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
    19世纪60年代起，反洋教斗争在我国广大地区此伏彼起，绵延不绝，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就各次具体斗争而言，有各种不同的起因。从总体看，反洋教斗争最主要的起因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从19世纪60年代起人们就有不同的回答。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内史学界的看法曾一度基本统一，即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是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大程度上并无坚实的基础。7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不少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并非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而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洋教斗争的实质并非仅对外国侵略，而是排斥先进的西方文化；因此，对这种斗争应予以否定。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西文化冲突只是引发反洋教斗争的一个次要原因，侵略与反侵略才是主要起因。争论双方不仅在理论观点、思想方法、看问题的角度等方面有很大差异，而且引证的史料也各不相同。
    从现存的大量反洋教书文揭帖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谴责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二是谴责外国教会势力欺压平民、挟制官府；三是指斥教会败坏中国礼教伦常；四是指责教会以"邪术"害人。其中，第一、二两类内容反映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第三类内容反映中西文化冲突。第四类内容则大多是一些反洋教斗争的发动者有意编造，用以煽动群众，而并非他们发动斗争的原因。从数量看，第二类和第三类数量都很多。争论双方都能轻而易举地列举出大量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却无法否定对方所引用的大量史料的有效性。多年来争论的情况表明，要辨明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绝不是单靠列举史料所能解决。
    要对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作出准确的宏观判断，最理想的方法是先对每次具体斗争进行考察，然后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宏观概括。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反洋教斗争次数很多（有的学者统计，到1902年止，共发生反洋教斗争四百余次[1]，有的学者则认为有一千多次[2]），而且绝大部分斗争缺乏足够的可靠史料，无法逐个进行具体准确的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准确的总体概括。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妨采用一种间接考察的方法，来寻求问题的答案，即先考察一下当时对事件全貌有较多了解的人们对事件持何种观点，然后再结合这些人的主观倾向性进行分析，找出他们的观点中比较客观、可信的部分。
    当时，一些负责处理教案的清朝高级官员和某些关注涉外事务的开明知识分子对反洋教斗争有较广泛的了解。他们对反洋教斗争的评价和态度有很大差异，但在分析斗争的起因时，绝大部分人都认为主要起因是"教民欺压平民"、"官府袒教抑民"。有的学者对这种分析表示不屑一顾，认为这不过是李秉衡、毓贤等有强烈排外倾向的官员用以攻击教会和为反洋教斗争辩护的不实之词。这些学者似乎忽略了（或者是故意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持上述观点的人绝不仅限于有排外倾向的人。不少坚决反对排外、反对反洋教斗争的人同样也持上述观点。在分析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时，郑观应说："莠民借入教为护符，每有作奸犯科，为种种不法事。……教士听教民一面之词……专为护持彼教计，因此偏袒，……地方有司……惟虑开边衅，先存畏惧之心……往往迁就定谳。平民受屈，申理末由，众怒滋深，群思报复。"[3]薛福成说，"入教之民，无恶不作。平民受其欺压，积愤日深"。[4]曾纪泽说，"教案之迭出，在于教师（士）之无忌惮。"[5]郭嵩焘说："教堂纵庇教民，各省皆然，……是以闻教士之名，莫不怀愤诟讥，乘便以求一逞。"[6]丁日昌说："莠民以教士为逋逃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莠民"一经入教，则陵虐乡里，欺压平民"[7]。上述这些人都是主张学习西方，反对排外的，他们对封建顽固派排斥西方文化的态度常痛加指斥。如果反洋教斗争主要是反对西方文化，他们自然不会视而不见。