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二《太平天国》8册，第2册的"诸王自述"章中据《沈文肃公政书》附有沈葆桢奏5件，其第四件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奏称，将所俘太平王国干王洪仁玕及恤王洪仁政、昭王黄文英"各该逆节次供词暨洪仁玕亲笔供单同所作诗句并签驳李秀成口供原本，咨送军机处备核。"该第2册编入了据《逸经》第20、22期刊出的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和幼天王洪天贵福的供词；而沈葆桢呈送军机处的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的文书，则此后一百余年，迄无下落。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大规模搜集太平天国史料，均未发现。
    1994年1月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研究期间，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发现了这一件已迷失一个多世纪的重要文献，这是我那次访问最大、最幸运的收获之一。
    台北收藏有洪仁玕等被俘后的另一些述辞、诗句，萧一山先生在60年代出版的大著《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编中已有披露。他在书中引录了《太平天国》第2册所不载的洪仁玕、洪天贵福的几段述词，并说明原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使我们对太平天国及洪仁玕本人的史事增加了不少了解。萧先生在书中只是局部引录，这是该书的体例使然，但对太平天国研究者却有未窥全豹之憾。因此我到台北访问研究的第二天，就请近史所的林满红、魏秀梅教授根据萧先生著作中的线索，在该博物馆帮助寻找。萧先生书中未说明引录文件的标题、编号，在泱泱文卷海洋中寻找亦殊不易。旬日后，我有机会去该院作一日访问，于是在例行活动后，专以半日时间在该院文献馆搜索。该馆清史专家庄吉发先生给予了便利和帮助，终于得在下午闭馆前从沈葆桢案卷中找到了有关洪仁玕、幼天王等人的共25个编号的文件，其中多数未为萧一山先生书引录。
    在沈葆桢案卷中有一件在馆方目录中标题作"论忠品性之毛病及坐守苏常嘉等郡情形"的文书，阅看之下，心中怦然震动。此件原无题，文中自称本军师，又有"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等语，显然是洪仁玕所写。文中述及太平天国晚期军中朝中不少事，对忠王李秀成等颇有批评。此件首句以"第十七页三行"始，接着以"○"符号隔断，然后叙事。"第十七页三行"必是指某书的第17页第3行，而从内容来看，所指很可能就是洪仁玕被俘前两个多月已被曾国藩杀害的李秀成供词刻本的页码行次。当年沈葆桢呈送军机处的是洪仁玕"签驳李秀成口供原本一本"。"签驳"，即就《李秀成供》有关段落签附反驳意见。"原本一本"，必是将洪仁玕的签驳文书（以下简称"文书"）粘附于《李秀成供》刻本进呈。但后来这一"文书"与《李秀成供》原本脱落，致后之文献整理者不明其性质，只好径以脱落了的"文书"中之意思标题。当时我作如此推想，虽尚未与《李秀成供》校核，但已几乎肯定这就是学界闻名已久而迄未面世的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的文件。这是意外的发现，我心中大喜过望。
    李秀成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即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时携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他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由前队保护幼天王脱走，自己则因奸人出卖被俘，20天后被曾国藩杀害。在这期间，李秀成写了几万字自述，曾国藩杀李秀成后，即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迅速删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别呈赠军机处和各有关的地方大吏。幼天王走至安徽广德州，其时洪仁玕在浙江湖州，即去广德州会合，拟议入江西会合侍王李世贤部入湖北，据荆襄，以图长安。但入江西后，到处遭追击，军心又不固，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即清同治三年九月初九日、公元1864年10月26日在石城县杨家牌遭夜袭，洪仁玕、幼天王等先后被清军席宝田部所俘。洪仁玕在席营、在南昌府、在沈葆桢巡抚衙门都有详略不同的自述，或亲笔，或清吏笔录。这些，以及洪仁玕亲笔书写的诗句和这件签驳文书，还有幼天王所写的多篇述词和字句、恤王洪仁政等的几次自述，都由沈葆桢呈送清廷。沈葆桢必是由于某种动机将曾国藩送给他的《李秀成供》交给洪仁玕看，然后洪仁玕写出了签驳意见。
