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说，这年冬洪秀全将陈玉成、林绍璋、洪仁玕俱革职。这里婉转地批评了洪秀全。"文书"中有"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之句，称颂天王"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但接着说洪秀全的处置却是"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两方各打五十板。而且，洪秀全"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王、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这段话虽未加一字之贬，但对处理不公之批评却是跃然纸外的。
    洪秀全以何理由斥革三人？"文书"没有详说。但台北收藏的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的亲笔自述说，辛酉年冬月，"安省失守本章触怒天王，革去军师、总裁、王爵"。洪仁玕既认为林绍璋对安庆失守负有大罪，本章必然对林有所责备。这触怒了洪秀全。英王陈玉成、章王林绍璋之被斥革，"文书"说是由于"不力"。"不力"自是原因，但对陈玉成则似乎还另有缘由。陈玉成退守庐州后，壬戌十二年（1862）正月在给部将的信中说："至去岁耘天燕之案，曾经兄直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责兄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致章王退桐城、庐江、无为等处，皆罪在兄。现已荷蒙圣恩，出以赏罚革黜。"同日致另一部将函中说："今兄因偶见朝中办事不公平，兄在庐郡具本启奏。现下不以本章为然，小事酿成大端。"[9]可见陈玉成之被斥革，与耘天燕案、与具本启奏朝中办事不公有关。耘天燕案，其情由现已无可考。首席大将因此案、因朝中办事不公而上谏，洪秀全不悦，遂至二罪并发，将安庆失守之事也一起算帐。在上述陈玉成责备林绍璋的信中，我们见到因移营而失会击挂车河之约的是林绍璋。洪仁玕的"文书"也指责林绍璋放弃江北不守不战，而洪秀全的圣旨却说失挂车河之约和造成林绍璋退却之责在陈玉成。当时情况可能很复杂。这使陈玉成心灰意懒。李秀成述及此时陈玉成的心情说："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愚忠于国。"[10]陈玉成因奏事被斥革，洪仁玕也因奏安庆事被斥革，而且不得与闻朝政，原由他主持的外交事务也移交给了林绍璋[11]。这些大约都是辛酉年冬的事，但时而不久，情况又大有反复。据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亲笔自述说：次年春，林绍璋被贬出京，而洪仁玕则恢复军师之职，总掌朝政。这一起伏，显示了当时太平天国朝中急速的派别斗争。洪仁玕在"文书"中，在其他各篇"自述"中留下的一些朝政纷纭的记录，使读者感觉到了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些内在原因。
    这件"文书"述及的一些太平天国朝政变动的情况，有助于澄清一些具体问题。洪仁玕撰著经旨准颁行的《诛妖缴文》、《钦定英杰归真》等书均署辛酉十一年刻，而他本人在书中的署衔却有"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军师"和"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又副军师"之别。从这件"文书"说"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可推知革去军师即是降为"又副军师"。王定安《贼酋名号谱》记洪仁玕名号为"文衡副总裁"，也并非错记，革去正总裁即是降为"副总裁"。但从两本书的署衔来看，革去军师与革去总裁似非同时发生。壬戌春，洪仁玕复职。这一波折是短暂的，革去王爵一事未见如同革去军师、总裁那样在文献上留下印记。也许革去王爵只是"革留"，所以"干王"之称不必改动。上述陈玉成信中说到天王对他"赏罚革黜"而钤英王之印不改，大概也可作此解释。
    洪仁玕指责忠王、侍王、辅王等各坐守某某地，在各该处征钱粮、招兵马以自固而不顾根本。这确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洪杨内讧后至晚期而逐渐形成的普遍、严重的问题。洪仁玕到天京后，见到此种弊病之端倪，提出了"禁朋党"、"赏查由朝廷"等策，但无效果。曾国藩称太平天国各王各将各有"分地"，这虽不能说是拥兵割据，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已不如前期那样指臂相使了。中央天朝仅天京一隅，自须各地支持。壬戌十二年（1862）林绍璋被贬后的任务是赴苏、浙"催粮援京"。洪仁玕说，林被人看不起，各地"闭城不纳，粒饷不得"。癸开十三年（1863）八月因苏杭事急李秀成被允准出京征战，"文书"以为李秀成此次出京是"亲身下苏浙催解兵饷"而收效甚微。洪仁玕自己也以军师之尊而于癸开十三年（1863）出任"捐库征粮使"去各地征粮银[12]，可见天京之困窘。李秀成初克苏、常、嘉后曾向天京输送金银财宝和物资，得到天王嘉奖，其后也颇有向天京输粮银之记载，但天京与各地区间经常性的财政经济关系如何，虽资料稀缺，的确值得注意研究。
