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点结论
    第一，辛亥以后在中国出现的复辟逆流中，存在着两个政治主张不同的派别。
    帝制派密谋解散国会、废除资产阶级共和宪法，故而大造舆论，企图利用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之机，摧毁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封建社会，恢复"大清"朝。这是一股黑暗复辟势力。
    康有为虽然也大讲复辟，但他的复辟与帝制派的复辟是不同的。在康有为看来，中国是一个"积四千年君主之俗"的国家，若君主"一旦废之"，必"起争乱"（12）e]，竞选总统时必定会互相残杀，所以"君主之俗"不可废。与此同时，康有为又竭力主张推行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认为在中国必须设立国会，制定出适合中国实际的共和宪法，跟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潮流。康有为还"深信君主独裁之制不适于今日，法美共和之制又与吾国情不合，运用不灵，适以长乱"（13）e]。这就出现了两对矛盾：一是保留君主与不能实行君主专制的矛盾；二是实行共和制度与西方共和制不合中国国情的矛盾。康有为解决这两对矛盾的办法，是把中国的君主传统与西方的共和制度结合起来，设计了一个两者兼而有之的新方案--"虚君之共和国"。具体办法是在中国"迎一土木偶"之类的人物充当君主，全国上下都视之"为神而敬奉之"[①f]，而政权则完全由国会掌握。这样既可以弭乱，又可使共和制度在中国真正推行。
    康有为的"虚君共和"思想，其宗旨是资产阶级共和制，与帝制派的封建帝制复辟思想比较起来，有着积极的成分。两者是不能不加以区别的。
    第二，康有为的"虚君之共和国"思想，最早是在辛亥年所著《救亡论》中提出来的。在此文中，康有为把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与中国的实情进行对比研究，并预测：中国如果把西方的共和制度全盘照搬过来，那么军阀官僚在竞选总统时，"必出兵而争之"，结果"必出大战乱"，这既"非安民之法"，也"非定国之方"[②f]。辛亥后数年间，军阀混战，你争我夺，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这些恰恰证实了康有为的预测。康有为"审察国情"，认为"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这促使他去寻找时机，来实行其"虚君共和"主张[③f]，但其赤手空拳，没有抢炮，只得设法去借他人之力。
    张勋为首的帝制派在这时期蠢蠢欲动，力主复辟，而康有为也讲复辟。两种复辟主张在表面上的统一，使两派产生了共鸣。"康有为自辛亥以后，当局屡招致不肯出"[④f]。而这时康有为却认为，帝制派的活动为他实现政治抱负创造了最佳历史机缘，于是积极拉拢帝制派，并为之出谋划策。但两派复辟主张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掩盖在复辟外壳下的宗旨则是直接对立的。这使帝制派在封建复辟活动中，不得不把康有为踢开，只是在表面上对他表示尊敬，称他为"文圣"而已。
    在整个丁巳复辟过程中，主角是张勋。如果把康有为看作配角的话，也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而已。康有为想唱主角，但张勋不准。康有为"内无奥援，外无应和"，是完全孤立的。康有为"到京三日"，帝制派即拥溥仪复辟，而康有为却"无所事事……不预问政治"[⑤f]，真是自讨没趣。万般无奈，康有为只得"移出张宅，暂居于圣人府"[⑥f]，打算离帝制派而去，另寻他途了。
    第三，虽然康有为在丁巳复辟中没起什么作用，然而他希望借助于帝制派封建复辟势力，来实现其"虚君共和"的政治抱负，这是完全错误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共和是近代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帝制派密谋推翻共和，复辟封建帝制，倒行逆施，必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失败是必然的。
    康有为一向对帝制派抱以莫大的希望，积极主动参与、支持其复辟活动。尤其是在张勋进京后即将宣布复辟之际，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帝制派的支持。虽然两派的政治主张存在着意见分歧，但康有为厕身于封建复辟逆流之中，为复辟派推波助澜，甘愿与封建复辟黑势力同流合污。只要参与、支持复辟，不论其程度如何、作用大小，都是反对共和、逆历史潮流的，应该受到历史的惩罚。丁巳复辟失败后，大总统在下令严拿谋叛分子张勋的同时，又下令通缉"此次同谋造乱之康有为，交法庭尽法惩办"[⑦f]。就连康有为的门徒唐蟒也认为："复辟之举，背逆潮流"，而康有为竟参与"此死灰复燃之举"[⑧f]，成为民国罪人，理应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注释：
    ①a《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90页。
    ②a③a⑤a《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933、935、672页。
    ④a《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93页。
    ⑥a《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
    ⑦a《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57--258页。
    ⑧a《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994--995页。
    ①b②b《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93、490页。
    ③b《内阁官报》第二号。
    ④b《散原精舍文集》、《张忠介公墓志铭》。
    ⑤b《南京国民党政府史馆档案》，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⑥b《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2页。
    ⑦b《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
    ⑧b⑨b⑩b《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77、1001、675页。
    （11）b（12）b（13）b（14）b《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85、691、691、1003页。
    （15）b《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
    （16）b《新青年》2卷，3号。
    （17）b《晨钟报》，1916年9月25日。
    （18）b《护国军纪事》第5期，《张勋私开会议记》。
    （19）b《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07页。
    （20）b《新青年》3卷，6号。
    ①c《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1页。
    ②c《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96页。
    ③c④c⑤c⑥c⑦c《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20、496、520、526、529页。
    ⑧c《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1页。
    ⑨c《晨钟报》1916年9月25日。
    ⑩c《申报》1917年1月14日。
    （11）c《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91页。
    （12）c（13）c（14）c（15）c《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30、834、834、839页。
    （16）c《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0页。
    （17）c（18）c《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34页。
    （19）c《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0页。
    （20）c《清末民初云烟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21）c（22）c《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4、653页。
    （23）c《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994页。
    （24）c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8页。
    （25）c《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98页。
    ①d《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05页。
    ②d《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5页。
    ③d《清末民初云烟录》第96页。
    ④d《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第18号，第113页。
    ⑤d曹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220页。
    ⑥d转引自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⑦d⑧d《顺天时报》五年十月六日、五年十月十二日。
    ⑨d《北洋军阀》第三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
    ⑩d转见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学生书局，第219页。
    （11）d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626页。
    （12）d《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3册，第3页。
    ①e《沈曾植函稿》，《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88页。
    ②e③e《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页。
    ④e王益知：《康南海史料商榷》，《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8页。
    ⑤e⑥e⑦e《清末民初云烟录》第117页。
    ⑧e1917年7月1日参加拥立溥仪登极的人员名单，见《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114页。
    ⑨e《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
    ⑩e天忏生：《复辟之黑幕》，《近代稗海》第四辑，第254页。
    （11）e《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483页。
    （12）e《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75页。
    （13）e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辑，第139页。
    ①f《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72页。
    ②f《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72页。
    ③f《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1010页。
    ④f《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页。
    ⑤f《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483页。
    ⑥f⑧f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58、165页。
    ⑦f《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5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