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率辫子军进入北京。随后，康有为也从上海赶到北京。7月1日，清废帝溥仪登极，宣布复辟。一般论者均以为：康有为与张勋，一个"文圣"一个"武圣"，是丁巳复辟的主谋，把康与张完全等同起来加以批判，这种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复辟逆流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一派以张勋为主包括部分军阀及清朝遗老，主张复辟封建帝制（以下简称帝制派）；另一派就是康有为，主张"虚君共和"（以下简称虚君派）。要想弄清康有为在丁巳复辟中的作用，就得首先从两派的政治主张谈起。
    一两派的政治主张
    帝制派与虚君派的政治主张，既有共同之处，更有意见分歧。
    首先看共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第一，关于时局的看法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共和制建立后，由于军阀专权，造成社会的极度黑暗。这一点，两派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帝制派认为，辛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皆以党贿为争端，各便私图"，以致"民怨沸腾，内外纷呶……苍黎凋瘵，逃死无门"[①a]。
    虚君派认为，辛亥后虽名为共和，而"政权专制，过于帝者"[②a]，"赋税日重……刮尽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民无以为生"[③a]。
    帝制派认为，总统由选举产生，"权利所在，人怀悻心"，故各地军阀官僚，为了竞选总统，必然会兵戎相向，造成"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而"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选举无已时，乱亦无已时"[④a]。
    虚君派也认为，"总统只一，谁肯下者？"且当时由于"中国各省，兵力既分，雄豪各立"，故在"两党争总统之时，每次各率一万万男子而相战，不知经何年而后定也，不知死几千万人也"[⑤a]，必然造成国家的极度混乱。
    第二，共和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要想改变中国的混乱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复辟
    帝制派提出"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屏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的主张，认为只有把政权"规复君主……拥戴旧君"，实行复辟，才能"拯生灵"于涂炭，"为民生留一分元气"，进而"为国留一息命脉"，这样，才可以挽救危局，"感召天庥"[⑥a]。
    虚君派也认为：自共和制建立后，清帝退位，"付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民国政府"，但"袁世凯藉托总师，窥窃神器，毒痛四海，危害宗邦，涂炭生民，大削国土，五年三乱，不绝于线。继其后者，府院争权，政不及民，议员扰攘，乱延于国"[⑦a]。康有为"审察国情"，提出了"非复辟不能救中国"的主张，认为只有复辟，才能"上免国本之动摇，下拯生民之惨酷"[⑧a]。
    其次，两派的分歧。虽然两派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有类似的看法，也都提出了复辟的主张，但对于复辟的具体方案，则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主要有：
    第一，关于体制问题
    帝制派认为，中国社会的黑暗，"推委祸始，实以共和为厉阶"[①b]。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非建设巩固帝国，不足以图存"[②b]，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由"皇上收回政权……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统一之规。"[③b]
    从1916年到1917年，张勋召集军阀，先后在徐州召开了四次会议，密谋"藉手规匡，复伸其志而重整清室"[④b]。在此期间，张勋反对惩办袁世凯，大叫"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⑤b]，公开为帝制进行辩护。1917年6月张勋入京后，立刻上奏溥仪，"求皇上悯生灵之愁苦，复亲大政"[⑥b]。到7月1日，则公开宣布由清废帝溥仪"临朝听政，收回大权"[⑦b]，并重新恢复清朝官制。
    虚君派则不同。康有为认为解决危机的最佳方案，是实行"虚君之共和国"制度，即在中国重新立一个君主，但这一君主，对国家的一切政权，"皆不能参预，不能否决，惟有受命画诺而已"。所以，"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⑧b]，而"一切百政，皆出于国民会议之权"[⑨b]。好处在于：由于"立一无权无用之君主，人不争之，于是国人只以心力财力运动政党，只以笔墨口舌争总理大臣，而一国可长治久安，无复岁易总统以生争乱之患。"[⑩b]