    洪仁玕对李秀成的批评，多归结为李秀成"品性的毛病"：变更不一，变迁不常。滁州守将换为李昭寿，苏、常守将迭更，用人不当，由此；"谕令催兵催粮，一无复奏"，也由于"平日变迁不常，临急号令不验之咎"；"苏州、抚（无）锡"叛降于清，"即忠王亦几几不免，皆因忠王变迁不一之咎所致也"，也归结为"变迁不一"。"变迁不一"是"品性的毛病"，似乎是一种缓和的批评，但实际上很难中肯。如苏州叛变（无锡无叛变献城事，应是误记）的发生就难以归因于李秀成的品性。李秀成的号令不验也应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综观这篇"文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它提供了很多新事实、新看法，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使人感到太平天国存在着深重的内部问题。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忠、侍、章、辅诸王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而诸王如李秀成对地方佐将，也是"临急号令不验"。在人事方面，洪仁玕、李秀成、林绍璋等人之间重重对立，而洪秀全的处置，看来却有些"变迁不一"，不能驾驶自如。太平天国晚期中央领导薄弱而无方，互有厚薄亲疏之别在所不免。洪仁玕新到天京而骤封王爵，众功臣宿将曾多有问难、不服。洪仁玕被俘后的一些"自述"曾详述此事[13]，李秀成为不服者之一。李秀成被俘后，问官记其答词说："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14]洪仁玕说，李秀成不信他是"才学之士"，李秀成也承认不屑看他的书，这的确是李的偏见。而在洪仁玕，他在这篇"文书"中，在其他"自述"中，对李也不乏过分之词。如上述壬戌年解围天京之战中轰地垅而自伤多人一事，遽责李秀成是为了贪全功不等侍王、辅王到来所致，似是小题大做。侍王路远，到达较迟，辅王则在宁国作战，虽有配合的作用，并无直接到天京城外作战的计划。又责李秀成不及救雨花台之失，其时李秀成正因"进北攻南"战略不利而南归，不可能来得及回救；而且雨花台之失，责任其实在天京方面[15]。洪仁玕"文书"说王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是"忠正人"，而李秀成则指责他们无才情，无算计，又搜括民财[16]。事实究竟如何？当时，"洪氏之党"与李秀成、李世贤等的确已各有成见，而且在国家危急之秋还难以同心同德。今之历史研究者不应是洪秀全的史官，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现在发现了洪仁玕的这份文书，当然也不应以洪仁玕的是非为是非，或反过来以李秀成的是非为是非。惟有以科学和客观的态度分析文献史料，才能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更加深入。
    这篇"文书"系洪仁玕亲笔行书写成，多有修改和添加，笔迹与沈葆桢卷中洪仁玕的其他亲书诗文一致。文中批评李秀成"欲自获全功"，"全"写作"荃"，这是太平天国的避讳字。叙林绍璋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又求英王阮其不力"。"阮"应为"原"的别写。按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有"秉直心院"、"我心自院"等语，曾国藩改"院"为"愿"。从文意看，这一改动是对的。可见"院"是太平天国对"愿"字的别写。"原"、"愿"可通。洪仁玕、李秀成之将"原"、"愿"别写为"阮"、"院"，是否基于某种避讳的制度，现尚难确定。
    这篇"文书"，从《李秀成供》第17页第3行李秀成以李昭寿守滁州事讲起，内容相当广泛。天王重用洪氏亲族，《李秀成供》在23页谈到，而这一篇"文书"已解释驳斥及之。"文书"最后一段批评说，"今观其传"，李秀成于得胜时自矜其功，失利时诿过于人。这句话的文和意都似系概括全书而言。由此，这篇"文书"虽标有"十七页三行"，看起来是对"十七页三行"而发，实际内容却是就《李秀成供》的全部发表批评。如作此理解，则此篇"文书"应即是沈葆桢咨呈军机处洪仁玕签驳李供之全部。但曾刻李供达59叶，以李秀成叙事之多，以洪仁玕所居的高位及与李秀成的关系，批评似应不止于此。且通篇只首行首句有"某页某行"字样，虽连类而旁及其它许多事，但不大可能对其它各页的事已无话可说；很可能还有其它的以"某页某行"开头的另一些签驳意见，因与《李秀成供》原本脱离而佚失。所以，可以猜想现存的这篇"文书"也许只是原文书的残件。但无论是全件还是残件，它都有很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我在这里向同行介绍这篇文书和我的初步研究心得时，我要深切感谢台北朋友的帮助，并感谢给予利用的便利。
    以下是"文书"的原文，并附半叶影印真迹。洪仁玕的字迹极少流存传世者。20多年前我对认为是洪仁玕写的半副残联作过考释，引起同行的不同意见。现台北藏有洪的手迹多件，可说是难得的文物，足可为辨识真伪提供依据。为便于阅读，现酌量分段、标点。原为示敬而空格之处，仍予空格。涂抹处，仍可看清而有必要者加以括注。个别辨认不清处，依估计字数以□号标出。
    洪仁玕驳《李秀成供》亲笔文书
    第十七页三行○将滁州交李昭寿镇守一段原是，但滁州原守之将甚妥善，忠王念李昭寿同姓，且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忠王坚原将出征而任李昭寿，盖忠王品性之毛病，原在变更不一，多有贻误。即苏、常调守迭更，用人不当，致吴江先误，隔断苏、杭。而苏州之谭绍光不服军民，以致杭、嘉各专己见，不遵忠王之令。而朝廷差章王到苏、杭各郡办粮务，闭城不纳，皆由忠、侍王在外，专靠章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不认（按："认"字由"信"字改）王长次兄为忠正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因此忠王屡多非上推罡之言，实不知己多更张，信佞人之过也。
