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唤起民族觉醒意识
    历时近一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留给中国人的是无穷的震颤和悲怆，促使其走上了躬身自省的心路历程。人们寻求抵御外侮、改革内政的良策，思索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痛苦的深化与认识的升华往往同步，由失败带来的醒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战争一役始也。""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战争生"。（梁启超语）"中国之初醒，实在中日战争之后。"（孙中山语）思想巨匠描绘战争与觉醒之关系的话语，意在认定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是从甲午战争时期才正式开始，自有其深刻的蕴涵。而战时高亢昂扬的舆论声浪无疑成为这时民族觉醒、思想解放潮流的先声。笔者逐期检阅了1894年7月1日至1895年5月31日的《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各报，（包括了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到结束的全过程，并分别向前后延伸了若干天），总计11个月335期，统计其中有关甲午战争的政论，《申报》254篇，约占总篇目的76%；《新闻报》188篇，约占总篇目的56%；《字林沪报》172篇，约占总篇目的51%。这种借助特定的传媒递达的社会舆论，虽然受封建社会一家一户封闭生活方式和接受舆论信息的物质条件等因素限制，尚欠发达、完善，但它是在外敌入侵，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迸发，持续时间长，点评范围广，成为国人忧患救亡意识普遍强化，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基础性表现。
    高涨的舆论浪潮本身代表着一种觉醒，同时它又推助、加快了社会变革的速率，从日后的历史巨变中可以窥见舆论声浪的冲击波对社会进程的激荡。头破血流的结局震撼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不甘为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和帝党官僚与当时正在为"救亡图存"积极奔走呼号的维新派产生了思想共鸣。光绪作出两项决策，政治上支持维新，推动变法，经济上下令地方修路开矿，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战后有了重大转折。甲午之战还激起了国人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促使一部分士大夫迈向"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张謇便是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走上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改良道路。如对甲午之败发出"四万万人同一哭，天涯何处是神州"之悲慨的谭嗣同说他"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钜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1]努力钻研和热情宣传西学，倡导变法维新。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四篇重要论文，系统地阐明了他的政治主张及理论基础，又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与此同时，孙中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性口号，以革命为途径，以共和为指归的"共和革命"从此拉开序幕。广大民众也以自己的方式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六十年代以来蓄积的反洋教怒火到甲午战后全面喷发，与反侵略反瓜分的斗争密切结合。更重要的是，在空前的国耻和深重的灾难中，民族认识得以升华，成为中国进一步求"变"的起点。战后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传播，"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滥觞，"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学说的提出，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爱国主义意识的觉醒，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些近代启蒙思想主张的汇集，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由"器物"层面进入制度层面，它直接启导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至民主革命运动的方向。
    上述民族觉醒的一系列表现无不打上舆论影响的烙印。战时、战后报刊上登载的《变法刍言》、《自强策》、《救急议》等文论所营造的紧迫凝重氛围，驱使社会各阶层觉醒；[2]舆论大力呼吁"我中国诸事官办，必多流弊，不若商办较为有益"，[3]迫使清政府转变、调整了经济政策，鼓励民间办厂，致使战后不久就出现了中国投资近代企业的第一次高潮；战时反思言论所揭露的清军腐败无能，训练制度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弊端，促使清政府仿照新法编练新军，导致了近代兵役制度的大改革；[4]报刊舆论不遗余力宣传的"中国自强之道在培植人才"，[5]"取士之法宜及早变通"，[6]力陈八股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倡议兴学校以储人才，使维新变法的倡导者们把开启民智、更新民德、学习西方当作中国实行变法的前提，急切地为之奔走呼号和践履笃行，于是流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得以废止；舆论极力鼓吹的"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认定"其治国最足法者正有数端"，而首要者乃"开议院通上下之情"，[7]为日后一系列政治变革准备了思想素材。可以这样认为，把维新变法运动、二十世纪初清廷"自救"意味的"新政"，乃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作是甲午战争舆论声浪的历史回响亦不为过。
    二催化社会思潮流转
    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流转过程中，甲午战争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当时中国社会思潮正值转型时期，其演进的主流，是维新思潮超越洋务思潮，此二者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一般认为，甲午战败是洋务运动破产的界标，但此役又刺激了维新思潮的勃兴。与洋务思潮相比，甲午战后图强御侮，变法救亡的成份明显增加，这正是与维新思潮相印之处，只是维新思潮在包含了洋务思潮若干进步内容的基础上，更升华到仿效西法，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层面。因而战时报刊舆论所表达的思想，可说是洋务思潮和维新思潮的中介。
