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常常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其英雄观也是如此。1900年，梁启超读日人德富苏峰所著《静思余录》，内有《无名之英雄》一文，极为喜受，就将它摘要翻译出来。德富氏声言，他昔日在学校中，"爱英雄，仰英雄，梦英雄，心醉英雄，当时余惟信英雄之为英雄耳，问英雄何以得为英雄，不能知也。"现在才认识到，"彼之造英雄运动英雄者，即稳于世界中之农夫、职工、役人、商贾、兵卒、小学教师、老翁、寡妇、孤儿等恒河沙数之无名英雄也"，这也可以看作是梁氏本人英雄思想的发展轨迹。自上而下变法的失败，流亡异国的切肤之痛，使他真切地认识到："国也者，非一二人之国也，千万人之国也；国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万人之事也。以一国之人，治一国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国之事，其余千万人皆委之而去，或从而掎龁之，虽圣贤未有能治者也。世有望治者乎？愿勿望诸一二人，而望诸千万人。"[26]中国要救亡自强，要实现政治的自由民主化，不仅仅在于一两个英雄豪杰的孤军奋战，更要唤醒四万万同胞，人人成为无名之英雄。故而，梁启超积极鼓吹新民思想和国民运动思想，倡导史学革命，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产生了重大影响。
    梁启超"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27]，积极讲求新民之道，致力于思想启蒙宣传工作，终生不渝。他用浅近、流畅、华美的文笔，大量地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由、民主、科学精神，以兴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的少年中国。政治上，梁启超一贯主张要先"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因为"政治是民意所造成的，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28]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制度，不仅是当权者的政术使然，亦是沉默的国民所造成。1916年，梁启超在反袁南下途中的间隙里，奋笔写下了《国民浅训》这部通俗的社会政治教科书，用深入浅出的俚文俗语讲解了许多政治学的最基本的常识问题，如什么叫爱国、立宪、自治、自由平等，什么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等等，可谓用心良苦。
    现实政治的发展，往往迫使人们放弃、改变固有的思想，以迎合现实的需要。梁启超以国民程度不够反对条件不成熟下的暴力革命，甚至说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29]的偏激之言，恰好造成清政府拖延立宪的口实，梁又只好改口声言人民立宪程度已够。待到晚年，对现实政治无限失望的梁启超，终于脱离污浊的政坛，可仍难舍弃那一份政治关怀，转而提倡国民运动，即多数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他总结二十年来种种失败的原因，认为都是由于"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那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只有抛弃一味利用官僚、军阀和会党的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功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30]。这种国民运动思想，可以说是新时期的一种新民思想，是对他20世纪初年新民观的发展。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宗法一专制制度的基础，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非惟政治能力欠缺，参政意识亦相当淡薄，正如恩格斯对法德农民的论述一样："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31]梁启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更是一位深沉的忧国者。爱之深，责之切，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新民思想和人的近代化问题，其久远的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
    中国政治的自由民主化进程命运多舛，共和国的招牌下运行的仍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货色。民国成立后，"武士头颅文士笔，竟纷纷化作侯门狗"[32]，才短短的几年时间，"而历朝末叶之怪状，并世乱邦之丑剧，不啻为一缩影以陈于吾侪目前"[33]。如果仅此即认为梁启超仇视人民群众，以英雄史观作为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支柱，则显然是一种偏颇之论。耐人寻味的是，直到1920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还在消极地指责国民的不自觉："须知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34]"五四"后工运、学运的蓬勃发展，才使他领悟到民众力量才是革命的根本，明确了"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的真理。梁启超疾声呼唤英雄，号召人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不应待时旁观，随波逐流；他一再呼吁广大民众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他强调要有阶段的、长时期的教育和鼓动民众，使其真正具有自由民主观念和自主自觉的参与意识，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尽管在一个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鲜有变动的古老国度，一切都殊非易事；尽管在清政府灯枯油尽、摇摇欲坠之时，时局维艰、政权迭变之际，梁启超的思想和言论，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真正有意义的是在于问题的提出。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对中国有君史而无民史深为不满，他直斥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家谱，充塞其间的是宫廷政事、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更借批判旧史学来批判君主专制制度，赞誉西方新史学宣传民主政治和民权思想。梁氏认为，虽然"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但"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35]，从而认为历史研究既要着眼于大圣哲、大英雄、大战争和大革命，也要注意那些"细微而难见者"包括"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所反映的"-社会-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36]等，以全社会人类的共同活动为历史主体，梁启超因之成为文化史的积极倡导者。半个多世纪以后，文化热的兴起，不也成为新时期以来传统史学变革的先导吗？
    风雨如磐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既要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又要实现从中古社会向近代社会的综合意义上的全面转型。这又是一个政治权威失落，价值失范的兵荒马乱的动荡时世。乱世出英雄，各种类型、性格的人物纷纷走上历史的前台，尽情表演，各类思想、观点尽情展露、碰撞与交融，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即如梁启超本人，少年科场得志，如果中国仍是那个稳定的中古社会，他也许会如此前的许许多多读书人一样，走上科举入仕或讲学著述的人生故道，是近代的风云变幻将他推上了历史活动的大舞台。近代中国复杂的斗争形势，传统儒家的经世观念、忧患意识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使他心忧天下，他也因其政治、学术上的双重建树，成为当之无愧的英雄。
    梁启超兴趣广泛，感情外露，思想博杂多变而不易把握。我国自古就有"知人论世"的传统，这应该成为我们剖析、研究梁启超思想时需要把握的最起码的方法论原则，要注意他讲话的时代特点和具体背景、场合，以求得"理解之同情"。梁启超英雄观中精华与糟粕并存，自相矛盾之处甚多，这需要我们细心分析，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断章取义，从其繁富的著作中摘出几句话来，纳入预设的框架、模式中去加以批评，这样势必影响到我们评价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注释：
    [1]《文选·王命论》。
    [2]刘劭：《人物志》。
    [3]《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4]《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5]《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十四，第16页。
    [6]《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三，第2页。
    [7]《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六，第58页。
    [8][法]伏尔泰：《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页。
    [9]《斯大林全集》，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450页。
    [11]《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89页。
    [12]《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第1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14]陈利今：《对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唯心史观的剖析与批判》，《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506-507页。
    [16]《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183页。
    [17]《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7-8页。
    [18]《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19]《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四，第3页。
    [20]《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8页。
    [21]《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1页。
    [22]《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51页。
    [2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三，第3页。
    [24]《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九，第29页。
    [25]《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页。
    [26]《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48-50页。
    [27]《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四十五（下），第16页。
    [28]《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5页。
    [29]《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5页。
    [30]《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95页。
    [32]唐迪风语。转引自箫楚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出版，第540页注。
    [3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50页。
    [34]《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1页。
    [35]《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
    [36]《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