    推而言之，忠王之坐守苏、杭、常、嘉等郡，与侍王之坐守句、溧、荆、宜、广德，辅王之坐守宁郭、池州等处，章王之暗守芜湖、繁昌、南陵、秣陵、丹阳等处，各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任朝内诏谕催征，毫未见各省郡县多进粮饷以固根本，迨至安庆失陷，英王升天。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生命，又求英王阮（按："阮"应为"原"之别写）其不力之愆。那时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殊知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故于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顺王掌政，外则专任专任（衍一"专任"）忠、侍、辅王掌兵。
    殊自壬戌春，曾、鲍两军下困天京，而忠王明知难以为力，诏谕屡催不动。而章、顺王权在忠、侍王之下，哀求不来。予以苏、杭及天京与长江大势顺逆情形详细陈说，始行□悟。至壬戌七八月间，始行援京。又欲自获荃功于侍、辅王未到之前，即行轰发地垅。殊知垅未清，营内反行自伤不少，叠攻不下。陈坤书又攻大平关不下，而忠王始行渡江，破浦口、江浦、和州而上。因攻无为不下，撤兵上游英、霍山、凤阳等处。因无粮自困，于癸亥春夏间狼狈返师。欲下攻扬州不克，其军十去六七。而雨花台失守，又不及救，反行放师下游苏、浙，欲换蓄锐精以援京困。此时忠王在京而天王不肯放伊下苏、浙，并降诏与忠王，谕令催兵催粮，一无复奏。皆因忠王平日变迁不常，临急号令不验之咎。卒至忠王力求亲身下苏、浙催解兵饷，虽有些饷粮，亦难解涸辙之困。于癸亥秋冬之际，竟有苏州、抚（无）锡等叛将献城与李鸿章，即忠王亦几几不免，皆因忠王变迁不一之咎所致也。
    今观其传，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虽世人不知内事，而当时兵粮之权归谁总握，谅内外必闻之者。若论爵之尊□（以上六字用墨笔划去），西王长次兄之尊，天王不过荣亲亲功臣之后而已，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天下亦共闻而知，不待予之细辨也。予原存厚道，不肯自毁，诚恐阅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以下约还有6个字，不能辨识）。
    注释：
    [1]李秀成谕李昭寿，见《太平天国》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694-695页。
    [2]《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20叶上。
    [3]见曾国藩《水陆迭胜力保芜湖金柱关折》，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7。
    [4]《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56叶上。
    [5]《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18叶上。
    [6]《忠王答辞手卷》，见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附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0、362页。
    [7]参据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月初二日英王陈玉成致章王林绍璋书，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9-250页。
    [9]陈玉成致陈德才、致马融和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98、200页。
    [10]《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46叶上。
    [11]《太平天国》第2册，第853页。
    [12]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编《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92页。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有校正。
    [13]洪仁玕到天京后被洪秀全封为干王，陈玉成、李秀成等五主将"均有不服之色"，洪秀全乃大会群臣，命洪仁玕登台受印。见台北藏洪仁玕在南昌府的"问供"等。
    [14]《忠王答辞手卷》，见罗尔纲前揭书，第365页。
    [15]雨花台之失系清军"乘贼不备而入"。罗尔纲先生认为，"守塞的将领固罪不容诛，而总理朝纲的干王洪仁玕实应负其咎"。见前揭书第292页注7。
    [16]《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7叶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