    报刊持论的变法自强，是在中日交战不断失利乃至败局终定的情况下，作为非官方的一条重要舆论渠道向社会宣示的救亡识见，其筹措运思自有新意。它在抨击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总体立意有所提高。虽然战前也有人对洋务运动作过程度不同的批评，但始终没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甲午一战，日本用武力打破了洋务运动补漏填缺的惨淡经营，反省洋务运动，要求政治改革因而成为思想主流。《申报》1895年3月21日《变法以求实效》一文中有的放矢地提出和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自有泰西各国通商以后，未尝不以富国强兵自务，讲求格致，研究测算，创造制造局，建立海军衙门，……亦可谓善变矣。乃今且见侮于倭人，丧师失地，……如是而犹言变法，不几为有识者窃笑乎？曰：是不然。中国之变法，但知变其末而未知变其本，但知变其流而未知变其源"。[8]这是对洋务运动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见中国公众已经意识到仅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不能从根本上铲除中国的贫弱，因而自然将其视野拓展到类比西方政治制度的层面。此时，报刊上认定："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9]要求"设议院以达民情"、"创行新法宜开议院"的呐喊，俨然成为震落天庭的时代最强音。另外，甲午败局使"天朝上国"的心态彻底失落，观察日本的视角重新调整，（此点在后面详论）。报刊上介绍日本概况的《日本疆域考》、《日本官制考》、《日本气候风俗考》[10]各篇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同成为维新运动的启蒙读物，而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则成为百日维新的蓝图。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悟和研究，强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近代化进程。所有这些同步反映现实呼声和郁积着时代痛苦的"草野之评"、"刍荛之言"，利用报刊多向、快速的传播机能，使其中闪烁着"真理的火花"的思想光焰迅速、广泛地充填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空间，使舆论的张力得以急骤增长。"舆论的中介作用所开辟的科学认识之路总是铺设在其它意识形态之前"，因而，"它便成为推进深层社会意识变革的起点和宝库"。[11]继甲午战争之后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舆论流动意识及其张力的特点。
    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抗争的"公车上书"，将维新变法的改革方案公诸于世，成为甲午战争舆论浪潮的巅顶。虽然其上书的初衷（拒和）并未达到，但亲历此举的康有为从一系列反应中已领悟到制造舆论、利用舆论的重要性。"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谈到办报之事："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12]于是设学会开报馆成为维新派继续努力的方向，随之中国公会，强学会等讲求变法的团体应时而创，《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等舆论阵地也风起云涌。利用报刊开展政治活动，此"破二千年之积习"的创举，表明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对大众传媒在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有深彻的悟察。
    将甲午战争时期报刊政论所体现的基本思想置于当时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轨迹中观照，可以说是处于洋务思潮与维新思潮的临界过渡区段。这些富有笔底波澜、诤言警训的政论所表达的思想"包含着现实世界的真正需求和正确趋向，而且包含着永恒的实体性的正义原则"，[13]其带有爆发力、启迪性的认识已经突破了洋务思潮的局限性，与维新思潮有不少相通之处，成为维新思想高层次认识的渊源和参照系数。虽然战时通过大众传媒所表达的社会舆论不能彻底动摇瓦解封建社会结构的根基，但其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的积累，无疑有助于在历史进程的嬗递中架设桥梁，催化社会思潮流程的尽快衔接。以政治改革为主旨的维新运动便在甲午战时要求变法的舆论"气候"中孕育，勃兴，从而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三推助国民心态转变
    甲午战时报刊舆论声势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国民心态的改变有重要作用。国民心态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心理反映之总和，包括国民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心理。战后国民心态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对日本的态度。中日之战，泱泱大国打不过"蕞尔小国"，"不察邻国，误轻小邦"，传统的心理积淀导致惨败，严复在天津《直报》著文批评这种认识："诸君自视太高，视人太浅，虚骄之气不除，虽百思未能得其理也。"[14]但日本仿行西法得以盛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战争带来的屈辱越是沉重，对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就越深。在防范与钦慕双重心态下，中国人对日观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们争相深省："日人与西人通商，仿行西法皆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为何会有如此迥别的差异？报刊时论指出：其学西法，"中国则虎头蛇尾，忽焉中辍，日本则二十余年来孜孜矻矻，无稍间断。"[15]对日本的赞诩之意溢于言表："闻明治维新时子爵伊藤博文，欲详考欧洲之俗，深苦不得其门而入，乃依某西者当贱役阅十余年始归，今且堂堂然为首相矣。"[16]如此坚忍的毅志，良苦的用心，用以改制求强，自然速见成效："日本三十年来，移他邦之嘉种以成本国之良材。迄于今，柢固根深，果实已垂熟矣，用兵一事，略见端倪。"[17]报章对伊藤博文经历的描述虽与事实略有出入，但其对日本，对伊藤的夸赞之意却是由衷的。
    事实上，中国公众注目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上海的报纸就对日本学习西方，厉行变革的多项措施都作了及时报道。1872年6月25日，《申报》一次就刊载了11则日本消息。另据抽样调查，1882年7、8月间，该报平均每天编发2条有关日本的动态。[18]这些报道几乎都突出了明治维新的两个特点：效法西方，改革旧制。当时上海人既对日本的振兴感到震惊和羡慕，又对其野心有些不安："向者蕞尔一国，不敢与四邻通，一旦易辙改辕，居然有以自强而不畏之强，且将有以制人之言。不但有以制一强，而并不难力制两强，嘻，何兴之速也。"[19]由于"囿于习俗"，甲午战前这种"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的声浪并未能发展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浪涛。而甲午战争中，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验证，不得不令中国人叹服"。"承认事实，是人们改变认知结构的开始，而改变认知结构又是人们改变社会态度的发端。"[20]这里，舆论传播潜在的隐性效果发挥了作用，于是，强敌变成了榜样，社会舆论一收防日鄙日、轻日仇日的心态，把在洋务运动中逐渐形成的羡日心理迅速升华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师日思想。这是十九世纪末叶中国人对日观演变轨迹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转折点。康有为就一直高举"仿日"大旗，积极主张"按迹临摹"。他认为"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并在维新变法高潮中两次进呈《日本变政考》，一再建议光绪帝"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21]