船舶总吨位为136336吨，1843年，甚至增至180572吨[（54）]。这样一块"风水宝地"，朴鼎查等自然不愿舍弃。
    但战时繁荣毕竟只是暂时的。随着战事的结束，军队的撤离，五口的开放，战时繁荣也失去了根基，1844年，香港经济开始不景气。1846～1847年降至谷底。香港的前途又变得黯淡。1845年下半年，随着归还舟山日期的临近，以舟山取代香港的议论又甚嚣尘上，某些英国政客积极策划，其中最活跃的是香港财政局长蒙哥马利·马丁，他曾专程从香港经印度赴英国，沿途游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在于劝使女王陛下政府把香港交还中国，而接受现在被认为更适合于贸易前途，更合乎卫生和更有出息的舟山代替。香港只是一大堆不毛的岩石"[（55）]。一时间，用香港换取舟山的问题在英国本土、在印度、在香港和在中国的英国人中间引起广泛讨论。
    相形之下，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的态度要谨慎得多。他们认为违约拒交舟山将会带来难以逆料的后果，势必造成中国政府的强烈对抗。使英国"背上背信弃义的污名"，影响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乃至引起法、美等国的异动。因此，英国政府认定"严守条约和处事公平的名誉比任何区区策略上的便利有价值的多"。港督德庇士（Davis J.F.）无可更移的意见是"继续保留"香港。再有，从贸易角度看，舟山的价值也远不如过去估计的那样高，上海的开埠使舟山的贸易地位大为降低，除鸦片外的转运商品是来自日本和台湾的明矾和樟脑，而这可以在上海和厦门获得新的进出口孔道。这一时期，不用说舟山，就是宁波的贸易也很不理想，开埠头一年，宁波的贸易总值曾达50万元，不过好景不长，几年后就锐减到5万元以下，以至于外商评价"事实上这里是没有对外贸易的"，建议用宁波调换其它口岸[（56）]。无庸赘言，政策以官方意见为转移。1864年4月4日，中英《退还舟山条约》签字，6月，英军在延误半年之后终于从舟山撤出，结束了该地区两度被占长达5年半的历史。英帝国主义者在舟山与香港间的选择最后定局。
    综上所述可见，英国在华攫取占领地的过程是一个随势而定的过程。在这个确立过程中，既有"蓄谋已久"的一面，更有随机调整的一面；既有必然性的因素，更有偶然性的因素；既有英国政府旨意的使然，但驻华代表特别是义律、朴鼎查二人的意志似乎起着更大的作用。比较起来，鸦片战争前夕和战争爆发初期英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更注重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乃至北方地区，表露出更大的侵略胃口，其一度准备长期占据的舟山为中国第四大岛，1688年就已设县，1841年4月因地位重要甚至改为直隶厅，英国试图霸占这一地区，势必遭到中国政府异常强烈的反对，鸦片战争只是近代中外相逢的初次交手，很难想象清政府会将如此重要的地区出让，而当时仍为僻远小岛的香港出手则相对容易。鸦片战前，广州为中国唯一开放口岸，香港亦为广州开放贸易圈中的一地区。在华英商长期进行广州贸易，在华南地区有相当的经贸基础。义律、朴鼎查以香港为占领地的方案，更注重于历史所形成的传统，注重照顾在华英商的既得利益，无疑，身在战区的义律、朴鼎查的方案更切实"可行"，英国政府对华占领地战略的随其调整也就成为势之必然。
    ①《巴麦尊致义律函》，1893年10月18日，见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22页。
    ②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61页。
    ③严中平前揭文，第39页，第44页。
    ④《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0页。
    ⑤《义律致巴麦尊函》，1839年4月3日，见《英国外交部档案》，（Public Record Office,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下称"F.O."，17／31。
    ⑥《义律致巴麦尊函》，1840年2月16日，《义律致海军少将马它伦函》1840年2月21日、《义律致奥克兰函》1840年2月21日。F.O.881／75A，第17件附件1、2，和18件。
    ⑦前揭《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80页。
    ⑧《巴麦尊致海军部长函》，1839年11月4日，F。O。881／75A，第15号，第2件附件。
    ⑨《朴鼎查晓示》，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第145-146页。
    ⑩约翰·奥塞隆尼：《对华战争记》，转见前揭《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