    曾刻《李秀成供》今已罕见。幸1936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将曾刻本影印，才得以流传稍广。我取曾刻影印本与上述台北藏件校核，该藏件首行首句以"十七页三行"始，以下为"将滁州交李昭寿镇守一段原是"句，按叙滁州守将交替原季及李昭寿与忠王的关系等；而《李秀成供》影印本17页第3行文字正是"我军失利退守来安，仍回滁州，后将滁州交与李昭寿镇守"，完全相符。由此可以充分肯定，上述台北藏件就是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的文件。
    这篇"文书"对李秀成的批评约有以下数端。
    （一）批评李秀成徇私情以李昭寿镇守滁州，说滁州原有守将，李秀成因与李昭寿"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
    （二）批评"苏、常调守迭更，用人不当"，"苏州守将谭绍光不服军民，以致杭、嘉各专己见"。
    （三）批评"坐守苏、杭、常、嘉等郡，……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并批评侍王李世贤、章王林绍璋、辅王杨辅清亦然。
    （四）壬戌春曾国荃进逼天京，李秀成赴援迟缓，又"欲自获全功而于侍、辅未到齐前进攻"，致受损失。
    （五）癸开夏雨花台失守而不及救，"反行下游放师苏、浙"。
    （六）王长次兄为忠正之人，洪仁玕为才学之士，而李秀成不认不信。
    （七）批评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王长次兄、附马等"。
    洪仁玕在直接批评李秀成的同时，也批评了其他一些人，并连带述及一些重要情况，其要者有：
    （一）批评章王林绍璋为"佞人"，对安庆失守负有罪责。
    （二）批评英、忠、章王忌洪仁玕认真负责，而洪秀全不能公平处理。
    （三）述及王长次兄、幼西王等虽居高位，只是对亲臣、功臣之后的荣宠，兵粮之权都在李秀成。
    由上可见，这篇"文书"虽现存不过一千字，但涉及的问题既丰富又重要，而且是我们过去不知或不详细知道的。
    如关于李昭寿。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三月，李秀成克安徽滁洲，将滁州交李昭寿镇守，自己与部将陈坤书等驻全椒，拟打通江浦、浦口，以救援被围困的天京。而李昭寿却于九月即以滁州叛降清钦差大臣胜保，不久又勾引其同类、太平天国浦口守将薛之元叛变，对太平天国造成很大损害。对此事，李秀成曾追悔自己"目不识人"[1]，并且知道自己对李昭寿"重情深待，……我手下各人不服"[2]。这与洪仁玕的批评可互相参证。但李秀成与李昭寿有戚谊及八拜之交则为过去不知。李秀成以私情而调动守将，自然是一个错误。李昭寿原非太平天国中人，甲寅四年聚众起事，为捻军之一支，旋败降于清皖南道何桂珍。至丁巳七年又杀何而归太平天国。其时石达开出走远征，陈玉成、李秀成招引皖北捻军以增强力量，支撑危局。但捻军与太平天国并无共同信仰和理想，李秀成与之八拜结交、联姻，其用意可能是为了团结李昭寿，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和失败。
    关于苏、常守将迭更、用人不当、谭绍光为军民不服的批评。这是我们所知甚少的问题。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四五月，李秀成等以消灭清江南大营之余威，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等地。六月进军上海无功，八月李秀成回苏州后，将苏省军民各务交与陈坤书接任，自己即策划进军江西、湖北，至辛酉十一年（1861）岁末才回苏州。其间，除陈坤书外，谭绍光、陈炳文、邓光明、廖发寿等都曾分别或先后在苏、常、嘉、杭任首将，如何更迭及迭更中引起何种问题，已难详考。陈坤书原为李秀成部首席大将，受命代管苏州和全省事。但当李秀成于辛酉年回师浙江、克复杭州回苏州时，他却不在苏州。李秀成在供词中指责他纵兵扰民，所以离开苏州去常州，又用银钱买通得封护王，以脱离李秀成的管属。谭绍光于壬戌十二年秋起为镇守苏州首将。其时苏州城内太平军将领各有自己指挥的部队，有的人官爵与谭相若。谭之不能完全掌握局势，从后来苏州失陷时谭为叛将刺死可以得到说明。李秀成"自述"称慕王谭绍光和叛将纳王郜永宽"少年结怨至今"，他们在平时也必然积不相能。洪仁玕的签驳"文书"称因李秀成"用人不当，致吴江先误，隔断苏、杭"。按1863年苏南战场紧急时，吴江失守，使苏州南路援绝。吴江失守与"用人不当"的关系，以及"杭、嘉各专己见，不遵忠王号令"的事实，均为今所不详，有待细考。洪仁玕的这些批评都值得在以后的史事研究中认真发掘。