    关于君主的资格，康有为提出："虚君……不必有才"（11）b]，"惟须有超绝四万万人之资格地位，无一人可与比者，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12）b]辛亥后康有为以为具备君主资格之人只有一人，即"孔氏之世袭衍圣公也"（13）b]。到丁巳时，康有为提出，清废帝溥仪"年方冲幼"，不懂政事，可以作为君主人选，这样在中国"议定宪政，行之十年，风俗习成，政体坚固"，等到溥仪长大，"已习而安之，前时之威权尽改，委裘之虚号空存，拱手受成，南面无与"，就可达到"无争政权之患，直成虚君之共和矣"（14）b]，何其美哉！
    第二，关于国会问题
    帝制派把国会看作帝制的最大障碍，因此就首先拿国会开刀。在第一次徐州会议上张勋所提出的三个宗旨中，第一条就是设法"解散国会"（15）b]。随后，张勋"藉口上海土案牵连，连电三次"，"对于司法总长张耀曾，为严重之攻击"，并借此"痛诋国会"（16）b]。在第二次徐州会议上，以张勋为首的督军团发布所谓纲领，指责国会"各怀党见，违反真正民意，不顾国家"，并表示"至不得已时，亦当为正当之干涉"（17）b]。会后，"张勋乃益自负，于是干涉国会，攻讦总长之电，迭发而无所顾忌"，甚至公开要求"解散国会，否则出于横决，亦所不辞"（18）b]，表示要用武力强行解散国会。1917年5月底，大总统黎元洪电请张勋协助解决政府危机，张勋则"电大总统，以解散国会为罢兵交换条件"（19）b]。张勋率兵北上"行抵津门，以限期解散国会为最要条件，限至六月十二日晚止"，并威胁说，"如十二日不下解散国会命令，十三日晨，各督军即当自由行动"，最终迫使黎元洪"俯首听从"（20）b]，解散国会。
    虚君派认为，在共和体制中，人民应该享受民主和参政议政的权利，即"凡国为人民所公有，即当与国民公议"[①c]，凡事均应"谋及庶人，应尽全国民之意"[②c]。这就需要建立国会。何为国会？康有为认为："国会者，国民之所会也"，人民完全可以通过国会来体现其民主权利，参政议政。但由于国家之大，不可能人人都加入国会，即"广土众民，国民不能尽会"[③c]，因此，"不得已选举人代达之"[④c]，就是通过人民代表--议员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康有为主张，在中国实行参、众两院制，"众议院选举议员千人，参议院选举议员五百人"[⑤c]，"凡隶中国民籍者，汉、满、蒙、回、藏人"、"年二十五岁以上者得预选举权"[⑥c]、"年三十以上……皆许被选举权"[⑦c]。
    辛亥后中国虽建立了国会，但由于军阀专权，短短几年间，国会竟两次被解散。因此，康有为呼吁："亟议召集国会，庶几野无遗贤、奔走偕来"[⑧c]，共商国是，共同治理国家。
    第三，关于宪法问题
    帝制派对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中华民国约法等一切民国章程、法令，均坚决反对。在第二次徐州会议上，张勋代表督军团声称，现行宪法如有"必不可行之处，当共抒正论"[⑨c]，对宪法提出了怀疑、否定。到第三次徐州会议时，张勋则直接提出要"修改约法"[⑩c]。到1917年7月1日，张勋以宣统名义下诏宣布："民国刑律……应即废除"，代之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11）c]，完全恢复了封建法律。
    虚君派认为：宪法是共和制度的基本法律。"宪法为何而立也，为敌人主专制其国而立也，为去人主私有其国而立也，为安国家而官明其职人得其所而立也"（12）c]，有了宪法，才能确保共和制度的推行。然而"宪法之宜，可为国利，宪法之误，可为民害。"（13）c]因此，在制定宪法时，应广泛听取意见，真正让人民"发其公意"（16）c]。这是其一。其二，英国"为大地宪法之祖，万国宪法之师，为宪法变化之极，民权过于美、法"（15）c]。所以在制定宪法时，还必须参照英国兼及其余欧美国宪法，"而加损益"（16）c]。这样，"内审中国之情，外察万国之宪"（17）c]，最终"别创新中国共和良宪法"（18）c]，制定出最为完善的、适合中国实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宪法制定后一经颁布，君主及"四万万人共有遵循"（19）c]，君民共治，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第四，关于国号问题
    帝制派认为，既然清废帝复位，重新建立了封建政权，那么，被废除的国号也应恢复。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登极，同时，宣布"国号恢复大清，年号恢复宣统，中华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变成了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20）c]
    虚君派认为，在共和制度下，"五族一家，同为中华国民……应定国名为中华帝国"（21）c]，或者"称为中华共和帝国"（22）c]，简称"中华，或称中国"，而"有清为朝号，截至……摄政王退位止"（23）c]。
    第五，关于拜跪问题
    "张勋是喜欢磕响头的"（24）c]。1917年6月中旬张勋入京后，立刻去拜见溥仪，当时溥仪"坐在宝座上"，张勋则"跪在"溥仪"面前磕了头"（25）c]。以后张勋每次去见溥仪，都要磕头请安。尤其是7月2日那天"早七时，张勋等率领在京文武大小官员三百余进神武门，至传心殿陛见宣统帝，行一跪三叩礼。"[①d]
    虚君派则认为：在共和政体中，臣民与君主同为共和国国民，地位均应平等。东西洋各国君主与国民之间行礼，"皆鞠躬肃立，或握手并坐"，中国应效法"环球之礼俗，其坐立而不拜"。所以康有为主张：在中国"臣工"对君主"行礼，其免拜跪"[②d]。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虽然虚君派、帝制派都大谈复辟，但是两派的意见分歧是多方面的：虚君派主张虚君共和制度、建立国会、制定资产阶级共和宪法、定中华帝国之名、免拜跪；帝制派则主张完全恢复封建君主专制、解散国会、废除共和宪法推行封建法律、恢复大清国号及拜跪礼。虚君派是要借复辟之名行共和之实；帝制派则是要恢复封建君主专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辟。