但他们在分析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时，却并未指责这些斗争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是众口一词地认定斗争的主要起因是教民欺压平民。难道能说他们都是有意为反洋教斗争掩饰和辩护吗？显然不能。因为众所周知，他们都是反对反洋教斗争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袁世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袁世凯一贯主张严禁义和团等组织进行的反洋教斗争，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他拒不执行清政府联拳抗洋的方针，在山东大肆屠杀义和团。就是这样一个坚决与反洋教斗争为敌的人，在谈到反洋教斗争的起因时竟也不能不承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遇有教案，但欲责惩良民，敷衍了事，冀可偷保目前之安，而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川。"。[8]八国联军战争期间，袁世凯在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同时仍然承认："推原祸始，盖由教民平日狐假虎威，欺凌平民，怨毒日积，一决横流"[9]。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把对付义和团当作首要任务，他对山东各地反洋教斗争的状况及其起因是很了解的，而且他也绝无为反洋教斗争辩护之嫌，他对反洋教斗争的上述分析，应该是可信的，是符合实际的。
    二、反洋教斗争中的"扶清"与"灭洋"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民反对洋教的目的，就其内涵意义来说，在于'扶清灭洋'"。"扶清"，就是"扶助气息奄奄的清王朝及其制度和礼教"；"灭洋"，就是要"驱逐洋夷，复我旧规"。也就是说，"扶清"和"灭洋"都是为了维护反动的清王朝和落后的制度、礼教。因此，他们对反洋教斗争的总评价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应该予以否定。他们认为，"作为'扶清灭洋'主体力量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虽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但其思想基础都是守旧的"，"在如何反对洋教这个问题上，只能也必然与守旧官绅走同一条道路"。[10]
    这些学者把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成员统统混为一谈，断言他们都是"走同一条道路"，都把维护反动的清王朝和落后的制度、礼教作为斗争的根本目的。这种论断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对于不少顽固派官绅来说，"扶清灭洋"的核心的确是扶持反动的清王朝；"灭洋"是为"扶清"服务并服从于"扶清"的。为了维护清王朝，他们有时也主张对侵略者进行一些反抗，但当反抗遭到挫败，清王朝有可能被侵略势力压垮时，他们为了保住清王朝，便不惜由"灭洋"转为"降洋"。这便是顽固守旧官绅所走的道路。农民与其他劳动者所走的是否也是这"同一条道路"呢？显然不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绝大多数劳动者及部分爱国士绅）来说，"扶清灭洋"的核心是"灭洋"，即反抗外国侵略，"扶清"是以共同"灭洋"为前提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当人民群众认为清政府有可能支持或至少不反对反侵略斗争时，他们曾提出过"扶清"的口号。当政府屈从洋人，压制反洋教斗争时，他们便对官府表示不满。当政府以武力镇压反洋教斗争时，他们便以武力相对抗。当政府公开投降侵略者时，他们便抛弃"扶清"口号，举起"扫清"的大旗。
    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虽然清中央政府和部分地方官在处理教案时经常屈从洋人，压制反洋教斗争，但一些地方官却在不同程度上对反洋教斗争采取同情、支持甚至提倡的态度。这时，一般民众对清中央的政策缺乏了解，只是把怨怒指向那些袒教抑民的地方官。1868年，河南南阳一份揭帖写道："或有无耻劣绅、官府一气，私通天诛教者，亦即毁其房屋。"[11]1878年，湖南长沙一份揭帖说："贪吏准鬼（指外国教士）入城，尚派兵勇保护，从鬼卖国扰民。……尔等官肯，我不依从。"[12]1883年，湖南常德一份揭帖写道："可恨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这些官长，作我清朝的官，一心向外国人，……我百姓甘死不从。"[13]1880年，福建延平县教堂用枪伤人，而地方官却加以袒护。一份揭帖写道："真不平，真不平，天朝官竟帮了洋人。……枪伤之人竟不问，反代鬼子作事情。……求各宪，把冤伸，先要拿他放枪人。……各宪若凡不肯理，拆洋楼，杀鬼子，并杀教民。……那时候，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皇上也出气，百姓也安心。"[14]这时，民众主观上只反对袒教抑民的地方官而不反对朝廷，甚至还以为皇帝会站在民众一边。但客观上，袒教抑民并非某些地方官自己擅自制定的政策，而是清王朝的政策。