    关于壬戌年回援天京迟缓及贪功冒进失利事。壬戌十二年（1962）春，李鸿章以上海为根据地，由"常胜军"配合，反攻苏、松。李秀成从苏州出战并反击，包围松江府城。正当紧急关头，曾国荃自上游而下，占安徽巢、和、芜等地，进犯天京。天王洪秀全急诏李秀成回援，而李秀成却建议由苏州解粮回京长期坚守，然后再战曾军，自己并不回京。在一日三诏严催下，李秀成不得不于八月回援天京。行前他两次召开会议，有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慕王谭绍光、堵王黄文金等参加，议定会合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共十三王，号称六十万人（实有十余万），会攻曾军。但此战目标虽是解围天京，战线实分三处，即"北扑金陵，南扰宁国，中犯芜湖金柱关"[3]，直接在天京城外作战者主要是李秀成和李世贤。二李在南京城外与曾军大战45日无功。李秀成贪功冒进失利之事，则为过去所不知。洪仁玕此段批评的重点应是"诏谕严催"而李秀成奉诏迟缓。李秀成有自己的战略思想，认为应待师老敌疲再战，而回援迟缓则是事实。
    关于雨花台失守而不及救，反行放师下游苏、浙的批评。李秀成回援天京无功，受洪秀全严命进兵江北，实行"进北攻南"战略。但皖北严重缺粮，征战不利，而天京城外的要塞雨花台却于癸开十三年（1863）五月因守备疏忽而失守。李秀成奉诏急返，渡江时清军已占沿江及江中要塞，李部损失惨重。李秀成留守天京，但此时李鸿章、左宗棠大肆进犯，苏、浙危急。天京和苏、浙俱紧迫，李秀成要求去苏杭救援，"奏三求四，亦是不从"[4]，最后有条件地允他出京。看来洪仁玕对李秀成此举是不满的。
    洪仁玕说，他原来心存厚道，本不想对自己人有什么指责，但看了《李秀成供》，"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旁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等"，他认为不公平。关于李秀成得胜时据为己功的品性，在他被俘后的自述中亦颇有流露，如叙述丙辰六年救镇江之役忽略主帅秦日纲即是。至于败绩时的责任，洪仁玕提出了对太平天国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兵粮之权归谁掌握？"他说，幼西王、王长次兄等虽然爵位尊显，不过是对亲臣和功臣之后的荣宠，"岂有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李秀成曾指陈，洪秀全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骓马，然后才是陈玉成和他。洪仁玕提出了另一种考察太平天国用人得失的思路，值得研究者注意。
    洪仁玕在"文书"中对章王林绍璋的批评，用语更为严厉。洪仁玕指斥他"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是"佞人"。林绍璋，广西人，参加金田起义。甲寅四年（1854）因湘潭丧师革职，至戊午八年（1858）经李秀成保举出任地官又副丞相[5]。庚申十年（1860）封章王，参与处理朝政。其人"无本领"，为清方所周知；但李秀成则认为他"勤劳"、"能吃辛苦"[6]。李、林可能较接近，故洪仁玕认为李秀成信任"佞人"，以"柔猾之言为之耳目"。
    洪仁玕具体指责林绍璋的一件大事，是辛酉年安庆失陷时林的表现和责任问题。安庆是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重要屏障，又是英王陈玉成主管地区的首府。庚申十年（1860）春，太平天国正向下游苏、常胜利进军时，曾国藩军却从上游进逼安庆。至辛酉十一年（1861）春，太平天国几次救援无功，安庆周围要地尽失。天京方面派出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等率军赴援，他们取道江北，由江浦、全椒、和州、巢县、庐江抵安庆以北的桐城。该年5月，英王与干王、章王等的援军同敌军在桐城安庆之间的挂车河等地大战数次，均未得手[7]。是年9月，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守庐州，次年5月至寿州被诱执不屈死。对林绍璋在安庆失守中的责任，洪仁玕给予了很重的谴责："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生命，又求英王阮（原）其不力之愆。"林如何弃江北不守不战，情形现难确知；清方的史料和今人关于太平天国战史的专著均未涉及。残留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只揭示，当洪、林等赴援抵桐城之初，议定经练潭与在安庆城外的陈玉成会合，会击挂车河之敌军。而林绍璋却临期致函陈玉成以军粮不继为由，说欲"移营鱼塘岗"。陈玉成得讯，立即于四月初二日（5月13日）专人送去复函，痛切陈词，其中有云："……且殿下身居王位，如何酌议军机反复无定，将官不能用命，且而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又说："总之，国土生灵，皆是真圣主之国土生灵，兄等不过辅佐之臣，祈殿下察之"，要求林绍璋照前议，"万无更移"[8]。但林绍璋不待陈玉成复信，已经移营。这封信所揭示的除林绍璋某种责任外，更显示出太平天国在军事指挥上不能集中统一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