    二复辟经过与康有为
    丁巳复辟的主谋是张勋。康有为是不是主谋？下面把整个复辟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中来看看康有为的活动以及所起的作用。
    第一阶段：从第一次徐州会议到张勋入京
    1916年6月，张勋邀请南京会议的督军代表，在徐州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随后又于同年9月、次年1月和5月连续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徐州会议，并具体"商定了复辟的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国会，第二步是逼迫总统退位，第三步是宣布复辟"[③d]。接着，张勋即借调停中央与地方的争端为名，于6月7日率辫子军离徐州北上，次日抵达天津。在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后，张勋又于14日进入北京。
    从上可知，密谋复辟的四次徐州会议，康有为均未参加。但这是前台。康有为是否在后台操纵？下面来看看这阶段的康有为：
    "康有为自辛亥以后，……平居持论亦主复辟，诸君子以此多与往还"[④d]。张勋在徐州密谋复辟期间，"康有为也时常被邀请来徐，为座上客。"[⑤d]第二次徐州会议后，"康有为应张勋之邀，从济南到徐州"[⑥d]，并由张勋安排，在"徐州城外张勋所建之庙内开讲演会，演说孝悌忠信大旨"，"张勋亦亲临听讲，大有感动之状。"[⑦d]离开徐州后，康有为致函张勋，"主张复辟说"，奉劝张勋"举兵勤王"[⑧d]。从此以后，康有为与张勋之间经常"互通声气，往还甚密"[⑨d]。第四次徐州会议后，"当张勋自徐州率兵北上的前夕，曾请教于康有为"，征求实行复辟的具体方案。康有为向张勋提出了包括"行虚君共和制"、"政权当归内阁"、"自身不宜包揽政权"[⑩d]在内的六条建议，其宗旨是虚君共和制。这与帝制派复辟封建帝制的主张，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持反对意见的。这使张勋改变了对康有为的态度，而把康一脚踢开了。对康有为提出的建议，张勋当然也就置之不理了。
    张勋抵达天津后，徘徊不前。康有为专门致书张勋，督促他："从来非常之事，同盟既定，发于旦夕，令人措手不及，不得不服，若久则变生，则支离蔓滋，不可收拾矣"（11）d]。随后，康有为又致电张勋，提醒他：只有效法英国"行君主共和之政体"，中国才能"国本安固"，虽立君主，但必须"不预政事，仍行责任内阁"，还要"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再召集国会而举议员"（12）d]。康有为虽然不厌其烦，但张勋则全然不予理睬。
    第二阶段：从康有为进京到复辟失败
    康有为是应沈曾植之邀进京的。张勋进京后，对于复辟一事一直摇摆不定，这很快被远在上海的帝制坚决捍卫者沈曾植获悉。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急促康有为与他们一道北上，参加复辟。沈曾植的目的，是利用康有为的名声制造复辟舆论[①e]。康有为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立刻登车北上。"初九日"，即27日，康有为在沈曾植、王乃徵的陪同下"到津"，随后又与陈曾寿"同入都"[②e]。
    康有为一行抵京后，"张（勋）派员接待，设行馆于法华寺中，唯康居于张宅"。虽然表面上张勋对康有为"相待礼貌极优"，但"正事概不与商。虽居张宅，实同赘疣耳"[③e]。
    早在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时，康有为就曾表示：如果由他来主持政局，"一星期内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④e]。康有为这次北来，希望能一展抱负。不可否认，这次"康倒是的确想大做文章。事先就拟就了一大套诏书，有'复辟登极诏'、'保护各教诏'、'免拜跪诏'、'免避讳诏'……等等"，但是他带来的这"一套施政要略"，因为"内无奥援，外无应和，一条也没被采用"。康有为在北京只是"坐了十几天的冷板凳"[⑤e]。康有为入京后，帝制派所进行的一次又一次复辟策划，康有为连一次也没能参与。6月28日，即康有为进京的第二天，张勋召集遗老及军阀在"南河沿公馆，举行最高级会议……会谈下来，决定七月一日宣布复辟"[⑥e]。30日晚，张勋又召集军阀在南河沿布置复辟的具体行动方案[⑦e]，康有为均没能参加。尤其是7月1日张勋拥溥仪登极宣布复辟时，康有为没有到场[⑧e]。到底是帝制派不准康参加，还是康不愿去，或者其它缘故，但至少可以说明：康有为不是奏请复辟的一员。
    至于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与徐世昌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冯国璋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詹天佑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等等一样[⑨e]，完全是帝制派的意思，根本没经过这些人的同意。
    当时在北京，张勋"一手遮天"，而张的参谋长"万绳栻亦大权独揽，而所谓当今赫赫有名之文圣人者，则反退于无权地位"，整天"无所事事，亦仅吃饭睡觉而已"[⑩e]。难怪以后康有为愤愤不平："吾一切未得与闻"[（11）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