清中央不仅通过一些地方官压制反洋教斗争，而且在外国压力下对那些支持反洋教斗争的地方官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惩罚，使地方官支持反洋教斗争的现象日趋减少。民众反对地方官袒教抑民的行为，客观上就是反对清政府的政策。他们对袒教抑民的地方官的反抗，客观上就是对清王朝的反抗。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侵略的急剧加深和外国教会势力进一步扩展。民众反洋教斗争规模明显扩大，斗争方式也更加激烈，常发展为成百上千人的武装斗争。清政府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民众忍无可忍，便与官府兵刃相见。反洋教斗争往往发展成民众反抗官府的武装斗争。如1890年余栋臣领导的大足民众反洋教斗争遭到清军镇压后，斗争队伍退踞山区，与官兵对抗。1891年热河朝阳地区民众数万人一面打击教会势力，一面武装反抗前来镇压的官军。1896年，山东曹县等地大刀会聚众千人进行反洋教斗争，并反抗清军的镇压。1898年余栋臣再次率众起义。起义队伍本想全力打击侵略势力而不想与官府对抗，因而打起了"顺清灭清"的旗号，宣布：官府"如能见容，一切不犯"，但同时也声明："倘目为盗贼，反兵相向，则兵丁官役皆畏洋人，并非我朝臣子，于国法正所必诛，于义民碍难束手。"[15]由于清政府对起义进行镇压，起义队伍不但并未"扶清"，而且始终在以武力反抗清政府。
    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反洋教斗争的情况也是如此。义和团虽然广泛采用"扶清灭洋"的旗号，但在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前，清政府一直对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严厉禁止，并一再增派军队进行镇压。（就直隶地区而言，在西摩尔军进犯前，不仅驻防各地的练军已大多投入镇压义和团的军事行动，连担负海防重任的聂士成部也被大批抽调去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反抗官府的斗争也日益发展。1898年赵三多起义时，与官兵对垒的还只有百余人。1899年朱红灯起义时，已出现上千义和团与清军激战的场面。1900年5月，在定兴、涞水一带抗击清军的义和团达三千人。5月底，义和团万余人占据涿州城，与清军对抗。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前，各地义和团的日常活动虽以反洋教为主，但义和团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却主要是反抗清军的镇压。
    有的学者虽无法否认反洋教队伍与官府武装对抗的众多事实，但他们仍坚持说这些队伍不但并未反对清王朝，而且一直在扶持清王朝。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斗争只是反抗某些地方官，而并不反对清王朝。这种解释我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须知，这些地方官镇压义和团的行动并非他们擅自作主，而是奉清王朝之命或者得到朝廷认可的，是代表清王朝行事的。反抗清军客观上就是反抗清王朝，这是不以反抗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
    三、维新派反对反洋教斗争是否正确
    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前，维新派对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一直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有的学者在评论反洋教斗争时确认，"对其斗争的正义性和历史进步性必须予以恰当的肯定"，但在评论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观点时，又赞扬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16]，表现出矛盾的心态。有的学者则坚定地赞同维新派的观点，如赵春晨《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教案及义和团》一文以赞同的口吻列举了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几点主要理由："第一，维新派认为民间的'反洋教'是盲目的，非理智的，不仅已落后于时代，而且不利于中国的变法维新。""第二，维新派认为民间的'反洋教'不仅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目的，反而会给外国列强对中国干涉和侵略造成口实，招致更大的民族危机。""第三，维新派认为信教自由乃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之一，宗教传播不能凭借强力加以阻止和铲除，而要通过思想意识上的竞争来解决。"接着，他总结说："从维新派所持的这几条理由来看，……维新派批判和否定'反洋教'，……是表现了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维新派在思想意识与政治上的进步性。"[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